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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語言政策──從同化到多元文化 范盛保◎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政治學暨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崑山科技大學公共傳播系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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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語言是人類藉由來表達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智力，他們的發現，他們的理論，自己的個性的一種工具。它反映了人類需要、害怕、快樂、感情和期望等。當我們學習語言時，我們學習人類自己表達自己的意思的模式。我們學習一個溝通的系統，此系統允許我們對另外的人傳送感情和事實，喚起回應和評論，表達同意或者不同意，接受或者不接受。語言系統的性質是去不停的改變和發展，去適應社會裡的變化，並且去代表那個社會。語言反射社會架構，社會接受的價值。因此語言既是個人導向亦是團體導向。為什麼要有語言政策呢 ﹖語言政策之形成通常是為了要制定社會對於語言的需要。它們也與教育、社會和經濟的期望有相關連。語言政策之確定需先界定優先順序、多數語言和少數語言。並且指明目標情況(target situations)以使第二語言學習者能有所方向。此外，語言政策界定在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方面獲得的理想熟練程度，並且說明透過何種適當教學方法和模型能滿足學習者的需要(Tisdell，1998:134-135)。本文旨在探討現今多元文化的澳洲語言政策的演變，並針對其與台灣有相關之議題提出反省。 幸運的土地 澳洲的土地面積為七百七十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領土面積第六大之國家(僅次於俄羅斯、加拿大、中國、美國及巴西)。按二零零一年5月底所統計，澳洲總人口數為19,573,229。在歐洲移民到達之前，原住民居住在澳洲大陸的各處，說著原住民260種語言中的一種或數種，在不同區域中，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傳統。當英國在尋找新的罪犯殖民地時，一七八八年由十一艘船所組成的艦隊在Governor Phillip的帶領下，搭載了一千五百人(半數為罪犯)於雪梨港口登陸，開啟了歐洲殖民澳洲之風。 至1901迄，澳洲有半世紀是在自治政府和國家獨立的道路上。聯邦本身作為政治自我認定和自治政府的過程中有重大地位。聯邦創造了一個單一的，從最初開始，實際上獨立的國家。聯邦制度使澳洲透過不列顛，成為整個歐洲文明化的成員，成為希臘和羅馬的文化繼承國之一，使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成為聖經的人。此外，作為大英國協的家庭成員，澳洲曾是日不落國的一部分。而那個日不落國也在澳洲的戰略、國防和外交的需要，以及它的財政和貿易的穩定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Gelber: 2002:17)。 澳洲採三級政府制，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雖然聯邦政府的許多特徵是根據美國憲法(例如其聯邦結構)，但其聯邦及州政府結構卻是從英國西敏寺(Westminster)所發展而成。每一級政府有其各自權責，但亦有重疊之處。例如，國防是聯邦政府的責任，教育是州政府的責任，但是圖書館的服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又如，機場是聯邦政府的責任，機場週遭道路是州政府的責任。雖說教育是州政府的責任，就諸於歷史，聯邦政府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它可以以資金挹助特殊學校之需要，以可以以政策制定過程要求州政府採用聯邦政府之政策導向。 Mariel Tisdell(1998:134-136)在引述一些學者(Lo Bianco; S. Wright; J.A. Fishman)的看法時認為，對政府而言，制定國家語言政策主因兩種情勢產生。或因一個國家其多數語言相對於鄰近國家卻成了一種少數語言，此時這個國家需要闡明國家語言政策，以保護本國語言，避免為鄰近國家之影響而在語言上成為弱勢。另一方面，少數語言的國家亦需要決定在他們的學校裡教多少其他語言，以使此少數語言的國家之語言在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之內和其他主要語言國家競賽。第二種情況則是因具有大量移民的國家，或是正在不斷進行移民的國家，因人口轉變，政府需要闡明一個國家語言政策，以確保移民能獲得多數語言的能力。澳洲是個移民的國家，戰後移民和他們的孩子們佔澳洲目前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由於移民人口在澳洲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方面佔有這樣的重要角色，移民政策是一個不斷的受到研究和辯論的議題。(McDonald:1998:419)。而澳洲語言政策與其移民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下綜合不同學者的意見(Lo Bianco ; Uldis Ozolins ; Mariel Tisdell ; Mari Rhydwen & Nancy Viviani)，將澳洲語言政策按其移民政策作一歷史時間點的聯結。 同化階段--1960年中期以前 移民所構成的澳洲，是由很多不同民族背景的人所組成。國民使用的語言，除英語是國家語言外，還有大約一百種其他移民族裔的語言，以及二百六十種土著語言。澳洲基本上是一個多語言的社會。早於英殖民主義者到達之前，澳洲土著已具有多種語言文化傳統。為了要與他族溝通，一般土著多能掌握數種語言。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澳洲以後，實施了一些【同化政策】(assimilation policy)，提高英語地位，壓制土著和其他移民的語言，開始了漫長的語言排外時代(岑紹基)。這也導致了原住民語言於今日僅剩一百六十種，僅有二十種是有相當人口在使用(Wuethrich: 2000: 1156)。 在 1880 年代和1960年代之間，澳洲透過採用【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刻意的從它的地理位置隔離了自己。官方叫作【限制性移居策略】。在1901年的【聯邦移居限制法案】中，有效的基於種族優越性的流行理論，排斥非歐洲的移民。在說英語的和德國的文化中，這種政策是有很大的市場。而此種偏見被彼時造作的科學理論所支持。除理論性外，這種白人澳洲政策受大眾支持，亦有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支持。它不單受到保守主義者支持，也受到於1891年成立的澳洲勞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支持。澳洲最大的貿易工會，澳洲工人工會(Australian Workers' Union)一直到六十年代仍是最主要的支持者。【白澳政策】的目標是，主張社會同化，創造人種上同質性社會。它期望原住民人口衰減，與多數人種混血，最後使它們從同化到消失。而這些主張有州政府的法律支持，歧視原住民，否決它們的公民權，限制它們的保留區。這些法律，在某些州裡，控制婚姻和出生，在意識型態上與南方美國和南非的類似法律有相聯性(Jupp，1995:207-210)。 隨著【同化政策】而來的語言政策是【單一語言政策】 (monolingualism)。在1960以前的【單一語言政策】及【同化政策】已經主導澳洲社會一段時間。而且此種意識型態隨時浮出檯面。說【單一語言政策】及【同化政策】深植於澳洲歷史一點也不為過。早期大量的移民來自說英語的國家。其他早期移民者，例如德國，雖在教堂和在學校裡在保持了他們的母語，但是慢慢意識到，他們需要學習英語以利在他們的新土地上成功。在兩次世界戰爭期間，使用英語成為了人們向大英帝國宣示忠心的不二法門(Tisdell，1998: 135)。也正是因為以英語為主體社會語言，澳洲在此段期間認為在憲法或其他法律裡，根本不需要提及英語為官方或國家語言。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英語以外的語言未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學校對於族群語言教學不甚重視。當局既考慮與英國的聯繫，復肯定英語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覺得移民保留自己的身份及語言對澳洲會構成麻煩，所以政策上鼓勵外來移民及土著放棄母語，融入英語主流社會(岑紹基)。 【同化政策】理論基楚源於【白澳政策】。這個階段傾向於吸收英國移民，同時也接納其他移民，但他們必需?棄自己的文化和語言，接受主體人口的同化，以便很快得跟他們一樣。因【同化政策】而引起最受爭議的是澳洲政府在一九四零年代，從原住民家中帶走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三的小孩，並且將它們安置在白人家庭。目前這些 "被偷竊的一代" (stolen generation)開始尋求政府的補償(Migration World Magazine，2000:9)。依據二零零一年的人口普查，被稱為原住民的僅剩410,003 人，約2.2% 的總人口數。相較於一九九六年的 352,970 人，在數目上是有所增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白澳政策】已無法抗拒人們態度的轉變。【白澳政策】逐漸失去功用肇因於幾個面向 : 【白澳政策】只吸收歐洲移民，卻因戰後歐洲經濟逐漸復甦而對移民澳洲對其已不具吸引力。【白澳政策】將澳洲推向孤立於新近獨立的亞洲國家，而且限定澳洲人的世界觀，令其僅向英國看齊。就學術而言，【白澳政策】根基於學術上倍受爭議的種族優越理論，而此種種族優越理論的白人澳州在經濟、社會、政治的面向而言，是不利於澳洲的(Jupp 1995:207-229)。澳大利亞人越來越在意在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中，不僅僅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的問題，"他們如何看待我們"也同樣重要。到了七零年代初期，多元文化主義漸漸興起，基於不同移民所帶來的不同語言，政府也承認非英語得與英語共同存在與發展(Smolicz, Nical and Secombe，2002)。 融合與多元文化階段--1960年代中期起 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在1966年有效地終止了【白澳政策】，允許傑出的非歐洲裔人士移民澳大利亞。新的融合政策還意識到大量移民，尤其那些母語為非英語的移民，在澳大利亞生活時經歷?許多的困難。因此，他們需要更多直接的援助。這個政策還意識到種族組織在幫助移民重新安居過程中的重要作用。1970年代早期，政府提供給移民的援助費用和福利有了很大增長。 自七十年代中葉開始，世界各地泛起人權運動，在人權運動者、學者及民族社區的鼓吹下，尊重外語教育成為辯論的焦點，人們開始覺得學習語言是一種權利，學習母語並不是一種恩賜，而是基本人權。到1973年，"多元文化"這?詞已經提了出?，少?民族紛紛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在主體文化中提倡他們的語言和傳統。