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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 楊聰榮◎香港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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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語言現象與語言政策特別值得各亞洲國家參考：香港的語言政策與語言使用成功地同時維持了國際化與本土認同兩方面的需求，英語與廣東話是主要在不同領域間滿足各方面不同需求的主流語言。香港在各公共領域中所建立的雙語書面系統（中文與英文），以及對語文教育和翻譯事業的重視與投資，是亞洲各國或各都市難以望其項背。香港的廣東話建立全功能使用，從議會到大學，由學術討論到娛樂事業，是所有華人地區（含中國）普通話以外漢人語系中唯一發展全功能語言使用成功的例子。同時，香港與台灣及東南亞華人社區一樣，有不同的中國南方語族面臨現代問題的歷史經驗，所面對的問題之性質較接近，例如香港的語言經驗所涉及國際化、本土認同、標音系統、標準漢語與繁簡字體等問題都是。不論其經驗是正面或是負面，皆有值得特別深究參考的地方。 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的經驗是正面或是負面，採取的角度不同，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從香港的執政當局以及香港主流社會而言，發展一個以廣東話為認同核心的香港認同及香港文化，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如果以客語族群的觀點來看，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中的客家人在新界劃給香港時仍足以和所謂的本地人相庭抗禮，尤其在新界北部客家人還在人數上優勝。香港還是全球客家崇正總會的大本營，也是客家學客家研究的發源地，在歷史上建立全球客家族群意識居功為最。然而本地的客家語族卻逃脫不了客語衰微消逝的命運，在香港建立主流社會認同的成功故事的陰影下，不知不覺之中，成為各地客語消逝最快的地區。香港的客家語族的個案，對致力保存客語人士而言，是最佳的負面教材，值得深入研究瞭解。 這篇論文主要想針對香港語言政策做提綱切領式的分析，並且語言政策與語言環境的互動，來說明語言政策的特性與其所對應的語言問題，提出對香港語言政策的參考點與啟示方向。目前香港本地對香港政策的研究，集中在某些特定的議題，其中有很多問題是語言學者或是局內人(insiders)關心的問題。為了配合論文希望在語言政策上提供參考觀點，筆者將調整這些觀察香港語言政策的角度。【l】筆者現居於香港，為了充分發揮就地觀察的長處，除根據過往的研究成果以外，也會提出筆者生活觀察的心得，以及利用本地輿論的材料。以下的討論，首先說明對香港語言政策做概括性的分析，然後將香港語言政策與語言環境互動之中產生的不同問題，做進一步地討論。 這些問題分別是官方語言問題、教育語言問題、母語教學問題、普通話問題、弱勢語言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英文與中文之間，屬於國際語言與本土語言之間的問題，第二層次是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屬於國家語言與本土語言之間的問題，第三層次是廣東話與香港少數族群語言之間，是主流語言與非主流語言之間的問題。這三個層次也是各國不同地區會遭遇的問題，雖然香港語言政策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產物，其政策仍值得各地參考。因為既是政策，即是人為選擇的結果，同時政策實行的過程中，也累積了許多經驗，可以分析語言政策的長處與短處，值得做進一步地分析。分析這些語言政策與語言現象，可以總結出其背後所包含了思想，分別是香港認同主義、英語至上主義及語言實用主義。最後結論部分，總結香港語言政策的成功之處與相應問題與現象，並兼論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香港語言政策 現行香港語言政策可以用四個字來總括，即「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兩文者，中文與英文；三語者，廣東話、普通話與英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之後，當年9月香港政府教育署即公布《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其中即有對香港語言政策清楚的文字說明：「因此，政府的語文教育政策，以『兩文三語』為目標，期望我們的學生，可以中英兼擅，能書寫通順中、英文，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香港政府教育署，1997: 1）這段文字清楚表達香港當前語言政策的政策目標，而這個政策目標也在日後各種政府公開場合中宣示。 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在一次公開談話中說得更清楚：「在香港，我們對英文和中文都極度重視。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英文是業務的語言，優秀的英語能力，也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個人的成就。另一方面，香港亦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必須學習中文，並且懂得說國家的語言，即普通話。由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自南中國廣東省一帶，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是廣東話，因此，我們的語文政策是培養年青人「兩文三語」的能力，亦即是說，他們應懂得閱讀和書寫中文及英文，並能操流利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 【2】（羅范椒芬，2000）。 這個說法很準確地描繪出香港對語言使用的看法。首先，香港是個華人的世界，一般的說法，華人人口佔香港總人口約佔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教育評議會，2001: 11)，能說廣東話的人口約佔百分之九十五(劉鎮發，2001: 37)。因此討論香港的語言問題，並不是討論內部族裔之間如何溝通的問題，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涉及不同種族之間的問題大不相同，與美加紐澳等移民國家也大異其趣。在香港討論英語的問題，主要是用來與外界溝通，其語言政策其實是在相對單一的語境，要用政策方法來創造雙語世界或多語世界，這種經驗比起多元種族國家要來得更不容易。其次，香港是個廣東話的世界，廣東話雖然在廣東境內是強勢語言，但在中國境內，仍是少數語言，所以香港人必須致力學習普通話，才能與中國內地廣東語區以外的人溝通。這意味著不論是國際語言或是國家語言，香港都必須另外花費心力學習生活語言以外的語言。 