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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語言政策與少數民族語言活力 林修澈◎政大民族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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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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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中國的語言政策是要推行一種全國通用的語言，但中國的民族政策卻要尊重各民族語言的發展。其實早在民族認定工作進行伊始，語言與民族認定之間的關係，已經把兩個政策捲在一起。所以「民族」同「語言」及「方言」之間，錯綜複雜，使得普通話強力推行，而「其他各種語言及方言」便以各種姿態快慢不一衰退。 本文在「語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的條件下，來看各族語言使用的轉化，由單語而雙語而轉用他族語，也推估民族語言活力值來反證語言政策的影響力量。 一、語言政策的基礎條件：語言與民族認定之間的關係 1 民族認定的過程 中共體認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所以「民族政策」的重要性遠在「語言政策」 之上。不釐清國家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語言政策，很難要求國家指出明確的語言政策。民族事務工作的首要之務是「民族認定」工作（中國用詞是「民族識別」）。 「民族認定」是在國家對於國內少數民族給予正式承認，並給予集体權性質的「民族權」的條件下，所產生的一種事務。這個民族認定工作在政權建立之初就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大規模的工作則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七九年底。民族認定的工作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1954，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在1953年）首先認定了三十八個少數民族。其中，有九族係屬「公認」（朝鮮族、回族、滿族、蒙古族、苗族、維吾爾族、瑤族、彝族、藏族）不待查驗，自然成立。另有29族（白族、保安族、布依族、傣族、東鄉族、侗族、俄羅斯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高山族、哈尼族、哈薩克族、景頗族、柯爾克孜族、拉祜族、黎族、僳僳族、納西族、羌族、撒拉族、水族、塔吉克族、塔塔爾族、土族、佤族、烏孜別克族、錫伯族、裕固族、壯族）經過國家認定而正式獲得承認。 第二階段（1954--1964，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在1964年）又認定了十五個民族（阿昌族、布朗族、達斡爾族、德昂族、獨龍族、仡佬族、赫哲族、京族、毛南族、門巴族、麼佬族、怒族、普米族、畬族、土家族、阿昌族、布朗族、達斡爾族、德昂族、獨龍族、仡佬族、赫哲族、京族、毛南族、門巴族、麼佬族、怒族、普米族、畬族、土家族）。 第三階段（1965起到現在，第三次全國人口在1982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在1990年）再認定二個民族（珞巴族、基諾族）。 中共的民族認定的依據有三：第一，結合中國實況，靈活運用斯大林關於民族四個基本特徵的理論﹔第二，從民族集團的現狀出發，注意分析其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情況，做到歷史與現況相結合﹔第三，尊重本民族集團中大多數人意願。 我們根據第一點，追查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做為核心概念的四個基本特徵，即是：（1）共同的語言、（2）共同的地域、（3）共同的經濟生活、（4）共同的心理素質。在這裡，斯大林仍然把語言列為構成民族的第一個基本特徵。 2 檢驗「語言-民族」對應律的適用幅度 在正常情況下，「語言-民族」對應是呈現「一對一」對應，但是中國過多做政治考量，對語言要素並不很重視，所以對這一個「民族-語言」對應律並未嚴格遵守，同時對「語言-方言」的分界也不太著意。因此，民族的邊界，因為語言同民族脫勾及語言同方言混亂，而糾纏不清。104語言＋102方言＝54民族（高山族除外），見下表。
104語言對應54族（高山族除外），出現21族有多語對應一族的現象，其中12族兼有方言問題。有「方言」問題的共有36族，其中24族是單語但有方言。 至於一語對應多族，採取民族人口未達1％不予計算的標準，共有8語屬於「一語vs多族」的情況，見下表：