1974 年在 Grassby's 的演說【為未來所建構之多元文化社會】中，澳洲官方第一次把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作為政府政策。此時，Grassby 在 Gough Whitlam 的勞工黨政府裡是移民部長。其後，自由黨首相Malcolm Fraser接受Galbally Report【對於移民所提供之遷後計劃與服務之檢討報告】(the Report on the Review of Post-Arrival Programs and Services to Migrants )的建議，正式定型了多元文化主義。這個報告的關心重點是非英語系國家移民問題，並且建構一個澳洲文化正式機構，以區別核心與外圍文化之間的議題(Stratton，2000:23)。 澳大利亞在建設兼融並蓄、多元文化的社會方面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多元文化規範作為澳大利亞價值觀的核心已牢固確立。多元文化這個詞描繪了當今澳大利文化及種族的多樣性。根據一九九六年的人口普查資料，22.8 % 的人出生於海外。其中，6.6 % 出生於英國和愛爾蘭，另外 6.4 % 的人出生於歐洲，5.9 % 出生於亞洲，2.1% 出生於大洋洲，1.2% 出生於中東和北非，還不到1% 的人出生於其他地區。而二零零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29.2% 的澳洲人出生於海外。在全澳洲人口中，有三百五十萬或18% 左右的人為第二代澳大利亞人。文化及各民族的多樣性是澳大利亞寶貴的國家財富，因而得到了歷?政府的支持和鼓勵。政府還制定了有關政策，確保這種多樣性作為澳洲社會的一種積極力量，從而使澳大利亞人繼續由共同的價值、目標和願望聯合在一起。 1979年，澳大利亞【多元文化事務學院】成立，它的宗旨是提高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增?澳洲社會的凝聚力，促進族群間的理解與寬容。執政當局在壓力下亦檢討了語言政策，工黨政府在1983年贏得大選，多元文化主義成了新政府的奮鬥目標。多元文化政策預告了澳洲文化多樣性 並設法達到幾個目標: ■去除在老澳洲人與新澳洲人之間的不平等 這是改變澳洲人對於自己認知的第一步，並以多元文化為基礎，推動【國家語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NPoL)。Ozolins提及有三個因素造就【國家語言政策】的產出。第一是語言專家與各族群間為保留、學習族群語言而形成遊說團體努力推動。第二是政府發覺推動第二語言學習有助於澳洲的發展。第三個則是基於政治的現實面，當政府財政困難且人民對於花費太多的重大計劃有所質疑時，花費較少但影響層面較廣的語言政策自然為執政者所採納(Rhydwen 1994:275)。一九八七年由澳洲政府主導的【國家語言政策】白皮書表達官方以下承諾: ■每個澳洲人均有權利流利的掌握英語 必須要注意的是，雖然此政策是由聯邦政府所主導，卻因州政府才是實際負責執行教育政策的單位，換言之，州政府得自由的或去採用此政策，或去忽略它或修正它以配合該州之需要。例如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新南威爾斯州的語言政策由【非英語策略計劃】(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Strategic Plans)所主導，這個計劃僅挑選【國家語言政策】中關於平等的理念。 【國家語言政策】在執行方面亦值得人們重視。它包含了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一年的政策支出六千五百一十萬澳幣，澳洲政府注意到澳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所扮演的新經濟角色，【國家語言政策】指向在雙語言的展現中，蘊藏著極大的知識經濟、文化等的傳承。為了使第二語言學習有所成長，澳洲聯邦政府投資二千二百萬澳幣作為發展【澳洲第二語言學習計劃】(Australia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ASLLP)以作為基礎的教師訓練、教學資源。在四年ASLLP 投資期間，各種方針、新方法用在教育的各級學習之成果是很明顯的。大眾對於第二語言學習用於專門目的，例如工業、貿易、技術有著很大的期望(Tisdell，1998:134)。此外，【二年的成人識字運動】(Adult Literacy Action Campaign)、【亞洲研究的起步】(Initiatives in Asian Studies)、【國家原住民語言計劃】(National Aboriginal Languages Program)、及成立【澳洲語言及多元文化教育議會】(Australian Advisory Council on Language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ACLAME)等，都是繼續推動與語言相關之多元文化政策【1】。 【國家語言政策】正式給與第二語教學政策上的支持。由於有大量的移民，澳洲政府發展出因應對政治、社會和經濟情勢改變的語言政策。在闡明澳洲國家語言政策的目標時，撰稿人Lo Bianco 企圖倒轉過去 150 年決定教育、專業生活和社會的相互作用的單一語言主義與同化政策。自從【國家語言政策】於澳洲議會在 一九八七年展開以來，政府相關機構展開一些措施去說服主流澳洲人，使其相信文化、語言多樣性是澳洲社會正面的現實。政府也為移民提供機會以學習多數人所講的語言 -- 英語。同時，澳洲政府相關機構做許多措施以鼓勵保存或甚至鼓勵發展這一百五十種由不同移民所講的語言。例如【澳洲國家語言及識字機構】(National Languages and Literacy Institute of Australia)努力傳播人民因學第二個語言所引起好處，並宣傳學習除了英語以外的一種語言所產生的優點。大多數的澳洲人除了英文之外，並沒有學習它種語言的長期經驗。例如在一九八八年，中學新生僅僅百分之十選擇一種外語作為中學畢業文憑之證明。與過去相較，這百分比僅僅提升了一些。在一九九四年，百分之四的十二年級學生學一種亞洲語言，而百分之八的十二年級學生學一種歐洲語言。(Tisdell，1998:134)。 多元文化與經濟理性主義時期 從歧視第二語言到尊重、鼓勵第二語言，八十年代中葉開始，經濟因素使第二語言成為一種資源。七十、八十年代在澳洲經濟中看見了戲劇性變化。日本作為澳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特別是涉及澳洲的初級產品和自然的資源。澳洲政府也注意到社會其他重要變化。原來經濟上較不富裕的戰後移民，在他們的新國家中，不管語言因素，在經濟上已經有一席之地。他們成了經濟和政治上不能忽略的現實。他們對於教育提出了不公平的問題，對於工作機會及移民所代表的文化多樣性要求受到尊重。他們成為沒有政府能加以忽視的一大群選舉人。 八十年代中葉開始，歐美保護主義抬頭，澳洲覺得與英國及其他英語系國家的商業關係逐漸疏遠，與亞洲以及其他非英語國家的商業關係轉趨密切，學習非英語(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LOTE)，尤其是亞洲具影響力的語言，將有助於推動國家經濟的發展。一九八七年 Lo Bianco 發表的第一份官方【國家語言政策】報告書 ，為推廣外語教學提供有力的理論根據。報告書強調學習外語(LOTE)有以下的好處： ■消除歧視隔膜，高舉社會公義； Lo Bianco 在【國家語言政策】報告書裏特別選出了九種在國內或國外有重要影響力的語言，作推廣教學。這些語言包括阿拉伯文、法文、德文、希臘文、印尼文、意大利文、日文、中文和西班牙文等。澳洲聯邦就業部(DEET)在1991年頒佈的【國家語言及識字政策】(The Australian Languages and Literacy Policy，ALLP)-- 被視為延續【國家語言政策】之文件 -- 進一步肯定亞洲語言的重要性，根據【語言及多元文化教育議會】(Australian Advisory Council on Languages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ACLAME) -- 係根據Lo Bianco在【國家語言政策】報告書中所建議而成立之官方機構 -- 澳洲出口商認為最有助他們發展商業的語言有中文、日文、阿拉伯語、印尼文、韓文、泰文、西班牙文、德文及法文。報告書的結論指出，為了要配合形勢，澳洲要大力撥款擴展外語教學(LOTE)，尤其是亞洲語言【2】。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務部長宣佈【國家多元文化顧問委員會議】(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NMAC)的任命，請其提出建議案以供政府往後十年的施政方向，確保文化多樣性是澳洲一種統一的力量。此委員會的【多元文化澳州的新議程】報告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提出，共計提出三十二個建議案。多元文化表現在語言方面又再次被強調，這也是聯邦政府繼一九八七年【國家語言政策】、一九九一【國家語言及識字政策】後，最新的關於語言政策的導向。它包括多元文化政策的四個面向： ■市民責任：要求澳洲人支持保證吾人自由和平等，和使澳洲文化多樣性得以發展的澳洲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原則 ■尊重文化：受制於法律，賦予澳洲人表達他們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並要求他們 去接受他人有相同權利 ■社會公平：所有澳洲人受平等待遇和機會，不受歧視。包括種族、文化、宗教、語言、所在地、性別、出生地，趣味澳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做出貢獻 ■生產多樣性：極大化澳洲人因人口的多樣性產生的文化、社會和經濟的優勢。 這些原則平等適用於所有澳大利亞人，不管他們是土著人、英語系歐洲移民或來自非英語國家背景的人，也不管他們是出生在澳大利亞還是海外。多元文化政策?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即所有澳大利亞人都對他們國家的利益和未?承擔義務，接受其社會結構與道德規範，並接受他人有表達自己意見和價值關的權利。 而【顧問委員會議】所提的建議案中，與經濟理性主義時期語言政策有相關者為第二十八建議案、第二十九項建議案，玆將建議案暨政府的回應詳述如下: 【顧問委員會議】第二十八項建議 英語是澳洲的國家語言。因為英語具有重要的一統影響力，擁有說英語的能力是參與澳洲社會的基礎。在各族群的社區裡對於英語的重要性是沒有爭論的。英語熟練程度的重要性因為英語成為商業和網際網路語言而更加重要。因此，【委員會議】徹底支持和強烈建議，繼續為成年人移民施以英語課程訓練。 政府的回應 贊成。政府將繼續提供針對成年人移民之英語課程訓練。 例如，【成年人移民英語計劃】(the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讓移民者及基於人道而入境澳洲的人在到達澳洲後能享有五百一十小時的免費英語訓練課程。【工作場所英語及閱讀寫作能力計劃】 (Workplac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cy Program) 提供資金給雇主，支持雇員在職業技術中與英語和閱讀寫作能力結合，使他們滿足現階段及將來的職業和訓練需要。【移民計劃之進階英語】(The Advanced English for Migrants Program) 提供進階層次英語援助給尋找工作的人，使其能獲得雇用，或者進入職業課程，或者其他次要的機構。 【顧問委員會議】第二十九項建議 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熟悉除了英語以外之一種語言是更理想的，它可能是商業或者社會急切需要的。如果我們是要邁入全球市場，並從此得到最大利益，澳洲必須對於英語以外的語言保持專長，特別是我們的地區的主要語言。因此，教英語以外的語言是一個優先事項，而多語言社區之價值更能被遵崇。