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黎詩作陳黎散文陳黎譯詩陳黎研究陳黎花蓮
                                                                                                                 回首頁


島嶼邊緣孕育的包容和戲謔

──管窺陳黎的詩、散文和林宜澐的小說
   [摘錄]



朱雙一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一、陳黎︰包容中的戲謔

    作為寶島政治、經濟中心的台北,似乎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台灣文學的「中心」。大部分的文學作家、傳媒、社團活動匯集於此,眾多的文藝運動也發生於此。只有在「南、北作家對話」等特殊時刻,才顯現或許在台灣南部還有另外一個準「中心」、副「中心」。至於其它縣市如東部的花蓮和台東,在地理的和政經的地圖上處於島嶼的邊緣,在文學地圖中似乎也自然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所謂「中心/邊緣」的涵義還不止於此。誠如王浩威所言︰「資訊全球化或電子殖民主義,呈現在花蓮這一層面的,是幾個不同位階的中心輾轉傳遞而下的。從西方中心,到台北中心(或台灣意識中心),而驅使花蓮也擬仿著一種『要這樣過日子才算是生活』的規模。於是……這些遠離台北的不同地方城鎮,也都開始流行『抓娃娃』的電動遊樂器了。這種包涵了各類消費行為在內的心智狀態,最可以反映出各地的地方社區失去了它文化的主體性,而臣服在以台北為中心的電子殖民主義下。」王浩威,〈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鄉土與文學》第15∼16頁,文訊,1984,台北)或者說,一種大眾的、文化上的對「中心」的屈從、追隨,才使這些邊陲城鎮,淪落於真正意義上的「邊緣」。

    然而從花蓮來到台北讀書,又回到花蓮教書的詩人陳黎,試圖瓦解、翻轉這種「邊緣」的宿命,其《島嶼邊緣》一詩寫道︰

在縮尺一比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
我們的島是一粒不完整的黃鈕釦
鬆落在藍色的製服上,
我的存在如今是一縷比蛛絲還細的
透明的線,穿過面海的我的窗口
用力把島嶼和大海縫在一起

在孤寂的年月的邊緣,新的一歲
和舊的一歲交替的縫隙
心思如一冊鏡書,冷冷地凝結住
時間的波紋
翻閱它,你看到一頁頁模糊的
過去,在鏡面明亮地閃現

另一粒秘密的釦子──
像隱形的錄音機,貼在你的胸前
把你的和人類的記憶
重疊地收錄、播放
混合著愛和恨,夢與真
苦難與喜悅的錄音帶

現在,你聽到的是
世界的聲音
你自己的和所有死者、生者的
心跳。如果你用心呼叫
所有的死者和生者將清楚地
和你說話

在島嶼邊緣,在睡眠與
甦醒的交界
我的手握住如針的我的存在
穿過被島上人民的手磨圓磨亮的
黃鈕釦,用力刺入
藍色制服後面地球的心臟

顯然,以西方中心主義的眼光來看,在地圖上猶如一粒殘缺黃鈕釦的台灣島無疑處於世界的「邊緣」,而「我」所在的大海邊,更是邊緣的邊緣。然而這不僅沒有使「我」消沉、萎靡,相反,「我」自覺正站立於極有利的位置,能以「我的存在」為線,做出將島嶼與大海縫合的壯舉,甚至向「中心」發出挑戰──將針刺入「藍色制服後面地球的心臟」。由此,固有的「邊緣/中心」格局被翻轉或全然瓦解,其中的關鍵,即在於自我存在價值的認定和主體性的建立。詩人的深刻之處還在於︰其「自我」並非無來由的膨脹,而是包容了古往今來「世界的聲音」,具有極充實的內在。詩人無異於告訴我們︰地理、歷史因素造成的「邊緣」不足為懼,有容乃大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這首詩那種「包容幽渺的和廣大的」的氣度和內涵,其實也是陳黎多年詩創作的主旋律,同時亦是陳黎散文創作的基調。散文近著《偷窺大師》的「後記」寫道︰「這本書延續了我先前文集裡對知識的喜悅與對人性的好奇。」對知識的追尋陳述和對人性的開掘呈現,正是陳黎散文的兩大主題。在對知識的追尋中,陳黎於空間上力求廣納「四方的聲音」,於時間上試圖建構「永恆的草莓園」。除了文學外,陳黎更悠游於音樂、繪畫、雕塑等藝術領域。他和妻子張芬齡一起閱讀了他所喜歡的外國詩人作品,並將之大量地翻譯為中文;一起聆聽了古今中外不同類型的歌樂作品,並寫成了音樂欣賞專書。儘管陳黎是少見的未曾到國外旅行的台灣作家,但他通過藝術與世界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繫。他「偷窺」著世界藝術大師的創作,發現、體味其最有價值而未必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某位藝術大師逝世的消息傳來,總是勾起欣賞其傑作時受到感動的情景回憶,而在自己的小屋中以播放大師作品的方式加以悼念。他曾將《晴天書》稱之為「我給世界的信」陳黎,《晴天書》序;該書的〈旅行者〉一文寫道︰「只要對世界懷抱渴望我就隨時在移動。我知道坐在教室裡的我的五十位學生是五十本不同的旅行指南,指向五十座不同的城;我知道我每天在街上,在市場邊碰到的人,他們的心跟世界上所有的名勝古跡一樣的豐富……我可以複製︰在我的城複製所有的城,在我的世界旅行世界。」

