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言：
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死傷慘重，全台籠罩在一片生命與死亡膠輵的灰暗之中。這場突如其來的的大震，導致兩千多人死亡，屋舍建築傾倒，多少家破人亡，災民流離失所，迄今仍未能回復舊景舊觀。
比對起九二一的慘重災情，台灣的文學傳播在這一年中處境雖仍低迷，畢竟仍留元氣，文學傳播的斷層一向存在，板塊之間的衝擊活動也一向頻仍，不可能發生突如其來的劇烈地震，近幾年來低迷的現象使餘震常在，因而也就不像九二一大震那樣令人傷痛悲哀。
但這不表示這一年的文學傳播毫無元氣。台灣文學界長期以來存在著文化主導權﹝cultural hegemony﹞的鬥爭，尤其自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這個文學大震爆發後，就隱然形成「台北的」與「台灣的」兩大文學板塊，它們之間相互推擠、擦撞，激出不同的震度，有些是在人們恍然不覺中煙消雲散，有些則形成擠壓，受到各界注意與討論。文化主導權的爭奪，隨著解嚴後本土化與民主化路線的深耕，逐漸平息，不過，仍然深沉地結構著台灣文學的板塊運動。
九九年一開始，台灣文學界關於「台灣文學經典」的論爭，就是這種板塊運動之後顯著的衝擊。這個由文建會委託聯合報副刊進行的「台灣文學經典評選」活動，在九八年年末進行，先由王德威等七人小組草擬推薦名單，經全國大學院校教授現代文學課程的教師票選之後，再由七人小組選出共三十部名單，於九九年元旦在聯合副刊公佈，隨即引起台灣筆會強烈反彈，本土文學界抗議不斷，一直到三月「台灣文學經典學術研討會」在國家圖書館召開時，仍然餘震不斷。
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什麼是「台灣文學」，哪些作品堪稱「台灣文學經典」的議題上，這都關係到文學史的解釋權。其中張愛玲算不算台灣作家，張愛玲小說算不算台灣文學作品，更成為文學界爭議的焦點。很顯然的，這些爭議再度浮出「台北的」與「台灣的」兩大文學板塊對於「台灣文學」的歧異認知──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文學」或「自台灣的文學」？這當中關涉對「台灣文學」的本質論的分歧。
這場論爭，牽扯到政府文化機構、媒體副刊、學者專家與文學社團，都與文學傳播的通道有關。四方面關心的課題，從正面的解讀來看，都是為了提昇台灣文學內涵及其影響力而發聲，通過「台灣文學經典」這個公共論域，相互間的批判、辯駁，因而有助於「台灣文學」的本體性的確立；從反面解讀，則四方面也可能各有所圖，希望掌握未來關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及其解釋權。
這是一九九九年台灣文學傳播板塊擠壓的地震現象，在未來數年內仍將隨著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繼續運動，直到找到合宜的解釋、形成多數共識為止。
因此，這篇觀察報告要從「台灣文學經典論爭」開始，以斷層掃描方式，探照九九年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當中顯著的板塊衝擊。
二、斷層掃瞄：
○板塊一：經典與解釋
「台灣文學經典」評選活動，基本上是一個嘗試定位台灣文學歷史解釋的活動。因為牽涉到歷史解釋，因而相對地就會在評選過程中彰顯意識型態與價值觀，這與文學史撰寫、文學大系編選乃至文學讀本編選並無差別，都是基於一定的文學史觀、史識和史德，對已逝的與活躍中的文學作家及其作品賦予定位；不一樣的是，文學史撰寫、文學大系編選乃至文學讀本編選，多由一人或一個有共識的小組組成，編撰的結果最多只代表某種史觀的呈現，而這次「台灣文學經典」評選活動則採取「票選」活動方式進行，具有濃厚的意見調查性質，因此表現出來的結果，與其說是「經典」，毋寧應該視為「受到當代精英讀者懷念的書目」，它表現出九○年代末葉台灣文學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解釋觀點，具有參考價值，卻不必然就是「經典」的歷史定位。
但是，由於這項活動的主辦者乃是政府文化機構，承辦者乃是國內大媒體副刊，評選者又主要是學院內的精英，他們的身分象徵了權力的運作與賦予，評選範圍又涵蓋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年間，從而具有書寫台灣文學史的喻旨。這會導致以台灣筆會為主的本土文學界的反彈，乃是可想而知的。因為，評選的另一面意義，就是淘汰，當五十本經典書目揭出，而本土文學界認定的重要作家﹝如賴和、楊逵、鍾理和、鍾肇政……等﹞不見於名單之上，本土文學界自然產生歷史解釋權遭到「剝奪」或「竊取」的強烈感覺。這也就是為什麼當這年三月「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開幕之時，台灣筆會召開記者會強烈抨擊的原因。