聯邦政府專門優先在贊助教英語以外之語言，這些包括了【在澳洲學校裡的國家亞洲語言和學習】(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NALSAS)，並且尊重兩個基本要素 -- 【社區語言】(Community Languages) 和【優先語言】(Priority Languages)。【委員會議】徹底贊同所有這些語言計劃，並建議繼續如此。 政府回應 贊成。政府仍將使教除了英語以外的語言成為最優先順序。聯邦政府以資金贊助學校語言計劃的三個基本要素 -- 【在澳洲學校裡的國家亞洲語言和學習】(NALSAS)、【優先語言】及【社區語言】。 NALSAS 策略是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北領地共同合作發展。透過 NALSAS，聯邦政府資助學校教育權限，在課程上加強並擴展四種亞洲語言的供應 -- 中文、印尼語、日本語、朝鮮語 -- 及亞洲的研究。這些策略打算改進澳洲的能力，並為在與國際互動時，特別是關鍵亞洲經濟體作好準備。在一九九九年到二千年的預算中，聯邦政府宣佈了澳幣九千萬的資金，資助 NALSAS 一直到二零零二年。對於【優先語言】和【社區語言】的投資是政府持續的承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別廣播服務】(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BS) 用英語及其他語言進行無線電和電視的廣播。SBS 無線電廣播在每一個星期用六十八種語言廣播六百五十小時。SBS電視政策是將一半的表定節目用除了英語以外的語言播出，它需要用成千小時做出大約六十種語言的副標題。政府承認語言資源的富水池創造經濟機會，並早已存在澳洲多元文化社會裡。政府會持續的增進多元文化的效益。 對台灣的啟示 一九四八年的【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一九九零年的【世界人類集體權利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Peoples)、一九九二年的【在國家、民族、宗教、語言上屬於少數之權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Ethnic, Religion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一九九六年的【世界語言權利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都一再強調語言是一種基本權利，語言政策必須尊重以人為主體，並且配合文化多樣性與語言複雜性制定而成(Emenanjo，2002)。學者如E. Annamalai曾經提及政主的語言政策就其育達成之目標不論其是顯而易見或隱晦不見，可概略分為三類: 消除多元語言主義政策(elimination of multilingualism)、容忍多元語言主義政策(tolerance of multilingualism)或提倡多元語言主義政策(promotion of multilingualism)(Annamalai: 2002)。很明顯的，澳大利亞的語言政策是屬於提倡多元語言主義政策。澳大利亞有著令人羡慕的國際名聲：種族寬容、文化多元、語言多樣性。而這一切的多元文化政策均源於處理大量移民來到澳洲所產生的問題的需要。 前文所言，制定國家語言政策主因兩種情勢產生。或因一個國家其多數語言相對於鄰近國家卻成了一種少數語言，或因具有大量移民的國家，因人口轉變，政府需要闡明一個國家語言政策，以確保移民能獲得多數語言的能力。但回顧台灣現況，我們以戰後新移民與舊移民之人口比例與語言使用情況作一分析，我們發現，台灣的語言政策並不是上述二類。按理說閩南語是多數語言，相對於鄰近國家是少數語言，理所當然的應闡明閩南語作為國語，以保護本國語言。按理說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在多數人講閩南語的情況下，國家語言政策應以閩南語作為國語，以確保新移民能融入台灣社會。很不幸的，從戰後一開始，閩南、客家、原住民語言被刻意忽視、禁止。而少數人講的北京話(普通話)卻成了官方語言。盧梭曾說人生而自由卻時時活在枷鎖之中。就語言政策而言，這個枷鎖正是政府機構，這個政府在以往刻意的對於多元語言文化作一種毀滅。 有人以極不同的論點說，因為地球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說普通話，提倡普通話正可與這全球最多人口講的語言作溝通。我們認為，若僅為了配合說中文的人口而提倡中文之此論點成立，吾人是否可以說，大英國協的五十四個國家以英文為官方語言，為了與這五十四個國家及其他英語系國家交流，台灣應以英語為國語﹖或者吾人可以說，信奉回教與基督教者為多，為了與這些人做文化上的交流，吾人應信奉此宗教﹖全球六十億人口大約說著六千至七千種語言，專家估計在二十一世紀時，約一半或甚至百分之九十將會消失。戰爭或人口的散居各地在一、兩代的時間裡會加速毀滅語言的傳承。當愈來越少的孩童學習某種語言時，此種語言已經是處在極危險的情況下(Wuethrich，2002: 1156)。也因此，我們認為台灣作一個海洋國家，對亞太而言，是地處地緣政治的中心點。台灣在不同時期吸收了不同移民，有少數民族如原住民，有客家人、閩南人，有上世紀五零年代的移民暨少數蒙、藏民族，也有本世紀自東南亞各地的移民，更有無數為台灣付出心血的外籍人士，於最近成為新移民(縱令本質上已定居於台灣二個世代了)。台灣是一個標準的移民社會，語言政策應該展現出包容性，除了應將多數人講的閩南語定為國語外，亦應納入客家話、普通話、原住民語，而對於少數民族的語言特別該挹注資源，保存語言，保存文化，讓多元文化也可以成為台灣文化的新指標。 Reference
註解 【1】http://www.ecu.edu.au/ses/research/CALLR/sociowww/notes/notes7LoBianco.htm 【2】http://www.ecu.edu.au/ses/research/CALLR/sociowww/notes/notes7Ozolins.htm 附錄一 DECEMBER 1999M FOREWORD Australia occupies a uniqu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geography, history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 We are blessed with immense natural resources, living in a continent of great physical beauty. We have an educated and skilled workforc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social harmony and a lifestyle that is the envy of the world. We approach the new century with great optimism and with a renewed sense of purpose and confidence in our economic strength and way of life. Australia’s cultural diversity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s as we face the challenges of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It has been nourished by our indigenous cultures, early European settlement and successive waves of immigration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Our democratic values and commitment to a fair go for all underpin Australia’s success as a multicultural and cosmopolitan society. We are an open and tolerant society that promotes the celebration of divers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a unifying commitment to Australia. Our diversity is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cultural enrich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s report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for a new century: Towards inclusiveness, is intended to build on these achievements. We cannot take what we have achieved for granted.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ograms should be subject to periodic evaluation and renewal to keep them relevant and responsive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has been prepared after extensive consultations with interested groups and it is the fruits of two years of work by the Hon Philip Ruddock MP, Neville Roach and their associate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 thank them for their outstanding work. John Howard Message from the Minister On 20 June 1997 I announced the appointment of a new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Its terms of reference asked the Council to ‘develop a report which recommends on a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next decade that is aimed at ensuring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is a unifying force for Australia’. The Council’s report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for a new century: Towards inclusiveness was launch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5 May 1999. In the past 25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official reports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issues, and I welcome