    陳黎追求著知識,也逐漸懂得從大自然和俗世生活中開闊胸襟,以獲得不偏枯的人格世界。他曾自述了這一過程︰以往因著年輕氣盛,凡事總是唯心為上,一意孤行,以為只有思想才是人間秩序最高的支配者,捨知識、藝術,這世界再無更偉大、奇特之風景;俗世的人情倫理於他單調如開水,大自然四季的變化也比不上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的豐富。一場突然的大病,使他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渺小、瑣碎,體會到「平凡的珍貴」陳黎,〈平凡的風景〉。從此,他更多地將平民百姓的生活及其人性表現納入視野,更多地著筆於自己周圍朝夕相處的人們︰家人、親戚、街鄰、同事、學生等等,敘寫他們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情事,卻能由此更切近於人性的本真。如〈條碼事件〉寫班上的女生們聽信傳言,傾力搜集各種商品上的條形碼,準備向某「仁愛之家」換取輪椅,送給老人院,連作為老師的作者也被動員加入,結果卻是一場無功而返的有趣鬧劇。此事動機十分美好,但搜集過程中的一些可愛又可笑的舉動,也將某些人性的弱點呈露。最後老師勸慰學生們︰換輪椅的目的在於得到快樂,而過去幾個月,大家確實得到了快樂,何況「她們可以假設她們可以用五千部換到的輪椅向XX主愛之家換一部大號的輪椅,而五萬部大號的輪椅可以換一部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可以迴群星、動地球的特大號輪椅」。

    這段話表露出一種寬廣博大的人道情懷和達觀、包容的人生態度。對於陳黎而言,「包容」不是浪漫的幻想,不是機械的口號,而是落實在普通民眾的現實生活中。比如近年來族群關係問題在台灣的其它地方曾引起諸多矛盾衝突和敵意,但在陳黎筆下,不同族群的人們卻在花蓮這塊土地上水乳交融、和諧共存。陳黎自己那父親原鄉閩南,母親、妻子來自客家,一位姑姑和一位阿姨嫁給了外省人的家族,本身似乎就是一個族群的「熔爐」;而陳黎對於不同族群的人們,都給予同樣的關注和同情。在〈山胞〉等文中,他描寫了原住民和榮民在大山懷抱中嫌隙盡消的醇厚性格。〈燈火闌珊探盧炎〉對大陸人盧炎作為能創作出與西方經典音樂相比美作品的東方、中國的作曲家,給予高度的評價。在〈尋找原味的〈花蓮舞曲〉〉中,他肯定了從大陸來台灣的外省老師的存在「給這個島嶼注入了新活力」。對於花蓮生活著的一大批榮民,陳黎也在〈小城攝影家的愛情〉等文中表達了對這些「被世界遺忘的異鄉人」的哀矜與同情。