3漢語方言 漢族也在「公認」的情況下，使得漢族內眾多「話」的語言學位階，在「語言」與「方言」之間糾葛。隸屬漢語族之下的語言（晉語、吳語、徽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平話、客話）都「公認」為「方言」，這些「方言」群的成員，也自然而然屬於「漢族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倒是客家案例有些怪異，客家話固理所當然是「漢語方言」，以中原正統自居的客家人卻被「半分割」為「民系」，亦就是「支系」「半民族」的意思。 二、語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中國的語言政策，同民族政策之間，關係密切，兩者合看，更容易看得清楚。中共民族政策的精神在於強調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落實。為了落實「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在中共建黨建國幾十年的實踐行動裡，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具體重點： 關於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行，現行的《憲法》（1982）從[第一一六條]到[第一二一條]恢復了1954年憲法規定的自治權利，並根據國家情況的變化增加了自治權利的新內容。憲法賦予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行使六個方面的自治權，即：（1） 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立法權； （2）財政管理權；（3）經濟管理權；（4）文化管理權；（5）組織公安部隊權；（6）使用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執行職務的權利。在這裡，可以體會到民族語言的使用需要有民族自治地方作為載體。 強調尊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是中共的一貫政策，憲法繼續用法律予以充分保障。[第四條]規定：
[第一三四條]還規定：
還規定：
綜上所述，《憲法》（1982）正視了國內的民族關係，明確規定和充分保障了國內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 國家制定的法律中，為了保證在民族自治地方根據民族特點貫徹執行，有的法律中也做出了有關的規定。從1979年到1986年3月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制定了大約50個法律，其中近20個法律，對民族問題作出了規定，但沒有為民族語言特別制訂。 中國根據〈自願自擇〉的原則，幫助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創制或選擇一種現成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充實或完備其文字。各民族語言文字方案一經通過，即受到法律承認，並在該民族地區推行。這種為少數民族創造文字的事蹟是中共宣傳民族政策的重頭戲，但揆諸事實，這些新創文字卻推行不力或推行不易。 從少數民族語言翻譯、出版和廣播事業的發展實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努力。從中央到有關省、自治區、自治州，先後建立了許多〈民族出版社〉。這些出版社，用民族語出版大量書籍，早期重心在翻譯和出版了馬恩列斯毛著作和有關政策文件，現在則轉向社會科學讀物、科學技術讀物、文化藝術讀物、文化藝術作品以及教科書、工具書等，尤其是整理出版少數民族文字的文學、歷史和醫學名著。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朝鮮等五種語言的廣播，在內蒙古、西藏、新疆、廣西、吉林，黑龍江、雲南、青海，四川，甘肅等省區或自治州的廣播電台，也相繼開辦了多種民族語言的廣播節目。 國家先後在中央和各有關民族地區建立了少數民族語文的研究機構; 在民族院校開辦民族語文專業，培養了大批從事民族語文的教學、科研和翻譯人才。並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大規模的全國少數民族語言普查，編寫各少數民族語言簡志。 這些情況，可以視為各民族語言文字使用自由的客觀發現，又是對這種自由進行保護的措施的反映。只是實際上發揮的效果，相較於漢語的推展，便會覺得脆弱，而對前途只有「審慎的樂觀」。 中國也積極發展雙語教學。此處的「雙語教學」，指：對民族學生可以採用漢語與一種民族語言為教學用的語言。但是，「漢語」就是「漢語」，「一種民族語言」卻不一定是「本民族語言」。中共根據各民族語言及文字的使用情況，定出這樣的教學語言政策：