the Council’s report which makes recommendations that build on these previous reports. The report also draws on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that followed the Council’s December 1997 Issues Pape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Way Forward. I would like to record my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of the Council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Mr Neville Roach. The task the Government set for the Council was a very demanding one and the fact that its report has been so positively received is testament to its quality. The Council’s 32 recommendations signal an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past practice, and I am pleased to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ble to embrace the essential thrust and main elements of the report. This document contains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each recommendation. The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Council’s view that future multicultural policy should emphasise its relevance to all Australians and focus on strategies to maximise the benefi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These are major and important challenges and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outcomes the Government is seeking from multicultural policy: enhanced community harmony and achieving benefits from our diversit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Government’s plan of action is formulated with these priorities in mind and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years ahead to ensure that our cultural diversity is indeed a unifying force for Australia.
Philip Ruddock 1.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remains committed to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It has been central to our soci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growth as a nation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and is vital to ou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and beyond. Australia is comprised of people who were born in this country and who have migrated here. Together, we have witnessed many changes in our nation. Our many shared experiences have produced a complex, cosmopolitan society, but together we have met and overcome challenges and striven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Australians from all backgrounds. For its part,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has worked to ensure that our cultural diversity and all its implications are appropriately address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based on tolerance, humanity and mutual respect. A particular commitment b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o ensure that all Australian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active and equal participants in Australian society, free to live their lives and maintain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s. But the democratic foundations of our society contain a balanc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 freedom of all Australians in practice is dependent on their abiding by mutual civic obligations. Thus, all Australians are expected to have an overriding commitment to Australia and the basic structures and principles common to Australian society. These are the Constitution,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freedom of speech and religion, English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e rule of law, tolerance, and equality – including equality of the sexes. Within this broad framework, each individual and group is welcom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on good. We do not seek to impose a sameness on all our people. Nor do we seek to discourage 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the Australian culture which already includes the heritage of Indigenous Australians, our British and Irish settlers, our Australian-grown customs, and those of our more recently-arrived migrant groups. We are, in reality as well as by definition, a multicultural nation. The term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summarises the way we addres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our cultural diversity. It is a term which recognises and celebrates Australia’s cultural diversity. It accepts and respects the right of all Australians to express and share their individual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an overriding commitment to Australia and the basic structures and values of Australian democracy. It also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are designed to: make our administrative, social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needs of our culturally diverse population; promote social harmony among the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in our society; and optimise the benefits of our cultural diversity for all Australians. The values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form one dimension of the values which make up Australian citizenship which is built on a set of common civic value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at can unify Australians. These include: respect for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participation in support of democracy and its institutions, respect for the law, respect for and tolerance of