更深一層看，這個活動的底層其實還隱藏著台灣文學傳播通路的障礙。問題其實不是出在誰主辦、誰承辦，而是由誰來票選的關鍵性過程──因為這場活動是由學院內教授現代文學的教師票選，他們擁有透過投票決定基礎名單的合議權力，使得某些重要作家在第一過程就已被判出場──顯示出台灣文學的解釋權在學院內部仍然存在著傾斜現象，這或許才是當前文學傳播失衡的真正問題所在。簡言之，目前台灣各大學院校有關台灣文學或現代文學系所仍然可數，導致專業台灣文學的師資仍屬有限，在如此條件下票選出來的「經典」名單自然難免偏差，反映的歷史解釋自然也就可能失衡。
九九年的文學傳播現象，是在這個「解釋權」的板塊運動中開始的，它反映出了台灣社會民主化﹝票選經典﹞的時興，也反映了台灣文學教育本土化﹝台文系所與研究者﹞的不足。這是這場爭議值得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人嚴肅思考的所在。
○板塊二：學院與教育
不過，如果從學院對台灣文學的重視來看，近幾年來各主要大學已經朝向重視台灣文學教育與研究的路子調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學院是一個重要的傳播機器，通過教育環節，學院設系設所、鼓勵研究、舉辦研討、指導薄碩士論文，乃至授與作家榮譽學位，都能對台灣文學的傳播起正面積極的鼓勵作用，並促使台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更加蓬勃。
延續九七、九八年學院對台灣文學的鼓舞熱潮，九九年一樣值得注目。這一年，幾位重量級作家進入校園，如黃春明應中央大學中文系邀請駐該校講授「小說與社會」課程，鍾肇政應元智大學之邀任駐校作家等，都對於大學文學教育具有充實、提昇的功能，也有助於學生了解、研究台灣文學之用。而這年十一月台南成功大學特頒「榮譽文學博士」給予葉石濤，肯定他長期投注文學創作與台灣文學研究的成就，更是學院重視台灣文學作家貢獻的良好示範。
更值得台灣文學界欣慶的，是繼真理大學成立第一個台灣文學系之後，成功大學獲教育部批准成立第一個台灣文學研究所，將於次年招生。這個研究所的成立，可望對目前台灣文學研究的後續發展，以及研究後進的培育做出相當貢獻，同時也有助於學院中國古典文學與台灣現代文學的分流教育走向。從此，研究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應可獲得較充分的研究資源與教育空間。台灣文學系所的成立，允應為全國各大學未來數年內設系設所的重要考量，這是在維持現有中國文學研究系所的同時，關注學生需求與社會期許的必要回應。此外，真理大學於三月設立「台灣文學資料館」，收藏戰前戰後台灣文學資料、珍本；而世新大學則於十月成立「世界華文文學典藏中心」，收藏世華文學研究資料。兩者典藏範圍與目的相異其趣，形成對照。
學院正視台灣文學發展，其實也有助於文學史的釐清和歷史解釋的匯整。這一年內學院研討會較受矚目者有：三月，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舉辦「中日文學交流──台灣現代文學會議」的訪日行程；四月，靜宜大學文學院主辦「第三屆全國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中文系「第一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五月，中山大學文學院「兩岸文學研討會」，輔大外語學院「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彰師大「第四屆現代詩學研討會」；八月，淡江大學西語所「第八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十一月，真理大學台文系「福爾摩沙的文豪──鍾肇政的文學會議」，台大「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及研討重心，實則也會透露當年的重要文學議題，以台大「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其主題強調「文化、認同、社會變遷」，討論內容以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發展與社會變遷、族群與語言、性別論述、台灣文學史等領域為主，有著為二十世紀台灣文學形貌和本質定位的鮮明企圖。由參與論文中有替彭歌、夏志清、胡蘭成等家學者定位的論述來看，這場研討會隱然也有歷史解釋權的焦慮感存在，內含著與年初「台灣文學經典爭議」共有的板塊衝擊。
相應的是海外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與討論。這一年中，六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探討柏楊在思想與文學領域中的成就；此外，七月，日本綠蔭書房出版社推出由學者中島利郎、下村作次郎、河原功與黃英哲合編的《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六卷，各卷詳附作品解說、作家年譜、文獻目錄，體例該備，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詳實豐富的資料，更有著建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觀與解釋的驗證功能。