    不過,陳黎的「同情」絕非膚淺的濫情。他之所以大量著筆於平民百姓,是因為他將人性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質作為探尋的標的,而當權者的生命往往已遭外在事物的扭曲和框限,唯有平民的生命是率性真誠、自然本真的。因此這種同情,來自對生命的關愛,卻又昇華為對生命本質的體認。陳黎對於花蓮這一人生的舞台有這樣的觀察︰「三十年來,場中人物也許略有更替,台上佈景也許稍有變動,但生命的甘與苦本質上在花蓮並沒有什麼大的變易;為生活而生活是它恆常的主題。」陳黎,〈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所謂「為生活而生活」似乎顯得十分平庸,但它卻是普通花蓮民眾生命的真相,比起為權勢、為名利而生活者,它又顯得格外的可親、可敬。如〈四叔〉寫「四叔」襁褓中因庸醫誤診而致殘,又雪上加霜地被母親視為剋星而遭虐待,「從小四叔就扶著一張木頭椅子自己走路」,長大後被迫退學當刻印學徒,但他很少抱怨,頑強地自謀生路,娶妻生子,「他用生命刻印、蓋印」,「拄著拐杖,印章般一記一記地往地上蓋」。〈大路〉也寫了一位貧窮且身體殘障的男孩,「物質、肉體條件的匱乏似乎並沒有帶給他任何負擔」,「他不要求,也不拒絕,只是自在地做他的事」。〈街角的故事〉中失去父母、流落街頭的小孩,常從五顏六色的海報中產生美妙幻想;有一天,這些海報被撕掉,換上「領袖像」,也剝奪了小孩子幻想的天地。作品由此肯定了卑微生命的權利而否定了當政者的威權。〈聲音鐘〉寫作者居家附近,各種各樣的小販總是像時鐘一般準確地在某一時段出現,風雨無阻,數十年如一日。作者由此感慨這是一個「有活力的人間」、「有活力的城市」。這些人也許不諳政治意識形態,卻天天、按時出來賣東西,不管世事變幻,仍自得其樂地生活著。顯然,陳黎通過對最普通的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寫,揭示作為一個「人」,其飲食男女的真性情,掙扎求生存的人性本真。

    陳黎的散文最使讀者受到強烈震撼的,是它們常將善與惡、美與醜、高雅與粗俗、尊貴與卑微、歡樂和悲苦……等相對立的因素有機地並置在一起。作者這樣做是因為他認定,這就是生活、生命和人性的本來樣態。〈地上的戀歌〉寫了作者幾次因歌而起的落淚的經驗,包括聽學生唱畢業歌,聽德國男中音歌唱家費雪狄斯考唱《冬之旅》,以及從東京的一個演唱會上未能聽到台灣歌曲時。作者有了「愛始終帶著淚跟我們一同旅行」的感慨,並寫出了這樣的詩句︰「春花開在冬夜/熱淚僵凍於湖底;/這世界教我們希望,也教我們失望;/我們的生命是僅有的一張薄紙,/寫滿白霜與塵土,嘆息與陰影。」可說是從生活中得出的對生命甘與苦本質的一種感悟。作為書名的〈晴天書〉一作開頭就寫道︰「也許這又是一個黑夜,也許這又是一個雨天。但打開記憶,打開天窗,我們很容易又可以有晴天的心情。」原來在惡劣的天氣下也可以有好的心情,端賴我們自己如何對待和處置。文章接著敘寫的以其聰穎的天資、鮮活的思想、美妙的作文而成為作者心目中永恆青春、生命象徵的小女生,卻有個當過農耕隊員、賭徒、酒鬼、吹牛大王的父親,須得離開學校飛往非洲與之團聚。作者無異告訴我們,生活本來就無法十全十美,而「諒解不完美的生命仍然是生命」張芬齡語,方能體會生活和生命的本質。這一題旨,與透過不孕的姑婆、失蹤的外公、溺水的伯父、自囚的堂叔、貪污的父親、流淚的母親、受傷的弟弟、漏雨的房屋、破裂的鞋子、殘缺的瓷碗、憂鬱的童年等,顯示生命中無可避免的缺憾的「家庭之旅」組詩,頗有有異曲同工之妙。

    生命本質在空間上呈現美與醜、善與惡、生與死、歡樂和悲苦的糾結並置,在時間上則呈現為這些因素此長彼消的起伏律動。人的一生,總是有生有死,有興有衰,時喜時悲,時苦時樂。陳黎從實際生活的體驗中,或從知識的追尋中,體悟這種「生命的律動」。對於中外藝術家,他特別傾心於那些具有動人生命故事者。如〈苦惱而激情的生命畫像〉刻劃了卡羅(Frida Kahlo)這位遭受健康不良和精神痛苦的雙重折磨,卻具有狂熱且豐沛的情感,強韌的生命意志,選擇面對而不是逃避生命中的諸多缺憾,勇敢承受生活的苦難,一次又一次地將自己置於極端的情境,試探自己生存的能耐,從而創造了波濤起伏、有血有肉的傳奇一生的女畫家。〈聖者的節奏〉中,作者欣賞保羅賽門(Paul Simon)對於生命律動的捕捉,將生命的苦惱、孤獨、熱情、挫敗、希望,化為甜美的歌聲與細膩的詩句。其膾炙人口的〈亞美利堅之歌〉唱道︰「我所認識的每個心靈都受傷過/我所有的每個朋友沒有人能安定/我所知道的每個夢想都粉碎、破滅過/啊,但是無妨,一切無妨/因為我們已存活了如此久,如此好……」陳黎由此寫道︰「這種律動也許就叫作『民胞物與』,它可以喜,可以悲,可以承擔自我,也可以負載群體。它出入銅牆鐵壁,藉一切形式運輸一切內容,交通那卑微的與神聖的,愁苦的與狂喜的。」由於體會到生命律動乃是一種必然的常態,有生命就會有節奏和律動,是能夠也必須接受的事實,因此更能承擔生命的危機和生命的負擔,當然也更能包容自己和別人生命中的缺憾。在這些作品中,陳黎將對藝術、知識的探尋和對生命本質的體認這兩大主題揉合在一起。