香港語言政策的法令依據，主要在香港基本法第九條有專章規定，第九條內容如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英文的內容如下：“Article 9: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may also be us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by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legislature and judiciar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這個法令依據本身有其高明之處，值得深究。首先，明確指出了英文在香港的地位是official language，然而在中文的條文卻不是用「官方語言」，而是使用「正式語言」，同時法令中衹規定在三權分立的政府機構使用，而且是以補充的方式提出，減低了official language的權威性，卻仍然保持了英文在香港政府的地位。其次，對於中文的地位沒有規範，當成是既有的條件，而英文衹是中文的補充，但在文字中卻不界定其關係，可視為兩者地位一致，相當有技巧地提昇了中文的地位，同時免卻不必要的爭議。第三，對於中文本身也不加界定，保留模糊地帶，自然可以是普通話，也可以是廣東話，這顯然是採用在香港的語境所指涉的內容，這種做法也是承襲殖民地時期對於中文所對應的口語保持模糊的政策。 香港語言政策表面上看起來明確，看似因應後九七時代香港的語言政策，其實是香港歷史中長年累積，一項多方妥協的產物。香港現行的語言政策，有個複雜而微妙的發展過程。由於香港政治的特性，香港對於語言政策的討論向來是非政治化的討論取向。然而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政治的考慮是無可避免的，香港今日地位的獨特性自然是與其獨特的殖民地歷史有直接關連。回顧香港語言問題的歷史發展，理解現行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的微妙處，可以說去政治化即是香港語言政策的一大特點。其政策有如英國紳士作風，深謀遠慮卻以含蓄穩建的方式表現，在很具體而清淅的措施，隱含其政策的考慮細緻，我們不能衹以字面上的法律條文或是政策宣示來理解其語言政策。 另外，我們要注意香港的語言政策範圍。從法制而言，香港是直接承襲英國的法律制度，是英美法系或是海洋法系，不成文法與習慣法所佔的比重很大，其法制施行的範圍，未必能全然由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得到。從政制的角度而言，香港是以行政主導的政制型態，政府施政，行政手段對市民的影響更大，其中有不少措施是不會以明文表明。以施政風格來看，香港政府承襲英國的統治風格，身段比較柔軟，許多政策是衹做不說。可以說香港的語言政策是有「隱蔽的語言政策」的情況出現(教育評議會，2001: 11)。這種情況下要研究香港的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不能衹停留在法令及政策宣示，其許多具體的做法，以及其做法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更具有參考價值。 香港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 香港的語言政策與語言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一般性的語言政策，一是語文教育政策，或者應該說，目前香港政府與香港居民對香港語言政策的討論，集中在語文教育政策。就政策方向而言，兩者的差異不大，都是以「兩文三語」為目標，衹是針對性不同，實行的手法與態度也不盡相同。同時，將語言政策轉移到語文教育政策，其實也是香港語言政策的高明所在。就一般性語言政策而言，各種公共場合對公眾的服務都會儘可能以提供兩文三語為目標，雖然目前在實際上，還是兩文兩語為主，【3】普通話受限於目前的人才與資源不足，未能大規模地提供服務，但是這方面成長快速，兩文三語的確是朝著目標前進。做為教學語言，情況也大致相似，主要是廣東話與英語，普通話的比重仍然很低，但是進步很快。 「兩文三語」這個語言政策在1997年香港回歸以前已經有比較清淅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是英國管制下的香港政府在認知1997年政權轉換的情況後，提早做出語言政策明確化的安排，到了1997年以後，這個語言政策變得十分明確，一再出現在政府文書與政府首長的公開談話。雖然內容略有出入，方向仍是在「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上邁進。立法會議員質詢施政重點，語文教育與語言政策也是焦點之一，而政府答詢各種相關問題，也未脫離「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的統一說帖。【4】 就語言政策而言，是個穩定而明確政策，香港居民與國際人士對這個政策也多持正面態度，也沒有遭遇任何強大的反對意見，應該可以說是成功的語言政策。兼容並蓄，簡單清淅，應該這個政策說帖的特色及成功之處。然而清淅的語言政策並不保證語言政策實行的成效，相反地，香港各界論及香港的語言問題時卻是憂心不已，問題感很重。問題感很重，主要表現在語文教育政策的實行上，1997年以後香港政府光是在採行母語教育或英語教育方面，已經備受抨擊，成為政府施政被批評的重點項目。 因此我們討論相關問題，必須注意區分問題的性質。語言問題的深重，並不單純是語言政策品質的問題，也不單純是語言政策的實行問題，也涉及香港人的語言處境。這裡要指出的是，香港各界對政府的指摘，問題感很重，其實表現了香港各界對語言教育的重視，以及對政府資源投入不足的不滿。主客觀的認知也有很大的差異，本地人士與國際人士的看法也不盡相同。除了香港內部的批評以外，國際人士批評香港人的英語能力，以及大陸知識人批評香港人普通話能力，時有所聞，加深了香港人對於語言問題的問題感。除了公開提出來的問題之外，還有其他潛在的問題，衹有極少數人付出關心，不在公開討論的範圍，如香港的少數族群語言問題，如客家話與潮洲話的消失，以及人數日增的東南亞人的語言需求等等。 官方語言問題 如前所述，香港的語言政策可以分為一般語言政策與教育語言政策。【5】以一般語言政策而言，主要表現在官方語言的使用。由歷史來看，由獨尊英文到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是一個轉折，現行基本上是使用英文與中文兩軌並行制，至少在表面上，英文與中文是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在實際的運作面上，英文在書面文字上仍具有優勢地位，政府內部的文書作業仍然是以英文為主，衹有在公文書要對外時才翻譯成為中文與英文並行的形式，具有法律效率的文書仍然會加上兩者衝突時以英文為準的字句。至於在口語上，廣東話則有後來居上之勢，隨著英籍官員的離去，廣東話自然取代了英語做為工作語言，以立法會開會為例，雖然提供雙語傳譯一如往昔，但是發言自然以廣東話為主，等到會議結束以後，才分別用英語及廣東話對新聞傳媒發言。 由歷史的角度來看，在英國領有香港開始，其語言政策與其他在亞洲的殖民地並無太大差異，都是獨尊英語，香港殖民官員可以與新加坡等海峽殖民地互相調任，同樣也對當地居民的語言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香港的語言政策開始具有獨特的性格，主要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經驗。