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時期的文學創作者並未把創作的主力放在「散文」上，因而對散文文體的「自覺」不若同時期的新詩和小說來的敏銳。報刊雜誌上雖然不乏有出色的議論、批評之類的雜文，但這些作者可能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散文－文學」的寫作，其理由有二：

　一是散文所使用的「中國白話文」來自於中國五四運動的啟發，連帶一些文學觀念也受到中國的影響，例如重視小說之於新民風氣的功能性，於文學家則標榜魯迅等具批判、戰鬥性格的作品。因此，台灣的知識份子自覺於行文必須淺白流暢、言之有物，目的往往都集中在於介紹世界新知，如科學、法律、醫學常識、民族運動等，用以達到啟蒙、提高民眾智識水準的目的。故此時期雖有散文之體裁，但未見有人專注於散文的書寫，或者明確的散文之文體觀念。

　二是1930年之後，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的部分漸多，此時期有高水準的「美文」出現，但都是以日文做為書寫語言，可以想見的是這些「美文」其文體的認知接繫著日本文學，因此，從中國文學傳統中歸納出來的散文類型，對於這些日本語的「散文」，在分類上可能有不適當之處。

　日治時期散文的發展約略可以1930年做為一個前後期的界線。前期的散文發展，以中國白話文為主要的書寫語言，內容則以議論、說理、記述、雜文為主。後期的散文以日文為主要的書寫語言，內容則以以抒情、記述、雜文為主。

　日治時期的散文堪稱成家的，可以林修二為代表。林修二為風車詩社的成員之一，其散文內容多為林氏旅行時的記事或感觸，意象活潑清新、情感細膩，主題多圍繞著風景、鄉愁、性靈的冥想與體悟，是日治時期散文作品中難得一見的美文。另有賴和〈獄中日記〉，記述了作者一個半月的入獄心境，樸實懇切，賭文如見其人，亦為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