○板塊三：媒體與傳播
文學傳播的主戰場還是在媒體，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之上。「台灣文學經典爭議」之所由生，因為這是大媒體舉辦的活動，對於廣大的讀者可能產生影響與教育的作用，因而引發重視，就是一個例子。
我在觀察九八年文學傳播現象時，對於當年幾家主要報紙副刊的表現給予相當的肯定。並舉國家文學館的設置為例，說明副刊對政治與文化所盡的媒介責任及功能，九九年的副刊，因為九二一地震的發生，於震地震發生之後，製作專輯、刊載詩文，反映世紀災難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使文學與社會的災難相互呼應、互動，正是文學傳播力量的充分發揮。其中，詩與現場報導，成為九二一之後主要副刊的具載內容，負擔了媒體書寫記憶、紀錄歷史的功能，尤值肯定。
稍微不足的是，曾經在七○年代發揮力量的報導文學，在九二一的震災之中似乎未能在副刊上扮演重要腳色，這也許跟八○年代之後報導文學的式微有若干關係，兩報文學獎近年來報導文學創作參選者不多，佳作少見，是原因之一；報導文學創作過程艱辛、負荷甚大，而完成後之篇幅又大，刊登困難，也是原因之一；類似高信疆這樣懷抱強烈社會關懷與企圖的副刊主編，已經成為歷史典型，也是其中的原因。
更主要的原因，是副刊地位逐漸下降，無論在報業內部或讀者心中，副刊似乎不再是社會或公眾議題的建構者。加上新媒介對於傳統報業形成市場與利潤的威脅者，副刊被媒體主管賦予更多市場需求的期待，副刊內容的「輕薄短小」和「通俗簡易」趨勢已成負載內容主流，這都使類似報導文學這種使命感稍強、稍沉重的大塊文章難以持續，久而久之，報導文學作家及後進自然也難以持續或栽培。因此，副刊在九二一地震後的表現，已屬難得。
從副刊舉辦文學獎的角度觀察，近年來無論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所辦文學獎的得獎名單，都出現「世代交替」的新人出頭，則是可喜的現象。這一方面固然是文學社群結構的自然代謝，一方面也與幾家主要副刊鼓勵全民寫作、強調主題徵文有關，這些不以名家為主的徵文，鼓勵了更多文學愛好者的投入，也鼓勵了新人的出現，反映到文學獎這種具有競爭意味的比賽中，新人以黑馬姿態出現，就非難事。
與副刊一樣，可以透過文學獎鼓勵新人創作的是雜誌。《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明道文藝》「全國學生文學獎」、《皇冠》雜誌「大眾小說獎」、《文訊》雜誌「五四獎」獎項之外，九九年又多了《幼獅少年》主辦「幼獅青少年文學獎」，與國語日報已經舉辦三屆的「兒童文學牧笛獎」相互輝映，對於青少年文學創作風氣的提倡大有幫助。比較特殊的是，不以獎勵為宗、而是透過學術研討方式肯定新人創作意義的「青年文學會議」，也是由《文訊》主辦，此一研討會已經持續三年，與會者約在三十歲以下，論文發表者多為年輕講師或博士生，研究對象則是青年作家，如果能以會議論文順便舉辦論文獎，則台灣文學研究的新世代氣象自會煥然一新。
最後，關於文學出版，則依然難以伸展，九九年可以一提的有二，一是前衛出版社推出以台語文學為主的「台語精選文庫」，為台語文學運動留下見證；二是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推出《天下詩選：1923-1999》，收一百零一家詩人作品，呈現了現代詩創作的歷史面貌。不過，近三年來台灣文學出版的「景氣」幾乎看不到「榮景」，原因，我已在分析九八年文學傳播現象時有所分析，不再重複，文學創作無法暢銷，有其背景，但連本年度中國時報《開卷》推薦文學書籍排開來多是外國文學譯本天下，則顯然不可思議，也突顯了作為文學傳播另一主要媒體──出版書籍的困境。
○板塊四：文學與社會
文學傳播的對象是社會，文學工作者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決定了文學傳播功能的發揮與否。因此，除了封閉的教育體系、開放的媒體之外，文學工作者如何介入社會、社會如何取用文學，也值得關心。
無可否認的，政府相關機構在文學的社會功能上扮演了推動者的腳色。延續著一貫的政策，政府機構或者提供預算，或者提供資源，多少都能使得台灣文學在現有的困境中得到一絲肯定或鼓勵。而這些主要透過類似教育部文學創作獎、國家文藝基金會國家文藝獎，或各縣市方興未艾的縣市文學獎來啟動。九九年較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主辦的文學獎，新增了南投縣、花蓮縣與台中縣三個地方文學獎，其中南投與台中都是九二一災區，也是貧窮鄉區，地方政府在有限預算之下重視文學扎根與推廣，彰顯的是重視文學與人文的政策施為，值得肯定。這類地方文學獎項，基本上提供給在地文學發展的土壤，長期貫徹執行，有助於地方藝文環境的改善，也將對台灣文學的在地書寫作出貢獻。