戰後學生運動引發「認中關社運動」，加上六七年暴動的影響，一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的運動成功了，中文在英國殖民地時代取得了法定語言的地位，也成為香港語言政治的特色。 相較亞洲其他國家，香港政府在語言政策上建制安排與重視程度是相當突出的。除了在政府內部有教育統籌局統籌語文教育政策之外，另外設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邀請社會各界賢達人士出任委員，做為政府語文政策的參考諮詢機構(Hong Kong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4)。成員包括大學校長、教授、律師、政治人物、企業家、中小學校長、語文教師等。【6】這個委員會主要責任是向政府提供與語文教育政策有關的意見。具體的工作包括負責研究香港語文教育的需要､制定切合這些需要的政策､監察教育語言政策的推行和評估成效。委員為有給職，兩年一任，委員會也負責管理語文基金，建議批核語文相關計劃申請書的資助額（教育統籌委員會，1994）。 提昇英語水平成為朝野共同的目標與努力方向。由區域及功能組別選舉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通過「推廣廣泛使用英語」的動議，顯示民意代表關心香港整體英語水平問題。香港政府內部則成立法定語文事務署，以協助公務員可以維持高水準的中英文工作語言。【7】法定語文事務署現已脫離香港行政長官公署的直接管轄，成為香港政府內獨立的行政機構。該署例常性的工作，包括為向立法會提供即時中英文傳翻，以及翻譯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報告等等，同時由於從事官方文書翻譯，也成為公務員公認的中英互譯權威，經常接受外界徵詢有關標準翻譯名稱的參考。 然而香港政府並非所有事務全部以中英文翻譯，仍然會視不同性質而加以調整。因為某種情況，又中又英，浪費資源，影響效率，有時必須以快速有效為優先，則會出現單有英文或單有中文的情況出現。但在原則上，中英並重，始終貫徹(Luk, Sun-lan, 2000)。法定語文事務署專員李立新曾經談過政府內部的運作狀況，即內部會議以英語為主，惟近年來，如果內部會議只有一、兩位外籍同事出席，則由同事為他們作即時傳譯。如果衹有本地同事，則可能轉為廣東話。然而本地同事每天在網上閱讀的新聞做摘要簡報，則仍是打英文為主，速度快一點。【8】 筆者認為，香港政府本身的語言政策及語言使用，很值得其他地方做進一步的研究與參考。雖然各國的歷史背景與語言能力等基本條件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做為公務員體系如何利用組織上的安排來強化雙語的應用以及保持行政效率等，仍是值得參考或是檢討的。分別以兩種語言來召開記者會、發布消息以及印製政府文書，是香港政府與國際接軌又能保持自己社會的特色與作風。將語言事務當成一個施政重點也值得參考，香港的例子顯示，是否注重語言事務的品質，是否投資相當資源在政府內部的語言事務，以及是否有政府內部的組織安排來強化翻譯與語言能力，所展現出的施政品質給外界的觀感有密切的關連。 教育語言問題 至於香港教育語言政策，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在早期香港政府對教育是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對語言問題並不關注，衹在精英教育的系統中培養其治理上所須的英語精英即可。因此曾是長年唯一的大學，香港大學就一直是以英語為官方語言，除了少數的例外（如中文系），不論是教學、行政都以英語為唯一標準，研究也僅計算英語的研究成果，這種特質，至今仍保留在今日的港大。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在1962年成立了之後，情況有了轉折，由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多為大陸遷港機構，以發提中華文化為己任，因此香港中文的校務規程有明確的規定，中文與英文具有同樣的地位，不得岐視任何一種語言的使用者。中大與港大，即象徵香港教育語言政策的兩種思維態度，一是中英文並重，另一個是重視英文。至於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以後，多家理工學院昇格為大學，在語言政策上都是以港大為模範，以英語為教學語言。 筆者認為，香港各大學的語言政策與語言使用，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與參考。以筆者個人經驗而言，香港大學平時人們談話可以是廣東話或是其他各自熟悉的語言，一到課堂上開始上課就自動轉成英語，可以說是成功的創造了一個英語教育環境，成為該大學的特色與賣點之一，因而在亞洲區域內的高等教育都具備相當的競爭力。而在中文大學，各科目在選課之前已經註明是哪種語言上課，分別以“Ｃ”、“M”、“E” 代表廣東話(Cantonese)、普通話(Mandarin)及英語(English)為授課語言，由授課老師來決定，並且規定各教學語言維持一定的比率，這種做法做得學生習慣三種不同的語言環境，對中大學生保持三語能力亦有助益。筆者曾在香港不同的大學教書兼課，知道各大學的具體做法的細節上各自不同，各有值得參考或是檢討的地方。另外，香港各大學多數學系都有外籍教師，外籍教師參與各級行政事務，沒有如日本、韓國或台灣一樣被排斥在核心運作之外，是保持各大學持續使用英語做為工作語言的原因，以及學校將該校的語言政策寫在校規之上等等，都是值得參考的地方。 目前在香港本地討論香港教育語言政策，焦點集中在中學教學語言的安排上，特別是有關使用英文做為教學語言的問題。【9】問題焦點集中在中學教學語言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銜接上的問題。就幼稚園及小學教育而言，香港多數的幼稚園及小學均以母語教學為主，而各幼稚園及小學均有相當份量的英文科，除非是國際學校，因此一般小學與號稱英文小學之間的差別並非太大，因此小學和幼稚園對於教學語言問題爭議不大。【l0】而香港的大專院校，如前所述，由於高等教育與世界的銜接和交流以及學術研究的需要，採用外國的教材及聘用外國教師，因而一部分用英語為教學語言，另一部分則中英文並用，這方面行之有年，為社會及教育界所認同，學生也接受，因此教學語言的問題也沒有太大爭議(Poon, 2000)。由小學的母語為主，到大學的英語為主，中學教學語言應如何銜接，社會未有共識，過去港英政府是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1997年，香港特區政府在董建華的領導下，立意以行政手段干預中學教學語言問題，才是發生爭議的關鍵所在。以下另外章節來討論相關問題。 母語教學問題 香港政府在1997年以後，也對語文教育視為重大施政。尤其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就任後立刻推行的「母語教育」政策最受人矚目，引起的爭議也最大。在受到各方抨擊之後，已經做了調整。香港在中學教學語言問題的討論，是由於香港政府當局銳意提出母語教學做為施政重點而造成。然而母語教學問題有其歷史淵源，並非單單當前政府施政的問題(Lord, 1987)。1982年一個國際教育顧問團應邀來香港檢討當地教育制度，對教學語言問題提出以下的建議：規定幼稚園到小六完全採用母語教育，在中學和專上教育，則全力推動「真正的兩種語言政策」，從中一開始，各學校逐步在一部分課程轉用英文教學，使學生在中三結業時，中文和英文教學在整個課程裏各佔一半。這就是中英並行的模式。港府當時並沒有採納這項建議。 1984年，當局成立了教育統籌委員會。十多年來，教統會發表了多份報告書，幾乎每一份都提及教學語言政策。