ot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dividual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ime loyalty to Australia’s interests. The shared civic values that underpin Australia’s civic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mus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Australian society. Indeed Australian citizenship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unify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s nationhood and the modern multicultural society which has evolved from it. A strong multicultural framework can provide a firm basis for citizenship, and vice versa. Although Australians are very different as individuals we are unified by our common citizenship. Multicultural policy also has its roots in Australian culture and contributes to its continuous enhancement and projection on the world stage. Australian culture includes Indigenous Australians, our British and Irish heritage, our Australian-grown customs, and those of our more recently arrived migrant groups as part of a dynamic and interacting set of life patterns. Australians all share a common culture, but every group and individual makes its own unique contribution to it. For multiculturalism to be a unifying force in our developing nationhood and identity, it needs to be inclusive. It is about and for all Australians; it is not concerned mainly with immigration and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emphasises the things that unite us as a people – our common membership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our desire for social harmony, the benefits of our diversity and our evolving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dentity. In this context, the multicultural framework of our society has broadly benefited Indigenous peoples through its promo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their harmonious intermingl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are Australia’s original inhabitants - its ‘First Peoples’. While, therefore, they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nation, it is appropriate that their distinct needs and rights be reaffirmed and accorded separate consideration. Australian society has gained breadth and depth through the many benefits of our multicultural population. Our non-discriminatory immigration policy has drawn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rather than from any one particular region. We thus have a reservoir of talent, energy, skills and knowledge which facilitates the way we do busines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given the reality of modern life and the ‘global village’. Modern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allow businesses located here to deal with markets and exchanges the world over as well as with customers in the towns and cities of Australia. Likewise, the growth of global media systems allows business arrangements to be conducted from local urban centres by way of the ‘electronic super highway’, using satellite, cable and other technology. Products may thus be developed in Australia specifically for markets which may have quite different cultures to our own and market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outlets. In such an environment, businesses which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in the languages of their customers and appreciate their cultural preferences will obviously have a distin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hose that do not. The Government’s Productive Diversity strategy aims to capitalise on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kills, business networks and market knowledge of individuals in our diverse population and to remove any impediments to their effective contribution in the workforce. This is to the advantage of all Australians and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benefits of our multicultural policy.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actively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o help maximis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our diversity. Among other things,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a Productive Diversity Partnership Program, a cooperative venture between the Commonwealth, a group of Australia’s foremost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cluding some of Australia’s largest and most prominent corporations. Its purpose is to develop curriculum material for business education in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AFE sector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widespread appreciation of the fact that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are achievable through divers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hat diversity planning should be view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n organisation’s business planning process. In summary, we have built a 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institutions, traditions and processes on our democratic foundation. Cultural diversity is one of our great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Australian unity in this diversity has been built on such moral values as respect for difference, tolerance and a common commitment to freedom, and an overriding commitment to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s.