    儘管陳黎多寫平民的日常生活,也不憚於發現和描寫生活的缺憾,但他的作品並不暗淡和悲戚,而是色彩亮麗,充滿生命的喜悅和生活的快樂。這是因為陳黎「喜歡從平凡的事物中尋長久存在的情趣」,體悟喜悅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只要換一個角度看東西,你隨時可以找到新風景;只要固定一個角度看東西,你遲早會發現大樂趣。」陳黎,《彩虹的聲音》序這種寬厚包容、喜愛生活、盡情享受生活的人生態度,使陳黎的作品形成一種幽默、戲謔的基調。陳黎的幽默有嘲人,也有自嘲。前者包括對框限生命自由發展的專制制度的嘲弄,更多的是對普通人人性弱點或機械、乖張舉止的揶揄。這種揶揄大多謔而不虐,因為陳黎認識到,人的性格千恣百態,並不雷同,如此才構成了豐富多彩的真實世界。〈這些女人,那些女人〉一文中,作者細緻觀察周圍的女同事,發現她們可歸類為勸善型、喜鬧劇型、悲壯史詩型等,分別對她們加以揶揄。但作品的最後仍寫道︰「我要感激每天出現在我身邊的女人,她們以無窮的精力,多樣的面貌,蝴蝶般穿過我的世界,讓我單調貧乏的生活增加許多趣味。」顯然,陳黎的幽默其實植根於對生活的熱愛和廣大的包容心。陳黎有時也自嘲。自嘲乃建立在對人性本質的認識上,既承認自己和他人一樣,都是凡夫俗子,並非聖人,有著七情六慾,人性的弱點,因此也會有一些可笑的舉動,這並不奇怪,何況別人認為可笑的事,也許歸根結底並不可笑。由此顯露一種自信、包容的人格力量。如〈歐羅肥〉寫阿輝這個鄉下來的學生,樸實、勤勞,將他家賣飼料附送的一件胸口印有「歐羅肥」豬的夾克作為畢業禮物送給老師。「那一天畢業典禮,我就穿著這件夾克出席。走過禮堂時,我聽到很多人在一旁指指點點地竊笑。他們一定覺得很好笑。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心中的確充滿驕傲,充滿跟歐羅肥一樣飽滿的愛。」自嘲的幽默,其實提升了自己,既能代表一種寬容大度的姿態,又能造成令人莞爾一笑的諧趣,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的較完美的結合。不管嘲人或自嘲,或者都應了莊裕安所謂幽默是水做的骨肉,必然少不了「有容乃大」和「放之四海」的氣派的說法。莊裕安,〈幽默是水做的骨肉〉

    總之,陳黎從正面追求俗世人生的快樂,彰揚寬厚、和諧的生活氛圍。他追求著知識,希望通過百科全書式的閱讀,開啟「快樂之門」陳黎,〈百科全書之戀〉。他探尋著人性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質,願以寬厚之心,包容、體諒自己和他人的種種缺憾,從平民百姓的世俗生活中捕捉生命的喜悅。因此他的作品,總的說是一部亮麗的「晴天書」。


二、林宜澐︰戲謔中的包容

    詩人、散文家陳黎作品中所帶有的喜感,在林宜澐的作品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作為小說家,林宜澐更多的是戲謔和嘲諷,接續的是花蓮著名前行代鄉土文學作家王禎和的筆路。如果說陳黎多從正面表達了生命的喜悅,林宜澐則多從反面嘲諷了種種框限、壓制生命的舉動。兩位作家不僅在擅長的文學體裁上是互補的,其切入共同主題的角度也是互補的。