香港政府當時雖然是採取鼓勵母語教學的政策，但實質上由個別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佈特別重視教育工作，希望改變過去殖民地時代教育中，生活語言與教學語言脫節的情況，因此強力實行母語教學。然而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又不敢改變長年以來精英主義教育的教育傳統，因此指定一百一十四所中學，保留其用英語教學的權利。 一般在香港對於香港政府母語政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幾個方向。一是英語水平下降，一是中文水平或地位並沒有因此提昇。因此是兩頭不到岸，是典型的兩邊不討好的政策。擔心英語水平下降，是香港對於母語教育的主要批評所在。例如立法局議員楊耀忠便認為，母語教學造成香港的英語環境愈來愈差。【l1】而在第一線工作的中學校長與教師也頗有怨言。【l2】中文水平或地位並沒有因此提昇，主要是因為所謂的標籤效果，因為香港政府指定衹有一百所中學可以用英語教學，其他必須以母語教學，造成的效果即是為中學貼標籤，分成高人一等的「英文中學」（共一百一十四所）及次等的中文中學（共三百多所），而將母語教學刻上了「次等教學語言」的烙印。這一百所中學成為名校，因而使得教學語言成為家長選擇學校的重要指標，如介紹各中學的資料便指出各校的教學語言以為家長參考(家長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2001)。這個造成中學分流的政策，被認為是政策上的敗筆。【l3】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黃子程認為，當局現時的教學語言策略其實並未使中文的地位得以提升，如果當局肯定母語教學，便應有相應的措施。【l4】 由民意的反應來看，香港政府極力推行的母語教育政策是失敗的，這個失敗的經驗也值得參考。民意調查顯示，香港政府的多項教育改革措施中，教學語言政策令教師最感不滿。【l5】其實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鼓勵母語教育以培養學生的興趣，這是在大方向是正確，否則學生無法有效吸收，造成學習上的障礙，反而形成更嚴重的問題。這原來是教育界與學界過去經過多年來的討論所取得的共識，沒想到一開始實施就出現問題。可能香港政府錯在強力實施新的教育政策，同時實行措施欠周到，沒有容許學校自行選擇教學語言的權力，或是容許學校在部分科目或部分班級使用不同教學語言，強制要求學校一致的做法，才造成了混亂的局面。【l6】在受到強烈的批評之後，香港政府終於調整方式，政府決定凍結原凝實行的母語學政策三年，維持現有一百一十四所英文中學的數目，並繼續容許其他學校在高中及預科自行選擇學語言。【l7】在這種情況下，原來被指定採用中文教學的課程，部分甚至全部轉成英文教學，令母語教學方針與效果形同虛設。【l8】 在回應這兩方面批評，香港政府也下了相當的工夫。香港政府成立研究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教學語言工作小組，經過一年的討論後，取得原則上的共識，不再要求所有學校以母語為教學語言。小組所提出的看法，頗值得參考，即學校能否以英語作教學語言﹐應取決於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而非學生的水平。【l9】在提昇英語水平方面，採取的政策是以聘用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為主。其實，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畫，實行已久，教育統籌委員會在一九九六年發表的《第六號報告書》，再次肯定該計畫的成效。 香港的英語教師計畫頗值得參考。為確保外來英語教師的質素，英語教師須具英文科的認可學位，持有教授英語作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文憑，同時在取得學位後有至少兩年教授英語的經驗，英語教師同時在學校內協助締造有利學生學習英語的環境，協助舉辦與英語有關的課外活動與會話活動，及為校內其他老師提供有關英語的資料等。香港教育署為招聘外來英語教師而成立數個招聘委員會，分別在海外多個英語地區進行面試遴選工作。【20】香港教育署也協助外來英語教師適應本地的學校環境，為其舉辦輔導課程，課程包括介紹香港教育制度，香港青少年文化等，以求外來英語教師能更容易融入香港的教育制度。【21】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香港的語言政策是中英文分開，即清楚表明中文部分與英文部分，並不鼓勵中文英文夾雜。表現在教學語言上，則是要求清楚註明教學語言，然後以該語言貫徹教學，即是中文英文夾雜被認為是不良的語言使用。【22】 普通話問題 由於香港的人口以華人佔絕大多數，其中主要來自廣東省的人口，歷史和地域文化的關係，廣東話的使用一直較高，在教育上，香港的幼稚園和小學，絕大多數教師都用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在生活中，香港基本上是個廣東話的世界。雖然香港一直存在以普通話做為主要溝通語言的人口，但在過去這樣的人很難進入社會的主流，甚至曾經存在一段時間，香港主流社會瞧不起說普通話的人，以為是來自水平較差的地方。1997年以後，普通話的應用程度如何，以及未來的前景如何，也一直引起各界矚目。 筆者在1990年代初期曾來到香港一段期間，觀察香港人對於普通話的態度，知道當時一般人對普通話的興趣不大，因為在生活上並沒有需求。2000年代再到香港來，發現香港仍然還是一個廣東話的世界，但是人們對於普通話的態度有很大的改變，差異十分明顯。大致來說，現在香港人對於學習普通話有很大的興趣，也願意投資時間金錢在普通話的學習上。現在表示能夠講普通話的香港人，數量上明顯增加，就實質語言能力而言，也有長足的進步。這方面的數據有不少研究或調查都顯示的相同的結論。這顯示香港人對於普通話的態度，相當務實，當局勢改變後，香港人立刻調整心態，致力學習普通話，而且進步很快。年輕一代尤其不同，一方面學校教育開始增加普通話一科，另一方面，普通話是個人在就業市場自我增值的重要項目，總體而言，年輕一代態度相當積極，也比稍年長的一代在使用普通話顯得有信心。筆者相信，假以時日，成果必定不同。 就語言政策而言，香港政府對於普通話的態度並不算積極，政府部門內有教育委員會成立兩文三語政策研究小組，研究有關政策各項細節的落實與推行問題，有觸及是否將普通話列成必修科，以及是否推行聘任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教師的計劃等問題。然而仍停留在研究討論階段，至於普通話科的推行問題則沒有詳細的指引。【23】原因是在1997年之後，雖然大部分家長和學生都表示有必要學習普通話，但是實際上未能大幅開展。絕大部分的學校，僅能開每週一堂課的普通話，對於願意學好普通話的人來說，仍屬不足。這個月(2002年九月)是香港的普通話月，是由香港電台所發起的推廣活動，由於電台的性質，這可算是香港的語言政策的一環，然而這算不上是大力推廣普通話，講普通話可以得到商店的優惠，比較像是商業促銷活動，同時培養香港商家做大陸來港旅遊人士生意的能力。 香港政府在學校教育上推廣普通話也不算積極，做為香港中小學的一個科目，大家都相當能接受。然而做為一種教學語言，大家看法相當不一致。因為普通話做為一國的國家語言，同時又有商業利益，在香港使用普通話的機會日增，都使普通話一科在中小學的接受度很高。至於是否會採用普通話做為教學語言，雖然一直有個別知名人士提出這種看法，政府在政策上並不明確。