中共近年急於推行「雙語教學」，到底推行「雙語教學」究竟有什麼利益？利益有二：(一)推行〈雙語教學〉，正是在實踐民族政策裡的一個要點〈尊重民族使用語言文字的自由〉，有利於民族團結，並博得尊重少數民族的美名。(二)有些民族地區，漢語不流通，無法做為人際溝通的工具，當然也不可能成為教學語言。因此，為了普及民族教育，確有推行〈雙語教育〉的必要。 但是，事情的複雜，絕非想像的簡單。由於民族語言教學體系不完備，只有幾種民族語可以從小學持續到大學以上（朝鮮語、蒙古語、維吾爾語），藏語止於中學，其它民族語言的處境更是險惡。因此，民族語教學系統的學生就很難避免轉入漢語教學系統去升學的處境。 一九八七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在招生工作法規性的文件《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暫行條例》中，第二十四條專門規定：
既然漢語文的重要性很難降低或排除，雙語教育便很容易讓少數民族認為是無謂的負擔，甚至在漢語全然不流通的民族地區，也視民族語言為「拐棍」（拐杖，即學習漢語的進階工具），認為教學的正途是「丟掉拐杖走路」。即使是民族語教學體系完備的民族，也有相當比例的民族學生，在選擇教學語言時，揚棄本民族語言。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1984）蒙古族學生，選用蒙古語教學28.0%，選用漢語教學46.4%，選用雙語教學25.6%。而這裡的「雙語教學」，是：漢語為主、蒙古語為輔。可以說：連蒙古族學生（以赤峰市為例）也只剩下1/3選用本民族語言為教學語言。更甚者，這不到1/3蒙古族學生主要是北部牧區學生，亦即他們之所以選擇蒙古語，未必是喜歡本民族語言，而是沒有能力去選用漢語。 民族語文教學出現了「拐棍論」和伴隨而來的「急於丟掉拐棍」的思想干擾。有些領導幹部在民族語文教學問題上的指導思想是「民漢並舉，重在通漢」，意即：在不通漢語的民族小學中，應在低年級首先使用民族文字教學，並同時學習漢語文，到高年級用漢文教材教學時，也要用民族語文進行輔助教學。 這種「民漢並舉，重在通漢」的教學法，可視為「老雙語教學法」。受漢文化影響甚深的白族，一向採用這種教學法。白語一度被認為是漢語的「方言」，到 1950年代經過調查研究，才確認為屬於藏緬語族的一種民族語言，可見漢語對白語影響的深遠。據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教育界的一項學術調查，得出這樣的結論：按照該縣近四十年來的漢語掃盲的速度來推算，要掃除該縣現有的文盲，最快也得130-150年。如果改用白語白文，則只要10多年;所以掃盲的最佳良方，就是使用民族習用的語言。 三、民族使用語言的轉用 民族的語言使用，在強大外語影響下，會循「單語人→雙語人→轉語人」的途徑轉變。 目前53民族（高山族及俄羅斯族除外）的語言使用情況如下表（見下頁）。 在表中，53族可以分為四級，第四級有13族本民族語言使用人口的單語人在10％以下，其中有5族甚至已經沒有本民族語言的單語人（0％）。而轉語人（即使用他語而不使用民族語）高達99％的有2族（滿族、畬族）；往下在90％以上的有1族（土家族92.95％）；往下80％以上的有2族（仡佬族、赫哲族）；居80∼50％的有3族（錫伯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居50∼10％的5族（保安族、羌族、京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其中鄂溫克族轉語人情況比較輕微，只有12.36％，但單語人低到僅有2.91％，八成五（84.73％）的人口集中在雙語人。 第三級（50∼10％為單語人）有21族，其中有11族的轉語人同樣也在50∼10％之間，其中怒族情況最重（49.79％），轉語人幾達50％；往下10％以下的有7族；另有3族（基諾族、麼佬族、人登人）為0％。 第二級（80∼50％為單語人）有14族，轉語人均在50％以下，其中轉語人在50∼10％的有3族（苗族、侗族、蒙古族），在10％以下的有10族，而景頗族則為0％。 第一級（80％以上為單語人）有5族，其中維吾爾族高達99.46％；藏族的單語人雖有82.08％，但轉語人稍高，有3.94％之多。 民族使用語言的轉用表四、民族語言活力值的估算 根據黃行對現時下中國少數民族60種語言做語言活力值評估，他選用10種領域：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體、文藝、宗教、經濟、信息，分項評估，在總和出綜合活力的評估，下表列出綜合及分項的活力值與60種語言間的排序，並且將它們分成3級。 若將下表簡化，但是卻把3級分法細分為7類，則新面貌見下表： 
民族語言活力值估算表 結論 一個語言的大量使用人口及文字化，對於現行語言政策下的語言活力，影響極為深遠。語言人口一千萬以上的壯語，沒有悠久而流通的文字來配合，語言活力反而落入第二級。本民族自身若放棄使用民族語言，大量使用人口及文字化的優勢仍然會喪失，滿族人口近年也突破千萬，滿文有悠久歷史並為清國官方文字，如今滿語竟成為死語。相對的，處於隔絕孤立的環境，人口少，不需要文字化，民族單語人比例高，語言照樣有強生命力。只是不捲入整個大社會的整合，與近代化不相接觸，自外於語言政策，也溢出本題，不必論列。少數民族語言的活力，若不對現行的語言政策調整，長程來看，是益趨衰退。 （初稿尚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