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o continue to flourish for the good of all Australians, multi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grams should b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our democratic system, using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Civic Duty, which obliges all Australians to support those basic structures and principles of Australian society which guarantee us our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enable diversity in our society to flourish; Cultural Respect, which, subject to the law, gives all Australians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ir own culture and beliefs and obliges them to accept the right of others to do the same; Social Equity, which entitles all Australians to equality of treatment and opportunity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fe of Australia,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on the grounds of race, culture, religion, language, location, gender or place of birth; and Productive Diversity, which maximises for all Australians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ividend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ty of our population. Australia’s cultural diversity will be a continuing and fundamental strength of our society if the community and institutions base their action and measure their achievements on these four principles. The Government also believes these principles form a sound basis for workplace diversity planning strategies, both within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ndeed,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has taken a leadership role in implementing workplace diversity. For example, ‘respecting and valu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workforce by helping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ur, sex, sexual preference, age, 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y, marital statu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pregnancy, religion, political opinion, national extraction or social origin’ is a principle object of the Workplace Relations Act 1996. The private sector faces the same diversity issues in relation to its workforce and clients as the public sector. The Government is itself committed to encourag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management of diversity and is keen to work with business to address the common issues. Such involve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aim of the Government’s multicultural policy: the achievement of enhanced community harmony and maximum benefits from our diversit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a Plan of A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formulated for implementation in the years ahead to ensure that our cultural diversity is indeed a unifying force for Australia. 2.PLAN OF ACTION To take forward multicultural policy,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Plan of Action which will put into effect its on-going commitment and involvement in this area. The Plan includes providing Commonwealth leadership to,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spheres of government,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in relation to diversity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fostering closer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sector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Government will: facilitate partnerships within sectors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by means of a ‘Diversity Australia’ home page which will not only act as a coordination point for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implement a public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trategy to rais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benefits of Australia’s cultural diversity, counter myth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mote behaviour patterns and attitudes that build community harmony;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s achievable through divers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and promote an ‘outreach’ program to encourag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or organisa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the Plan of Action which includes consultation, discussion and communication, it will establish a broad-based Council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The Council will report to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o the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and be suppor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ffairs (DIMA). The Council’s terms of reference will include:
assis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multicultural policy and programs within the Commonwealth and in relation to other spheres of government,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promoting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harmony,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raising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ce of Australia’s multicultural policy for all Australian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ssist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Minister in dealing with relevant issues affecting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or representative groups; providing advice and reporting on specific matters referred to it by the Minister; and reporting annually to the Minister on its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The Government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Council to implement 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llow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Living in Harmony initiative. Its key objective will be to rais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that cultural diversity is important to all Australians and that its benefits should be maximis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the enhancing and focussing of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to make it inclusive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our diversity are fully maximis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3.RESPONSES TO THE COUNCIL’S RECOMMENDATIONS The May 1999 report of the 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 for a new century: Towards inclusiveness made 32 recommend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se recommendations follows. Recommendation 28 English is Australia’s national language. Because it is a significant unifying influence and the ability to speak English is fundamental to full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n society, there would appear to be virtually no disagreement in the community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has recentl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ecause English has become the defacto standard for business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ccordingly, the Council fully supports, and strongly recommend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gh priority that has been given for many years to English language tuition for adult migrants. Government Response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he high priority that has been given for many years to English language tuition for adult migrants. For instance, the Adult Migrant English Program gives migrants and humanitarian entrants free access to 510 hours of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soon after their arrival in Australia. The Workplac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cy Program provides funding to employers to support the training of workers in vocational skills integrated with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cy skills, that are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m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ir current and futur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needs. The Advanced English for Migrants Program provides advanced level English language assistance to help job seekers to gain employment or enter vocational courses or other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Recommendation 29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such as ours, proficiency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is more than desirable; it can be a business or social imperative. If we are to engage the global marketplace and derive maximum benefit from it, Australia must maintain expertise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particularly the major languages of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 It i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teaching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continues to be a priority and that the value of a multilingual community be better appreciated. The Commonwealth’s specific priorities for funding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clude the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NALSAS) Strategy and two language elements – Community Languages and Priority Languages. The Council fully endorses all these language programs, and
recommends their continuation. Government Response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he high priority that has been given for many years to teaching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The Commonwealth funds three elements of the school languages program - the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NALSAS), Priority Languages and Community Languages. The NALSAS Strategy is a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between the Commonwealth, States and Territories. Through NALSAS the Commonwealth funds school education jurisdictions to enhance and expand the provision of four Asian languages - Chinese (Mandarin), Indonesian, Japanese and Korean - and studies of Asia across the curriculum. The Strategy aims to improve Australia’s capacity and preparedness to interact internationally, in particular, with key Asian economies. In the 1999-2000 Budget the Commonwealth announced a further $90 m in funding for NALSAS to the end of 2002. Funding for Priority Languages and Community Languages is an ongoing commitment. It is also noted that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SBS) has extensive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SBS Radio broadcasts 650 hours of programming each week in 68 languages. SBS television policy is that half of scheduled programming will be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which requires hundreds of hours of subtitling in some sixty languages. The Government recognises 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e rich pool of language resources that already exist in Australia’s multicultural society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ir full utilisation. 