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強調反共抗俄與國族集體意識，這樣的政治氛圍，也延伸到文壇。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中國文藝協會」等作家機構，旨在發揚愛國情操，凝聚戰鬥與反共意識。詩社的發刊詞也充滿濃厚的政治意味，刊登在《自立晚報》上的「新詩周刊」（1951年11月5日）直言「詩是藝術，也是武器」。《創世紀》（1954年10月10日）標榜「新詩的民族路線」、「鋼鐵般的詩陣營」、「肅清赤色與黃色」。紀弦成立「現代派」（1956年2月）宣示「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較有政治意涵的詩集有紀弦《在飛揚的年代》，葛賢寧《常住峰的青春》，李莎《帶怒的歌》，劉心皇《偉大的日子》，鐘雷《生命的火花》、《在青天白日旗幟下》等。五○年代詩壇雖籠罩於政治氛圍當中，但其主流仍是抒情詩，被稱為是政治抒情詩並置的年代。

　由於臺灣本土詩人面臨語言轉換的困難，大陸來臺詩人幾乎主導詩壇發展。紀弦「現代派」，洛夫、瘂弦、張默「創世紀詩社」受大陸三○年代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覃子豪、余光中「藍星詩社」直接吸收西方現代主義，使臺灣詩壇於戰後再度萌芽現代主義。

　在詩論的討論上有：紀弦與覃子豪論爭「橫的移植」和「主知抒情」，覃子豪與蘇雪林針對「象徵派」進行論戰，言曦與余光中論新舊詩的因襲問題。這幾場論戰以及詩社的倡導，使得現代詩逐漸走出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