提出這項建議的人士，包括香港政府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田北辰，以及香港大學副教長程介明。【24】這樣的建議，教統會主席認為是「有意思的建議﹐值得考慮。」，然而政府衹表示，將普通話列為教學語言是長遠的路，目前沒有看到有大動作的傾向。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家長對用普通話教中文一科沒有排斥。一項調查顯示，香港各界接受以普通話教中文，包括教師､家長和學生，普遍同意學習普通話是順應社會潮流，用普通話教授中文更能帶來多方面好處，包括可以提高學生的書面語表達能力。【25】這反應了多年來香港教育上，說與寫不一致的結果。然而這項結論僅適用於教授中文一科，其他科目則尚難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另外﹐調查又發現﹐小學生對普通話的接受程度遠比中學生高，這可能是因為小學生學習語言的能力比較強，同時語言能力尚未定型，加上小朋友比較不害羞，容易接受普通話。估計到了下一代，對於普通話的接受能力與意願都會比較強。【26】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政府在普通話教學上，態度遲緩的做法，反而是有利的。 在目前香港的教育制度下，過去一些強調用普通話教學的私立學校，現在受到較多家長的青睞，如蘇浙中小學及曜中國際學校等，不過這一類的學校數量很少，不具有任何代表性。早期某些刻意強調用普通話教學的學校，經常被認為有親中或親台等背景，隨著香港與中國內地的交流，普通話的利用越來越廣泛，民意調查顯示，普通話教學不再被認為是新移民象徵。【27】最新的發展是，由於香港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資助學校加入直接資助計劃，使其具有自選教學語言的特權。【28】目前在香港島上第一家直資小學，即香港同學會小學，已打算未來實行以普通話來教中文科。預料未來在這個方向上會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步調很慢，幾乎不引起外界的注意。 筆者認為，香港政府在推廣普通話的態度不積極，在語言政策上是個高明的政策。香港遲至目前為止，無法在普通話教學上大力推進的原因，主要還是在師資不足，因為實質配合的困難，尚無很積極地反響。【29】而香港政府這般不積極的態度，使得民眾學習普通話的熱潮，一定是跑在政府前面，反而激發民眾自己掏腰包投資在這方面。在語言政策上，積極有作為固然是政策的方式，消極而沒有作為，如果分寸拿捏得當，也可能是高明的政策。一般涉及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或是族群語，多有高低語(diglossia)現象的出現。實際上，與中國大陸和台灣所出現的高低語現象比較（曹逢甫，1997: 99-112），香港算是漢語地區唯一沒有出現高低語現象的地區，香港的普通話與廣東話各有其角色，至少現階段是無以高低語來描述兩者的關係。 目前在香港，比較引起注意的問題並非普通話科的問題，而是中文程度的問題。由於香港的中學在1997年以後一直在中文或是英文做為教學語言上掙扎，教學語言策略極為混亂，名義上接受雙語培訓，但由於配套措施未能做好，很多學生中、英文也學不好。因此目前問題的焦點，在於大學如何修補學生語文能力的問題。很多大學以往主要為學生提供英語補修課程，但近年學生入學便要加修中國語文課程。一方面是在香港回歸以後，確立中文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也是針對學生中文程度日益下降現象的問題而對症下藥。【30】然而這個問題應該是在教育普及後會發生的現象，這是難以避免的。 弱勢語言語言 任何一種主流語言在社會上取得強勢地位之後，很自然地排斥了其他少數族群語言的生存空間。對於強勢語言而言，少數族群無可避免，必須學習強勢語言以求生存，如果少數族群語言沒有良好的機制保存，則會有勢力消減的情況出現。廣東話與其他少數族群語言之間形成排斥關係，也是難以避免的問題。在香港，少數族群語言問題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中國南方語言，例如客家話及潮州話等，另一種是外族的語言，如印巴人士，以及人數日增的東南亞族裔。 目前香港本地在這方面問題的討論極少，可以說是完全被忽略。但這種現象存在衹表示香港人在這方面問題感小，而並不表示問題不存在。相反的，由於香港主流語言的強勢，這些少數族群的語言幾乎很難找到討論空間。然而這些香港少數族群語言，確實是過往在香港存在的語言，或者是香港的本地族裔所使用的語言，雖然很容易為香港主流人士視為邊緣或不重要，但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實屬重要，特別是瞭解何以少數族群語言的處境，是如此嚴重的邊緣化，亦是理解香港語言環境特性的重要面向。 客家語在任何方面來看都是重要的本地語言，然而客家語族的失落是最嚴重的，因為客家語族原來在新界土地，曾是分布最廣的，居住最久的族群，其在香港新界的勢力原來是足以和新界的另一語族分庭抗禮，但是在四十多年之間，勢力極度萎縮。潮州人在香港也應視為本地族裔，他們雖然不似客家人在新界地區佔有一席之地，多數是都市移民，但是他們來港時間很早，早在香港開埠時，潮州人便往來香港與潮汕地區，定居在香港地區已有一百多年以上的歷史，潮洲人是重要的本地社群，然而潮洲話並沒有在香港社會取得任何地位。至於其他南方語言，如惠州話、台山話等，是邊緣中的邊緣語言，對其有興趣者很少。 外族語言的情況也一樣，很少得到關注。其中印巴人士在香港已經有很長時間，其中有部分人士早已視香港為家，在1997年回歸問題的討論時還特別得到關注，被視為香港長期存在的本地外裔人士。此外，大批的東南亞外籍人士存在香港，他們之中越來越多人因為長期留在香港，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人數也在增加中，其中以菲律賓人最多，印尼人次之，但印尼人的人數快速成長，此外，泰國與尼泊爾人也有相當人數。 香港對待外族人士的語言政策，主要仍是自由放任政策。香港政府對對各外商人士要成立國際學校並不加以限制，對於什麼人才能上這些國際學習也不干預，目前在香港主要有法國國際學校、德國國際學校，日本國際學校、韓國國際學校等，提供英語以外的語言教學。然而前述印巴人士，無法自行支持這種貴族教育式的國際學校，因此在香港有幾所學校，專收印巴人士，由於印巴人士也有聚居現象，因此這樣的學校集中在九龍油麻地一帶。至於菲律賓人因為沒有聚居現象，因此也沒有特殊的安排，同時菲律賓人可接受英語教育，因此教學語言並不成為問題，唯目前香港教育轉向母語教學，令菲律賓人選擇性減少。至於印尼居港人士，多半在廣東話下工夫，由於取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數不多，問題並不嚴重。至於泰國與尼泊爾人等，如果要讓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選擇學校始終是個問題。到目前為止，做為國際都會的香港，除了印巴人士之外，並沒有特別為各地人士的需求做出特別的安排。 香港認同主義 要理解香港的語言政策與人們對語言使用的態度，首先必須認識香港認同主義。香港居民對於香港有一種強烈的本土歸屬感，即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個認同的性質與其他國家所強調的國家認同有很大的差異，在香港所發展出來的價值體系中，國家或是政治事務的影響很低，即使在1997年之後也仍是如此，經濟事務與民生問題，才是關心之所在。