附錄二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前言 澳州擁有特殊的文化、地理、歷史和經濟的環境。我們有無限的自然資源、居住在廣大的土地上。我們有受過教育和技術熟練的人力資源，民主機構，社會協調和世界羡慕的生活模式。 我們用樂觀主義和用透過我們對經濟的自信心接近這個新世紀。 當我們面對迅速改變的世界挑戰時，澳洲的文化多樣性是我們的最重要的屬性之一。它由我們的本土文化以及早期歐洲的移民孕育而成。我們的對一個美麗的民主價值和承諾標記了澳洲成為多元文化和大城市的社會。 我們是開放和容忍的社會，在統一的國家前提裡，提倡多樣性。我們的多樣性是具有競爭優勢，是文化富裕和社會穩定性的來源。 政府對【國家多元文化顧問委員會議】的報告【多元文化澳洲的新議程:邁向包含性】的回應是，將按此報告施政。 我們不能滿於現狀。政府政策和計劃應該受週期性評估並且使他們對環境改變作出更新。政府的回應是經過兩年的努力由Hon Philip Ruddock MP、Neville Roach及他們的助理完成。 僅代表政府, 我感謝他們他們的傑出成果。 John Howard 部長的訊息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我宣佈【國家多元文化顧問委員會議】的任命。請其提出建議案以供政府往後十年施政計劃，以確保文化多樣性是澳洲一種統一的力量。此委員會的新世紀的報告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提出。 過去二十五年關於移民和多文化的問題有了許多官方報告，我歡迎【委員會議】的報告。此報告也採用公眾商議。 我想要表達對Neville Roach的感謝。此任務是很重要的，而它的報告是如此具正面意義。 【委員會議】的三十二個建議象徵革命性的發展，並且我很高興說，政府極度讚賞此報告。這個文件包含有政府的回應。 政府支持【委員會議】的看法。未來多元文化應該強調它對所有澳洲人的關係，並且極大化文化多樣性的好處。這些是主要的挑戰，並與政府所追求之多元文化政策、提升社區和諧的結果是一致的，並從我們多樣性達到國家利益。 政府的行動計畫按優先順逐步形成。今後將執行確保我們的文化多樣性確實是一種統一澳洲的力量。 Philip Ruddock 1.多元文化澳洲 政府維持承諾建構多元文化澳洲。多元文化是我們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成長發展所必需。 澳洲由出生於這個國家的人及移民構成。我們在我們的國家中目睹了許多變化。我們分享的經歷產生了複雜的城市社會，但是，我們遇到和克服了挑戰，為澳洲人的和協關係奮鬥。 聯邦政府重視我們的文化多樣性。所有它的政策都適當地透過以容忍，人道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發展。政府特定承諾要確保所有澳洲人都有機會在澳洲社會裡積極與平等的參與，自由經歷他們的生活，並且保持他們的文化傳統。 但是，我們社會的民主基礎含有權利和責任的平衡。所有澳洲人的自由，實際上取決於他們根據互相的責任。這些包含了憲法、議會民主、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英語作為國語、法治社會、容忍和性別的平等。 在這個廣闊領土之內，每一個個人被鼓勵貢獻自己。我們不企圖把相同性加給所有的人。我們不會不鼓勵原住民、英國和愛爾蘭移民對於文化遺產更進一步的發揚。我們是實際上以及定義上的多元文化國家。 澳洲多元文化是陳述文化多樣性的挑戰和機會。它認識到澳洲的文化多樣性。它接受和尊重所有澳洲人民主的基本架構和價值，分享他們文化遺產。其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澳洲多元文化的價值建立在一套共有的市民價值、權利和責任，能夠一統澳洲。這些包括了尊重機構之架構、參與、支持民主、尊重法律、容忍它人信仰、並忠於澳洲。 分享的市民價值反映文化多樣，澳洲公民於此扮演重要角色。 堅強的多元文化框架能為市民提供一個堅定基礎。 多元文化政策亦延伸到世界舞台。澳洲文化包含了原住民澳洲人、英國和愛爾蘭人， 及在澳洲成長的習俗，和不久前到達的移民。每個個人都在貢獻自己。 要使多元文化成為國家的一種統一力量，它需要包含性。這是對於所有澳洲人而言， 不是只有移民和少數族群。多元文化澳洲強調作為一個國家的人，強調我們是澳洲社區的一員，強調我們對社會和協的希望，我們多樣性的優點和我們國家特性。 在這個環境條件中，透過多樣化文化有益於原住民。原住民和和Torres Strait 島民是澳洲的原始居民，它們是第一個移民的人。他們為國家文化多樣性提供基礎，考慮他們截然不同的需要和權利是適當的。 澳洲社會透過我們多元文化人口的優點獲得了廣度和深度。我們不歧視的移民策略吸引全世界移民。我們擁有才能、技術和知識，便利我們與它國貿易，特別是在地球村時代。 現代通信設備允許在各地各角落從事商業。同樣地，全球媒介系統的成長允許透過電子高速公路的方法，使用衛星、電纜和其他的技術從事商業安排。 在澳洲發展的產品可以銷售至完全不同文化的市場。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從事商業者若能在他們的顧客中使用他們的語言，理解他們的文化，在商業上將明顯地有截然不同的競爭優勢。 政府的生產多樣性策略打算將個人的語言和文化的技巧，商業網路和我們的多樣化人口做更有效規劃，把任何妨礙移走。這是澳洲的優勢，且是多元文化政策優點的另一個例子。 政府將積極地繼續尋求在具有私人部分的合夥中工作的機會，極大化因多樣性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好處。政府開始了一個生產多樣性合夥計劃，是一個由聯邦政府、眾多的澳洲初級商業學校和私人部們所組成，包括一些澳洲最大和最有名的公司。 它的目的是要為大學和技術及進階教育(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 部分的商業教育發展課程。 最終目標是要證明多樣性管理策略可達到改進生產力，多樣性計畫應成為商業計畫過程的一個完整部分。 總之，我們已在我們的民主基礎上建設機構、傳統和過程的社會基礎建設。文化多樣性是我們的重要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資源之一。澳洲以多樣性作為一個整體，並且建構了尊重差異性、容忍和之於自由的共有承諾，和對澳洲的國家利益的承諾。為了使多元文化的澳洲繼續發展，多元文化的政策和計劃應該在民主的基礎上，遵從以下原則:
如果社區和機構根據以上四原則採取行動，澳洲文化的多樣性將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繼續和基本的力量。 政府也相信這些原則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中，為【勞動力多樣性計劃策略】形成一完美基礎。的確，聯邦政府在執行勞動力多樣性時起了領導作用。例如，藉由預防和消除因種族、顏色、性別、年紀、身體或者精神的障礙、婚姻狀況、家庭責任、懷孕、宗教、政治意見等，所產生的歧視，正是聯邦政府一九九六年的【工作場所關係法案】的目的 私領域如同公領域般，在勞動力與顧客間面臨多樣性議題。政府承諾鼓勵全套的方法去面對多樣化的管理，並與業界合作去處理相同議題。 這樣的介入與我們的多元文化政策是相符合的: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去提升社區和協，極大化文化多樣性之好處。這樣的介入亦與以下政府所規劃的行動計畫一致，以確保我們的文化多樣性是澳洲的一種統一力量。 2.行動的計畫 為採取多元文化策略，政府採用了行動計劃。 計畫包括由聯邦政府領導，與政府各部門、私領域及與多元文化管理計劃相關之社區合作，促成更緊密關係。在此間政府將:
為了幫助政府發展和執行包括商議、討論和溝通事宜，政府將建立廣闊基礎的【澳洲多元文化委員會議】。【委員會議】將向首相及多元文化事務部長報告相關事宜，並由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務部所支持。這委員會議相關權責為:
政府與【委員會議】將密切合作，它的關鍵目標將是提升澳洲人理解文化多樣性對於澳洲的重要以及為了國家利益，文化多樣性的好處應被極大化。 政府承諾專注澳洲多元文化的提升，並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確保我們的多樣性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好處能被極大化。 3.對【委員會議】建議的回應 一九九九年五月【國家多元文化顧問委員會議】的報告【關於邁向新世紀澳洲多元文化: 向包容性前進】中，對政府做了三十二個建議案。政府對這些建議案的回應如下:(譯者按: 僅有第二十八項、第二十九項建議案與語言政策有關) 第二十八項建議 英語是澳洲的國家語言。因為英語具有重要的一統影響力，擁有說英語的能力是參與澳洲社會的基礎。在各族群的社區裡對於英語的重要性是沒有爭論的。英語熟練程度的重要性因為英語成為商業和網際網路語言而更加重要。因此，【委員會議】徹底支持和強烈建議，繼續為成年人移民施以英語課程訓練。 政府的回應 贊成。政府將繼續提供針對成年人移民之英語課程訓練。 例如，【成年人移民英語計劃】讓移民者及基於人道而入境澳洲的人在到達澳洲後能享有五百一十小時的免費英語訓練課程。【工作場所英語及閱讀寫作能力計劃】提供資金給雇主，支持雇員在職業技術中與英語和閱讀寫作能力結合，使他們滿足現階段及將來的職業和訓練需要。【移民計劃之進階英語】提供進階層次英語援助給尋找工作的人，使其能獲得雇用，或者進入職業課程，或者其他次要的機構。 第二十九項建議 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熟悉除了英語以外之一種語言是更理想的，它可能是商業或者社會急切需要的。如果我們是要邁入全球市場，並從此得到最大利益，澳洲必須對於英語以外的語言保持專長，特別是我們的地區的主要語言。因此，教英語以外的語言是一個優先事項，而多語言社區之價值更能被遵崇。聯邦政府專門優先在贊助教英語以外之語言，這些包括了【在澳洲學校裡的國家亞洲語言和學習】，並且尊重兩個基本要素 -- 【社區語言】和【優先語言】。【委員會議】徹底贊同所有這些語言計劃，並建議繼續如此。 政府回應 贊成。政府仍將使教除了英語以外的語言成為最高優先順序。聯邦政府以資金贊助學校語言計劃的三個基本要素 -- 【在澳洲學校裡的國家亞洲語言和學習】(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NALSAS )、【優先語言】及【社區語言】。 NALSAS 策略是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北領地共同合作發展。透過 NALSAS，聯邦政府資助學校教育權限，在課程上加強並擴展四種亞洲語言的供應 -- 中文、印尼語、日本語、朝鮮語 -- 及亞洲的研究。這些策略打算改進澳洲的能力，並為在與國際互動時，特別是關鍵亞洲經濟體作好準備。 在一九九九年到二千年的預算中，聯邦政府宣佈了澳幣九千萬的資金，資助 NALSAS 一直到二零零二年。對於【優先語言】和【社區語言】的投資是政府持續的承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別廣播服務】(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BS) 用英語及其他語言進行無線電和電視的廣播。SBS 無線電廣播在每一個星期用六十八種語言廣播六百五十小時。SBS電視政策是將一半的表定節目用除了英語以外的語言播出，它需要用成千小時做出大約六十種語言的副標題。 政府承認語言資源的富水池創造經濟機會，並早已存在澳洲多元文化社會裡。政府會持續的增進多元文化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