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文學興起於民國七十年間(1980年)，此時正為台灣社會面臨關鍵性轉之際，不論在政治、社會、文化的面向上，莫不以台灣「本土化」作為最強烈的改革訴求。

　原住民運動也於此波的熱潮趁勝興起，在不斷的熱血抗爭中開始凝聚出屬於原住民自己的「族群意識」。於是運動之外，以抗議為主題的原住民文學也漸漸地萌芽，作品在文字媒體上慢慢的取得發聲位置，如：莫那能《美麗的稻穗》、拓拔斯．塔瑪匹瑪《情人與妓女》和《最後的獵人》等，都極具代表性。

　1987年及1989年間吳錦發先生編輯兩本選集：《台灣山地小說選》及《台灣山地散文選》，二書中同時收入漢人與原住民描寫與山地相關的作品，並提出「山地文學」來界定此一特出的文類。到了1989年7月21日則調整為目前通用的「原住民文學」一詞，主要的原因在於：

所謂原住民忠實的文學紀錄者已隨著社會現實的衝擊，以一支筆抗議整個體制對台灣原住民族的壓迫，遂產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台灣真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

  　　　　　　　　　　　　　　　　　   —＜論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19897/21~26刊於《民眾日報》

　這樣界定的調整可以看出，評論者觀注點從以空間為主的「山地」變成將重心放在族群身分的「原住民」上，也正是這樣的焦點轉移才更能清楚的去突顯原住民文學它本身的特別意義所在：對原住民族群經驗的重視，及區別於主流的漢文化的創作。之後的原住民文學的發展，也多是延續吳錦發先生的觀點加以開發突破。由以上觀之，可以知道民國七十年的原運，一方面啟發了原住民對自我族群的重視，另一方面則成為所有後來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的母題和寫作動力所在。八○年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開展，其實象徵了一種時代性的意義，那即是：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群，經由漢語的書寫系統，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去證明自我的存在。

　1993年《山海文化》雙月刊創辦，則代表了另一個里程碑，孫大川以其卑南族的身分，在〈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中標舉出別於漢文化以「山海」為主為依歸的原住民文化代表了另一個台灣經驗：

對原住民而言，「山海」的象徵，不單是空間的，也是人性的。它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台灣「本土化」運動，向寶島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但一方面也強烈凸顯了人類向「自然」回歸的人性要求。它不同於愈來愈矯情，愈來愈來都市化、市場化的「台灣文學」，也不同於充滿政治意涵的所謂「台語文學」。長久以來，原住民卑微、苦難的經驗，使他們的文學筆觸、藝術造形以及文化反省，更能觸及到生命的本質和人性的底層。

　更進一步的他希望非原住民的創作者加入，並企圖連結第三世界少數民族的文學，開展更大的視野。除了山海雜誌外，許多主流的文學平面媒體也跟進並鼓勵形成一股風潮，如：《聯合文學》、《文學台灣》、《台灣日報》等，於是在文學市場熱烈的運作下，原住民文學在量與質上都有大幅的成長。而九○年代末，學術評論方面原住民文學儼然成為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不論是單篇論文或者是碩、博士論文對此議題的開發已經大大的拓展原先的領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