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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辭

詩人與世界

辛波絲卡

陳黎•張芬齡  譯

    據說任何演說的第一句話一向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裡覺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講將會十分簡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較容易受到包容。

    當代詩人對任何事物皆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對自己。他們公然坦承走上寫詩一途情非得已，彷彿對自己的身份有幾分羞愧。然而，在我們這個喧譁的時代，承認自己的缺點——至少在它們經過精美的包裝之後——比認清自己的優點容易得多，因為優點藏得較為隱密，而你自己也從未真正相信它們的價值……在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時——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職業不得不曝光的時候——詩人較喜歡使用籠統的名稱「作家」，或者以寫作之外所從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稱來代替「詩人」。辦事官員或公車乘客發現和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一位詩人的時候，會流露出些許懷疑或驚惶的神色。我想哲學家也許會碰到類似的反應，不過他們的處境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職業上冠上學術性的頭銜。哲學教授——這樣聽起來體面多了。

    但是卻沒有詩教授這樣的頭銜。這畢竟意味著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註解的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與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刑。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與當詩人的權利。

    數年前，我有幸會見布洛斯基本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他是唯一樂於以詩人自居的。他說出那兩個字，不但毫不勉強，相反地，還帶有幾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憶起了年輕時所經歷過的不人道羞辱。

    在人性尊嚴未如此輕易遭受蹂躪的較幸運的國家，詩人當然渴望被出版，被閱讀，被了解，但他們絕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眾和單調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紀的前幾十年，詩人還竭盡心力以其奢華的衣著和怪異的行徑讓我們震驚不已，但這一切只是為了對外炫耀。詩人總有關起門來，脫下斗篷、廉價飾品以及其他詩的裝備，去面對——安靜又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那白 皙依舊的紙張的時候，因為到頭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偉大科學家的電影版傳記相繼問世，並非偶然。越來越多野心勃勃的導演企圖忠實地再現重要的科學發現或傑作的誕生的創造過程，而且也的確能幾分成功地刻畫出投注於科學上的心血。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儀器，精密的機械裝置重現眼前：這類場景或許能讓觀眾的興趣持續一陣子；充滿變數的時刻——這個經過上千次修正的實驗究竟會不會有預期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講述畫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頗具可看性，因為影片再現一幅名作形成的每個階段，從第一筆畫下的鉛筆線條，到最後一筆塗上的油彩。音樂則瀰漫於講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樂家耳邊響起的幾小節旋律，最後會演變成交響曲形式的成熟作品。當然，這一切都流於天真爛漫，對奇妙的心態——一般稱之為靈感——並未加以詮釋，但起碼觀眾有東西可看，有東西可聽。

    而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牆壁或天花板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或是否真有靈感之時，當代詩人會含糊其辭。這並非他們未曾感受過此一內在激力之喜悅，而是你很難向別人解說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幾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我也躲閃規避。不過我的答覆是：大體而言，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屬特權；現在，過去和以後，靈感總會去造訪某一群人——那些自覺性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且用愛和想像力去經營工作的人。這或許包括醫生，老師，園丁——還可以列舉出上百項行業。只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知道」。

    這樣的人並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們選擇這項或那項職業，不是出於熱情；生存環境才是他們選擇的依據。可厭的工作，無趣的工作，僅僅因為待遇高於他人而受到重視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厭，多無趣）——這對人類是最殘酷無情的磨難之一，而就目前情勢看來，未來似乎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因此，雖然我不認為靈感是詩人的專利，但我將他們歸類為受幸運之神眷顧的精英團體。

    儘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許存有某些疑惑。各類的拷問者，專制者，狂熱份子，以一些大聲疾呼的口號爭權奪勢的群眾煽動者——他們也喜愛他們工作，也以富創意的熱忱去履行他們的職責。的確如此，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們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為那或許會減弱他們的主張的說服力。任何知識若無法引發新的疑問，便會快速滅絕：它無法維持賴以存活所需之溫度。以古今歷史為借鏡，此一情況發展至極端時，會對社會產生致命的威脅。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辭彙雖小，卻張著強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如果牛頓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園地面上的那些蘋果或許只像冰雹一般；他頂多彎下身子撿取，然後大快朵頤一番。我的同胞居禮夫人倘若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或許到頭來只不過在一所私立中學當化學老師，教導那些家世良好的年輕仕女，以這一份也稱得上尊貴的職業終老。但是她不斷地說「我不知道」，這幾個字將她——不只一次，而是兩度——帶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這兒，不斷追尋的不安靈魂不時獲頒諾貝爾獎。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屏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有些時候我會夢想自己置身於不可能實現的處境，譬如說我會厚顏地想像自己有幸與那位對人類徒然的努力發出動人噫歎的《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談天。我會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為他畢竟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至少對我而言。然後我會抓住他的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你是這麼寫的，傳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誕生於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你所創作的詩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無人寫過。你所有的讀者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的人無法閱讀到你的詩。你現在坐在絲柏樹下，而這絲柏自開天闢地以來並無成長，它是藉由和你的絲柏類似但非一模一樣的絲柏而成形的。傳道者，我還想問你目前打算從事那些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將你表達過的思想做進一步的補充？還是駁斥其中的一些論點？你曾在早期的作品裡提到『喜悅』的觀點——它稍縱即逝，怎麼辦？說不定你會寫些有關喜悅的『太陽底下的新鮮』詩？你做筆記嗎？打草稿嗎？我不相信你會說：『我已寫下一切，再也沒有任何需要補充的了。』這樣的話世上沒有一個詩人說得出口，像你這樣偉大的詩人更是絕不會如此說的。」

    世界——無論我們怎麼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被它對個體——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他事物的比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彙……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裡，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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