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新詩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物，由於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啟發，它屬於一種新式白話文的創作，在形式上則成為一種自由或自成規律的排列。

　許俊雅在〈日治時期台灣白話詩的起步〉 中，以1927年和1932年作為分界的指標年，認為1927年以前傾向於以中國白話文書寫反封建、控訴殖民者的不公義與愛情的主題；1927年之後，則漸趨雜有台灣話文，作品以控訴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壓迫、同情普羅大眾的內容為主。1932年後，左翼遭日本政府全面肅清，社會運動連帶受到影響，因此反抗的批判的文學受到干預、檢查，此時，以楊熾昌引進超現實主義為代表，詩的寫法漸漸走向含蓄和具藝術性。

　大體來說，日治時期新詩就使用的語言而言，歷經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以及日文三個階段，詩語言的轉換則與日本政府對台的「國語政策」背景息息相關。就主題而言，此時期的新詩創作圍繞著反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反封建思想以及愛情、台灣風土描寫等幾個重要主題。就作者的文學觀及政治立場而言，則可略分為「批判的現實主義」與「前衛的現代主義」二類。前者以賴和、楊華、楊守愚為代表，後者以王白淵、楊熾昌、林修二與後期逐漸嶄露頭角的日本語詩人如陳千武、詹冰等人為代表。

　以詩的藝術形式看來，此時期的新詩吸收了日本現代詩與世界文學思潮引進的一些新觀念，在修辭技巧、結構與意象的運用，有漸趨精確、凝練的進步。

　日治時期新詩的發展，在日本統治的最後幾年，由於東亞與太平洋戰事爆發，造成自由創作的全面停頓，頌揚日本與戰爭的「皇民詩歌」成為幾乎唯一可以上報、被雜誌刊登的類型。但日治時期新詩奠定了一種詩人立足台灣土地的堅定信念，以及批判現實、抵抗強權的精神，這二種遺傳跨越了時空的的阻隔，影響六、七○年代以後的本土詩人甚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