香港認同，主要是建立在香港的生活模式和價值取向的組合上，是社會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在香港，不言可喻地，香港人主要以香港一地為思考範圍，自我認同清楚，從而認定有香港價值的存在。 由香港認同所形成的觀念與價值取向隨處可見，並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信心與優越感。這種自信心與優越感也造就了香港自己的文化產品，最主要的是大眾文化產品，包括電視劇集、電影和流行歌曲，而這些產品的獨特風格，很大程度是源於香港獨特的社會模式和價值取向組合的。在整個珠江三角洲，透過大眾文化與消費，以香港為首的思想潮流自成一格，生猛而有活力地創造出與其他地區風格炯異的文化風格。而承載這一文化風格的語言工具即是廣東話。 廣東話在香港認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無可比擬的。現行的標準廣東話來自廣州話，又稱省城話或白話，原來是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諸多方言區的一種語言，由於廣州市做為廣東行政中心以及開埠較早，廣州話的地位比起其他周邊方言口音因而較高，而成為共同語言。早期香港開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廣州與香港是彼此互通的，因此香港一地也是承襲嶺南文化，以其對外接觸較多，加上1949年之後，香港得到更好的機會發展，遂成為廣東珠江三角洲新的中心。因此香港的廣東話承襲嶺南地區的文明累積，本身即是文化資源富足的語言。加上70年代80年代香港大眾文化起飛，香港的廣東話文化，成為一種足以向外擴散的強勢文化。筆者在東南亞各地訪問及從事研究時，經常碰到東南亞華裔青年熱中學習廣東話，都是受到香港強勢大眾文化的影響。 由歷史的角度來說，1949年的香港仍是充滿中國各地南方語言，除了客家話是原來新界中重要的語言之外，潮洲話、上海話等等都是很容易可以聽到。即使在60年代，香港的本地大眾文化產業未發達起來之時，國語（普通話）的地位要比廣東話大得多。當時香港人看國語片，唱國語歌，廣東話衹是諸多方言之中的一種，人數雖較多，但未取得主導地位。1967年香港暴動之後，香港政府檢討香港本地文化政策，遂決定發展本地文化，並且在本地文化的範圍，獨尊廣東話，一改過去對本地文化事務自由放任的作風。自此香港的電視與廣播中的其他方言都消失了，衹有廣東話得到長足的發展。中文法定語言運動也使中文的地位確認，因而發展出一套以標準中文為書面語，以廣東話為口語的教育系統。自此廣東話得到全方位的發展，在各種正式場合取得地位。等到這一代接受這種廣東話中文教育的一代成長，成為社會的中堅，現在的香港廣東話即成為香港人全功能的語言，由教育到娛樂，從傳教到祭祖，全由廣東話包辦。 回顧廣東話在香港取得優勢而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到很多啟發。首先，語言與認同相輔相成，認同是發展語言的良方，當有了清楚認同，會促使與這一認同相聯繫的語言得到長足的發展，反過來說，語言是發展認同的工具，要發展文化認同，如果有相應的語言配合，認同是很容易建立而區隔。其次，語言政策無疑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催化劑，以香港的例子來看，當香港政府也體認香港認同的重要性時，主要是掌握教育與大眾傳媒兩大資源。在現代社會中，語言與認同如果能得到教育系統與大眾傳媒的奧援，能夠得到最有效率的發展成果。最後，香港政府當時的政策是衹做不說，政府當時沒有表明其語言政策為何，衹是默默朝著這個方向做，這種政治風格，造就社會產生自己的動力，使得香港社會以為一切是自然生成的，這是香港語言政策最成功的地方之一。 英語至上主義 香港對於教學語言的爭議，有其社會背景，其中社會上對於英語的重視，是其中的關鍵，在香港，很多家長對於子弟是否成才的看法，決定於英文水平的高低。應可視為香港社會對教學語言問題的哲學，在此以「英語至上主義」名之。「英語至上主義」當然是有問題的，因為只重視智育中的單項，違反了全人教育的原則，就智育教育而言，僅僅英文好是不能算是成才的，要有分析事理的能力，知識面廣博深入也同樣重要。 香港的「英語至上主義」其來有自，由工作環境而言，多數文職工作要求中英文流利，許多顧主為了要確定應徵人士的英文程度，要求具申請資格者參加英文筆試，英文筆試合格才考慮錄用，否則先行淘汱。就教育而言，香港有許多人以英語水平來衡量學校好壞，著名的中小學都是以英文學校，名校效應影響，升中成績好的小學生都被分派到著名的英中就讀，加上部分家長只用英文水平衡量辦學質量，形成多年來重英輕中的風氣。 以下這一段文字，頗能代表香港的「英語至上主義」思維。「在形勢比人強下，我們（及其他非以英語為母語的民族）好好學習並掌握英語，根本就是國際交往及立足世界的必然手段。因此，為了使香港此國際大都會得以繼續繁榮更上層樓，甚至在更低層次上的，可以在國際上活命，我們都必須重視英語。在此形勢下，為了培訓一批精通英語的人才，香港因此存在「高人一等的」一小撮英文中學，這又有何不可？英語有價，因而以語文作為劃分學校優秀與否的標尺，也是順理成章的了。」（〈雙語教學暗渡陳倉〉，香港經濟日報，A27版，2001年1月1日。）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蕭灼基在1990年注意到香港雙語教育失衡的現象，即有一針見血的看法。他說；「從放任的雙語政策，到鼓勵性向，到分流式雙語政策，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病方式。…而正本清源的治療法當然是平衡雙語的社經價值。」（蕭炳基，1990: 51）並且認為政府施政不針對雙語的社經價值做政策調整，這種爭議會一直持續下去。日前香港的中學母語教育引起許多爭議，政府政策被批評搖擺不定，其實都是因為英語至上主義造成。同時筆者認為，民眾的態度矛盾，也是造成爭議不斷的原因，調查顯示，多數民眾一方面認為母語教育是從教學上來看正確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英語教育。 筆者認為，香港的「英語至上主義」固然有其心態上不健康的意味，但是以不同的角度思考，仍具參考價值。首先是鎖定英語，而非強調不同的外語學習，有資源集中，全神貫注，而不分散注意力的長處。其次，香港並非真有廣泛的英語環境，香港的雙語現象，是由政策維持，因此若非特別安排，要本地學生掌握英語學習，誠非易事，故有這樣的價值觀發展出來，以利以政策手段強化語言能力的安排。最後，承認英語做為國際語言的優越性，讓不同的主流語言在各自不同的場領域各有各的角色，也減少了不必要的爭議。 語言實用主義 影響香港人對語言的態度，除了有特定的歷史背景所產生對於廣東話與英語的特殊情結，還有語言實用主義貫穿其間。語言實用主義主要是指一種以語言的實用性與經濟價值來衡量語言的態度，縱觀香港語言的歷史，影響最大的其實是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而香港人願意將時間及資源投資在語言學習上，固然是建立在這種態度，而政府要推行語言政策與語文教育，也是以實用主義做說帖。 語言實用主義就是視語言能力為實用工具，而不以歷史情結、權力關係或是族群意識等等角度來看待語言。香港人對英語與普通話的學習態度，即是典型的例子。任何人熟悉其他地方有關後殖民處境或是中央與地方關係情結，也許很想知道香港在這方面的表現，但是香港目前對英語及普通話的主流論述衹是從實用觀點來呈現，即使是較具批判性的文章，也少有質疑過這種對語言的主流論述。同樣香港對弱勢語言的忽略，也是建立在這個層面。衹能說香港社會對語言問題因為實用主義當道，對這類問題不敏感。 換個角度來說，香港語言實用主義實為香港對語言思惟的特長。將語言視為一種資源，甚至可以進一步投資以求經濟發展，也可以是值得進一步參考或檢討的思考點。