其次，是政府對於台灣文學作品的出版與獎助制度。文建會無異扮演了火車頭的角色。九九年，文建會委託《文訊》雜誌編印的《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1999》，就是重要的支助。這套書共七冊，收錄一千八百位作家簡介與書目，不僅有助於台灣文學研究，也是整合文學人力資源、鼓舞作家創作的動力，這是只有政府才能作的工作，文建會每年委託《文訊》編印《文學年鑑》，同屬基礎性工作，將來若能以國家預算支持《台灣文學事典》的編纂，則對台灣文學傳播與教育將更具貢獻。
財團法人與民間文學社團的文學獎勵與活動，則反映了這個社會對於文學的主要態度。相對於官方必須力求文學板塊的平衡，民間社團和財團法人基金會則無此顧忌，因此能夠形成文學發展的多元色彩。九九年文學社團的活動力依舊，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中國新詩學會、中國詩歌藝術學會、台灣筆會、中華民國筆會、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台灣省兒童文學學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等社團，還有歷史達九十年的漢詩社「瀛社」，在本年度內均透過文學獎、文學研討會及其他活動活躍著。本年二月，中華民國台灣文學協會在台北成立，理事會中包括中國時報、中央日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等五報副刊守門人在內，氣勢不凡。
各大小文學基金會也提供給文學界有利的資源，除了國家文藝基金會的國家文藝獎之外，吳三連獎基金會繼續每年提供文學獎名額獎勵文學作家的成就，兩個獎項獎金相當，代表對作家成就的肯定，均受矚目。諸如李連基金會每年舉辦「青年文藝營」、九歌文教基金會舉辦的「現代兒童文學獎」、信誼基金會舉辦「信誼幼兒文學獎」、愛盲文教基金會舉辦「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獎」、吳濁流基金會舉辦「吳濁流文學獎」、巫永福基金會舉辦「巫永福文學獎」、賴和文教基金會舉辦「賴和獎」、榮後文化基金會舉辦「榮後台灣詩獎」、文學台灣基金會除了「台灣文學獎」之外本年還舉辦「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都可看出，這些基金會每年持續的獎項與活動，對於台灣文學作家具有肯定、獎掖、拔擢的意義。儘管各種大小獎項設獎宗旨、目的不盡相同，其間也有相互較勁、楚河漢界之分，但整體呈現的，仍是保證台灣文學延續不斷的豐富姿彩。
三、結語：
要詳盡地陳述一九九九年台灣的文學傳播現象，並不容易。以上所述，不過是九九年較為人熟知之處，文學傳播有其一定的路徑和例行的做法。大體上，媒體、學院、文學社團和基金會都提供給台灣文學傳播的空間和園地。無論它們提供的空間或大或小、園地或多或少，都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幫贊。當然，在單一年度之中，這些作為可能毫不起眼，但累積既久，則可能如涓滴之成河、野火之燎原。
九九年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表面上與往年差異不大，但在本質上，則可以發現，來自文壇內外的各種傳播力量匯集其中，相互作用，既分歧而又統合、既相斥而又相生，形成一股頑強的文學生命力量。在最黑暗的時刻，總有人相信光明的必來；在最渾沌的當頭，總有人相信清明的必到。一九九九年，台灣歷經了九二一大震的考驗，生死一線之間；台灣文學界則力圖在文學傳播低迷的板塊撞擊過程中，尋索文學不死的出口。
在這樣的觀察下，自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出現的「台北的」與「台灣的」兩大文學板塊的推擠，的確仍然存在於一九九九年年初的「台灣文學經典爭議」之中，並且在這一年的傳播過程中力圖營造對各自有利的文學歷史解釋權。這些不同陣營的文學傳播者的努力，都功不唐捐。他們互相辯爭、批判，通過媒體、學院、社團與基金會，通過作品發表、獎項頒贈乃至活動，爭取主導。無論如何，最少說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解釋權可能不是單一的、文化領導權可能不是永久的，相互傾軋但又相互依存的文學傳播力量，從不同的向度、不同的視角，乃至不同的窗口探出，在各種文學板塊的推擠中浮出、隱沒，碎裂、結合，最後終會出現新的地圖、形成新的景觀。現象是一時的，景觀是短暫的，這些不同解釋者的努力所推擠出的新台灣文學領地可能才是長久不變的。
2000/6/12台北，2000/7/2自由時報副刊「自由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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