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台灣八○年代的小說，首先要注意的便是政治小說的湧現。

　黃凡的〈賴索〉雖完成於1979年，但從文化、社會的轉折來看，卻足以突顯台灣從七○到八○年代逐漸浮凸而出的政治意識。像陳映真的〈山路〉、〈鈴鐺花〉描寫五○年代的左翼志士，張大春〈四喜憂國〉中憂心家國的外省榮民，宋澤萊《廢墟台灣》對台灣政治情況的批判性預言，林燿德的《時間龍》藉科幻的手法描繪一個跨時空的政治寓言，乃至於黃春明、楊青矗、王禎和、葉石濤、施明正、楊照等人，都在解嚴的前後，直接或間接的觸及了時代傷逝、政治無情與認同錯亂等時代議題。

　另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現象，是都市文學在八○年代的峰起。除了大環境的改變引領眾人對都市議題的關注，新世代作家對都市潛意識的深掘，以及後設、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思潮的湧進，亦是都市文學在八○年代大量出現的關鍵因素。像是張大春的《大說謊家》使用顛覆性的語言嘲弄所目睹的一切， 黃凡《房地產銷售史》對都市人集體潛意識的顯像，李昂《殺夫》、《暗夜》中女性主體意識的崛起，以及王幼華、朱天心、東年、袁瓊瓊等人的諸多著作，都為八○年代的都市小說作下豐富而多元的註解。

　當然，除了上述的兩大類外，像是原住民小說、女性小說、科幻小說與鄉土小說，在八○年代特殊的文化語境下，也都獲得了相當良好的發展。在解嚴與都市文化的崛起下，各類新思潮的湧進與意識的解放，無疑造就八○年代小說眾生喧嘩的迷人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