目前香港在評比與亞洲各地的競爭力，多半會將語言能力視為自己的強項，並且提出了進一步增加在語文能力上的投資，以推動香港的經濟與文化。下面一段話頗能代表這種思惟：「語言對經濟的貢獻：現任哈佛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魏尚進推算過語言對經濟的具體貢獻，擁有同一語言可以增加雙邊直接投資超過兩位半及雙邊貿易額五成。….王戰教授最近提出，香港…要思考如何走國際化的路，如何做『亞洲瑞士』，…推動多元文化當然是必需的，還有的是語文能力。」(鄭建生，2002)。 香港語言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客家語既然重要的本地語言，客家語族的失落值得特別討論。客家語族原來在新界原是佔有半壁江山的重要語言，何以在三、四十多年之間，客語就幾乎消逝無蹤。客語目前在香港的情況，已經在各種公共場合難以聽到，退居於家庭語言。而就家庭語言而言，也主要集中在老一代(這裡可以理解為祖父母輩)之間的語言，由於廣東話推廣普遍，日常生活都是以廣東話進行，老一代由於多數能懂廣東話，故以廣東話與年輕一代（這裡可以理解為父母輩及年輕父母）溝通，雖然還有不少年輕一代懂得客家話，但其日常生活中極少有機會用到。至於更年輕的一代（這裡可以理解為學生輩，由小學生到大學生）會說客家話者極少，即使是在新界長大的客家小孩，生活語言都改為廣東話，同時學習客家話的意願很低，客家話應該是在這一代就會消失。 亳無疑問的，香港客家話的即將消失與廣東話的發展的關係最深，可以說廣東話的成功即是客家話即將消失的原因(劉鎮發，2001: 33)。我們可以有幾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客家話在香港故事之中，並未將自己與本地認同相聯結，這可以說是一切失敗的根本。客家人在新界幾百年的時間，當然是本地語言，不幸的是另一大新界語群叫自己的語言為「本地」，因此客家話在本土認同中並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雖然新界客家人一樣取得新界原居民的名號與特權，但是新界原居民並不區分客家人與否。因此在香港主流社會並未認知客家話為本地語言的事實，因而在後來香港主流社會發展本地認同時，不但沒有得到任何發展機會，反而被排擠掉。 其次，香港新界客家人的客家認同意識不強烈，同時客家話在香港不具有相當的社會經濟地位，是造成客家語言流失的最大原因。我們可以用香港的其他語言來比較，首先是另一個重要的中國南方語言上海話，雖然上海與香港的關係密切，但是大批的上海人到香港定居是1940年代以後的事，尤其是中國大陸解放後最多。由於上海話被認為是經濟優勢語言，上海話的流失並不被視為嚴重的問題，後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上海的優勢地位再度被認可，香港反而出現了教上海話的補習班，有一定的需求。這是語言發展的經濟優勢，香港的客家話顯然缺乏這種優勢，無法在經濟關係中得利。 另一個可以比較的南方語言是福建話，在香港以前也被稱做閩南語，但是現在以福建話稱之較為普遍，相信這是因為與福建人對應相稱有關。香港的福建話在公開場合也是一樣，空間為廣東話所排擠，一般香港主流社會並不特別關注福建話的問題，其發展條件未必比客家話更好。然而根據筆者在香港福建人社區調查訪問的心得，福建人的子女普遍仍會講福建話，福建話在福建人的圈子中仍不致消失，式微可能是免不了，但是問題不會像客家話那麼嚴重。可能是因為福建人在香港仍然保留福建人的認同，他們雖然住在香港，並不認為自己是廣東人，因此語言也得到保存。反過來說，香港的客家語族是有廣東人認同，他們的籍貫是廣東，他們也有廣東人認同。也許從廣東人認同的角度，由客語轉成廣東話衹是轉換優勢語言而已，沒有損失，也不會傷逝。即然沒有客家認同，自然無須堅持保留客語。 結論 筆者在「香港三語兩文政策值得參考」一文中指出，香港的語言政策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有幾個特別值得台灣參考的地方。【31】這些政策特性，可以用來整理香港語言政策的長處。然而比較吊詭的事，由於香港的客語沒有在兩文三語的名單中，因此香港語言政策的成功之處，正是促使香港客語族群衰微的主要原因。因此以下即以這些特點的總結，做為結論。 香港語言政策的第一個特性是多語主義。如果衹考慮香港是以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可以用廣東話溝通的事實，便可以理解香港的語言政策並不是以考慮內部溝通為重點的，而是考慮如何與外界溝通為主。而這個多語政策也有其特色，多語是是重點選擇的多語，分別是國際語言、國家語言與本地語言，這三語的選擇因為各有其功能區分，不會互相混淆，因此多語是共同強調，並不區分高低，這樣可以同時發展這幾個主要語言。 從其他社會的語言環境及語言政策的討論，我們知道兩語及多語社會的維持相當不容易，要維持多語的均勢或平衡，必須採取政策手段才有可能。以香港而言，多語政策的維持更加困難，因為所採取的多語中的英語與普通話，並非本地語言。英語雖然在殖民地時代教育中已經廣泛教授，仍然不能被稱之為本地語言，因為英語並未成為本地人的生活語言，英語衹是工作語言。但是香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維持英語在香港在工作及教育場域的使用，從這個角度下來說，英語政策到目前來說是還是十分成功的。未來的任務，則是將普通話用同樣的方法推廣，到目前為止香港政策採取不積極的態度，對於現時的香港環境而言，也還算是十分適切的。 香港語言政策第二個特性是模糊主義，中文並不特指廣東話或是普通話，在書面文字與口語之間的對應保持模糊。兩文三語之中，中文是可以與廣東話或是普通話，沒有任何硬性規定非用哪一種的意涵，許多情況下，中文是以廣東話讀出來，但是用普通話並無不宜，大家都可接受。這種語和文不對稱的政策，恰恰配合了中文語境的實況，即同一種文字可以用不同的口語來表達。這種模糊主義減低了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可能存在的緊張關係，巧妙地利用中文漢語的特性，以書面語為中介，讓廣東話與普通話各有生存空間，至少可以透過書面文字互相明白。 香港語言政策第三個特性是語言實用主義，這是香港語言政策取得支持的一大關鍵。香港政府在強調其三語兩文政策時所持的理由，皆為實用主義。因為實用，三語兩文缺一不可，以此為語言政策的主要理由，是香港政府謹守的分際，而不致將語言問題上綱到意識形態或認同問題。母語教學是為了學習有效，英語教學是為了和外界溝通，普通話是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廣大。雖然政策也改變了幾次，但是香港政府不用情緒性的用語來處理語言問題，雖然提起來枯燥乏味，但是簡單、清楚、明白，也一直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反對意見。至於目前香港社會主要討論的問題，從哪個年級開始轉為英語教學，哪些學校要用母語教學，其實都是行政層次或技術層次的問題。 香港語言政策第四個特性是隱性語言政策，香港的語言政策很多是衹做不說，在公開實行上採取比較軟性，不引起人們注意的方式推動。香港政策在強調三語兩文政策時，衹是做為未來目標，在具體的做法上採取極為寬鬆的做法，因此在公共場所的廣播，有的加上了普通話，有的則保持過去廣東話與英語的做法，沒有人受到壓力。做為未來式，多數人都可同意，未來的一代須具備三語能力，也鼓勵下一代致力三語的學習。以商業的手法來促銷普通話，也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普通話有用的價值，反而激勵人們願意自己投資更多的資源在語言學習之上，讓民間走在政府前頭，更容易達成語言政策設定的目標。 參考資料：