………………………………

    顯然,陳黎的文學語言典正雅緻,林宜澐的文學語言粗俗生動;陳黎的散文以相異因素的並置、碰撞構成張力,林宜澐的小說卻以鄉土世俗的描寫和不時流露的哲學意蘊構成張力。………………………………
 

三、山水、人情和花蓮文學的特質

    陳黎的包容中有戲謔,林宜澐乃至王禎和的戲謔中有包容,這或許提示了包容和戲謔乃花蓮文學的重要特質。如果說「戲謔」常起源於對島嶼邊緣小城那特有的文明和愚昧、現代和傳統相交接所產生的喜劇性的捕捉,那「包容」特質的形成,則與花蓮的山水鄉土、歷史人文有某種特殊的聯繫。

    花蓮在歷史人文方面的主要特點,即在於它的包容性。《人文花蓮》一書寫道︰「花蓮是片多族共居的天地,孕育了每一個族群以包容的胸襟去看待另一個族群,同時去關心、去接納周遭那些語言、文字跟自己不一樣的人,無論是閩客之間、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漢人與原住民之間,一個花蓮人會習慣去接受他的周遭有那麼多不同面貌、習俗的人,這在台灣是獨特的。這份包容和這麼多的風俗習慣,以及它所引起的多彩多姿的互動,正是花蓮最寶貴的人文資產。」吳親恩、張振岳,《人文花蓮》第221頁,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陳黎自己似乎更早就對此有明確的認知。他曾寫道︰「花蓮,舊稱『後山』,是本省開發較晚之地區。一如所有後起、新興的事物,在性格上它具有開放、包容的特質。相對於台灣西部或北部,它的居民比較沒有什麼歷史包袱,他們不必對昔日或光榮的過去,付出太多的眷戀,也比較沒有什麼激烈的政治意識或敏感。」陳黎,〈醇厚的人情,驕傲的山水──寫我的家鄉花蓮〉這種特質,使花蓮的作家們能免於意識形態的紛擾,更專致於對人性和生命本質的探掘。

    從地理環境看,花蓮處於「兩太」(太平洋和太魯閣,「太」字比「大」字還多一點)的環抱之中,背恃崇山峻嶺,放眼萬頃波濤,這種壯闊浩瀚的地理形勝陶冶了花蓮人,當然也包括花蓮作家的心胸。「當人心壯闊如太魯閣的山水時,人間的愛恨、悲喜、成敗、苦樂都能一一被沉澱、包容或拂平。」(張芬齡,《親密書──英譯陳黎詩選》譯者導言)太平洋的有節奏的拍岸波濤,太魯閣起起伏伏的高山峽谷,時而激越、時而舒緩的蜿蜒溪水,這種大自然的律動,或許促成了陳黎、林宜澐對於「生命律動」的深刻體悟,進而更切入對生命的甘苦本質的把握。即如花蓮多地震的特徵,也在兩位作家創作中有明顯的投影。陳黎早就寫過詩作品〈在一個被連續地震所驚嚇的城市〉,林宜澐更有〈蹲著等待地震〉等多篇小說以地震的陰影為背景。在地震這種大自然顯神威的時刻,人的所有偽裝都將被撕破,裸露出人性的本真,而人的所有貧富、貴賤差別,都將突然被拉平。這時如果還談什麼黨派之分,族群之別,似乎已失去意義。面對這威力強大的共同敵人,人們只能投以無奈的笑紋,而生活還得照樣過下去,這時候最需要的是相互關愛、相濡以沫。花蓮文學的「戲謔」和「包容」性格,或許與此也不無關係。

    花蓮地處島嶼邊緣。正像林宜澐所說的樂隊「鼓手」,或陳黎自詡的手持針線連綴島嶼和海洋的縫紉者,「邊緣」其實是最具革命性的位置。一方面,它可以較輕鬆地擺脫「台北」中心的陰影籠罩,創立具有地方獨特性的,因此也更具普遍性的文學。另一方面,地處「邊緣」反而培育了它面向世界廣吸博納的眼光和氣魄。當然,花蓮文學未必需要斤斤計較於「中心」、「邊緣」等名堂。只要它立足於描寫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自有其發展的廣闊空間,這片土地將給關愛它和它的子民的作家以豐厚的回報。陳黎、林宜澐的創作孕育於「驕傲的山水」,薰染於「醇厚的人情」,以其敏銳的感知力,把握了花蓮民眾生活的特點,而雙雙成為當今花蓮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原載更生日報《四方文學週刊》(1997年12月14日)




回首頁         陳 黎文學倉庫       MailMail me....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