注釋 【1】本論文寫作過程之中，得到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王淑儀講師，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潔華博士以及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劉鎮發博士之協助，特此誌謝。唯論文觀點以個人心得為主，文責自負。 【2】這是2000年羅范椒芬局長出席在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開幕典禮的致辭中的一段話。 【3】例如在地鐵及電梯間的廣播，仍是播英語與廣東話兩種為主，然而直接通往內地的九廣鐵路，則播英語、廣東話和普通話。 【4】例如董建華在2000年初立法會上答詢時的講話如下：「我們香港是推動一個「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香港的確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是國際性的金融中心，所以在英語方面，我們是要做得很好才可。但是在其他語言方面，我們一樣要努力。在普通話方面，一般的中文方面，所以我們會加強推動「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實實在在為香港市民做事：董建華在立法會上講話及答問全文〉，大公報，B07版，2000年1月14日。） 【5】在實際執行層面上，兩者不易區分，一方面，香港政府雖然相當關注一般性的語言使用問題，經常在不同場合表達對語言問題的關心，但在操作層面上，除了要求公務人員以身作則為示範以外，主要還是將施政重點方在學校的語文教育及教學語言問題上，除此，並無太大的政策操作空間。另一方面，香港教委會委員在討論語言政策問題時，認為語言政策不只囿於學校或教育層面，還牽涉整個社會的配合。（見〈兩文三語政策小組將成立教委會〉，文匯報，C12版，2000年10月10日。）。因此，兩者經常混為一談。 【6】例如成員詳細名單請參考（〈謝志偉連任語常會主席，曾鈺成等續任委員，語文教師加入行列〉，大公報，B01版，1998年11月3日。） 【7】法定語文事務署專員李立新即表示，香港的強項是擁有‘中英兼善’的人才，這種優勢一定要保持。而特區政府的目標，是培養一支能對中英文運用自如，並且能操流利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的公務員隊伍。（〈檢討語文政策促進商貿蓬勃李立新確保公僕中英兼善〉，香港商報，B01版，1999年6月7日。） 【8】〈回歸時為江總踩場，為官之道親力親為，李立新：語言一哥中英並舉〉，香港經濟日報，A25版，1999年7月17日。 【9】因於中學教學語言問題是目前兩文三語政策各方辯論的重點，以致教委會認為其他不同的教學語文政策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兩文三語政策小組將成立教委會〉，文匯報，C12版，2000年10月10日。） 【10】香港教育統籌局長曾表示：「本港缺乏一個豐富的語言環境，對很多兒童來說，「兩文三語」是一項極大的挑戰。雖然所有學童均由小學一年級開始上英文課，但以英文教授其他科目的小學為數很少。」（羅范椒芬，2000） 【11】在這方面，董建華表示：「英語的環境差､英語的水準下降，其實是遠於我們推動母語教學前已發生，我相信這與推動母語教學是沒有關係。」（〈實實在在為香港市民做事：董建華在立法會上講話及答問全文〉，大公報，B07版，2000年1月14日。） 【12】由於大學收生仍很著重申請者英語能力，中學的校長及教師對於母語教學的態度普遍有保留。（〈母語教學小組訪中文中學，了解授課情況，明年提交方向性建議〉，明報，B13版， 1998年10月29日。） 【13】民意調查顯示，多數民眾反對香港中學教學語言的政策將學校分流成為中文中學與英文中學。（〈授課語言傾向分班分科逾四成教育工作者反對學校分為‘中中’‘英中’〉，成報，B10版，2000年9月27日。） 【14】黃子程認為中文在公共場合並沒有想像中的強勢，如大學的大小會議中，主要溝通語言仍是英文（〈語文政策應有明確部署：院校教員指當局雖全面推行母語，但中文地位仍未顯強勢〉，文匯報，A30版，2000年9月15日。） 【15】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七的小學師及一成中學教師表示滿意教育改革措施。其中最為教師接受的分別是師資學位化、校本管理，最不滿意的是教學語言政策及語文基準考試政策。（〈教育專版：教師指學生學習態度差劣〉，東方日報，A14版，2001年4月19日。） 【16】教育當局被指責政策多變，造成了混亂的局面。（敬火，〈母語教學為何會出現混亂局面﹖〉，大公報，B02版，2001年3月2日。） 【17】香港政府並且積極研究在母語教學政策解凍以後，推行以「中英並行」的教學語言方案。（〈2003年學語言中英並行〉，東方日報，2000年9月2日。） 【18】香港約有四百六十多間中學，指定了一百多間中學可以用英語教學，其他三百多間中學應該用母語教學，其中有一百七十多間中學表明，將於中四開始轉成英文教學，以銜接升大學的要求，等於有一半中學放棄母語教學的想法。（〈銜接升大學中四轉英文，五成中中棄母語教學〉，太陽報，2001年4月25日。） 【19】教學語言工作小組提出實質建議，參考（〈語言政策小組已達共識，不要求各校均母語教學〉，成報，A11版，1999年11月2日。） 【20】主要招聘地點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英國。（〈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計畫〉，星島日報，B14版，1998年11月26日。） 【21】而由香港政府委託社會賢達人士成立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也經常考察各地的英語師資配養情況，並提供有效的經驗給政府參考。（〈母語教學小組訪中文中學，了解授課情況，明年提交方向性建議〉，明報，B13版，1998年10月29日。） 【22】例如研究中英文並行上課的研究，是指部分課程以中文進行，部分課程以英文進行，而不容許課堂上中英文夾雜授課。（〈中英並行研究，將不影響學習效率，及不許雙語夾雜授課〉，文匯報，C10版，2001年2月14日。） 【23】〈兩文三語政策小組將成立教委會〉，文匯報，C12版，2000年10月10日。 【24】〈母語教學不宜一刀切：程介明稱普通話及英語亦可作教學語言〉，大公報，B03版，1999年11月17日。 【25】〈學普通話順應潮流受訪師生家長多贊同用普通話教中文〉，大公報，B01版，2001年11月23日。 【26】〈普通話教學小學生較接受〉，香港經濟日報，A32版，2001年11月23日。 【27】普通話過去被視為新移民的象徵，而新移民在學校生活中通常被視為適應較差的外來人士。（〈普通話教學小學生較接受〉，香港經濟日報，A32版，2001年11月23日。） 【28】〈多元化教育製造特權學校〉，新報，A06，1999年10月29日。 【29】主張可以用普通話做為教學語言，例如香港大學副校長程介明，以及商界人士。（〈母語教學不宜一刀切：程介明稱普通話及英語亦可作教學語言〉，大公報，B03版，1999年11月17日。） 【30】〈語文政策應有明確部署：院校教員指當局雖全面推行母語，但中文地位仍未顯強勢〉，文匯報，A30版，2000年9月15日。 【31】楊聰榮，〈香港三語兩文政策值得參考〉，中國時報，言論廣場，2002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