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言：亦冷亦熱

    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在九八年開春後亦冷亦熱、時寒時暖的怪異氣候中，回過頭去觀察，似乎也呈現著某些可喜的與可悲的錯置狀態。台灣文學以著慣有的沉默之姿，面對了自八○年代中期台灣「大解嚴」之後政治寬鬆、經濟熱絡、社會混亂的末世氛圍，在有氣無力、有話無聲的傳播困境中，試圖掙出重圍，向整個台灣社會呼喊文學存在的必要。

    然則，這個戰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戰後受到美國經濟與文化滲透影響的台灣社會，已經愈來愈儼然有著民主資本社會的架勢，在所謂「自由市場」(free market)的鐵則下，一切論斤論兩，論價論量，連文學也遭受市場機制的宰割。英國傳播學者卡倫﹝James Curran﹞所說的「被所謂自由市場機制化了的控制體系」﹝Curran,1990:226﹞已經形成，像七、八○年代那樣，文學還能有力量改寫一些社會變遷、重塑文化意理的年代，畢竟是，過去了。

    在文學已死、傳播難遂、副刊將去的淒風苦雨中，九七年已經過去。熱的是，預言畢竟還是預言；冷的是，文學傳播似乎依然走不出文學圈子以外。這使得我們在觀察九七年的文學傳播現象之際，不能不由以下五個切面切入。

    這五個切面，有些延續著九六年未了的餘波，繼續漣漪的擴散；有些已經繫好鞋帶，上路出發；有些則因為媒介議題的設定與建構，探出了文學的牆頭，向著牆外的世界鬧春；有些則是悄悄進入學院門牆，在典籍和鐘聲之間，落土播苗。這些切面，時或似暗夜微火，為近幾年來屈身於社會角落的文學界帶來一絲亮光；時或又像窄巷歧路，令人為其走投無路搥胸頓足。

    一九九七年的文學傳播，冷也好，熱也罷，畢竟都已過去，留下的是台灣文學界傳薪播種的痕跡，容得我們剖析、檢驗，見證這短短一年內台灣文學傳播的花開花落。

　二、本體：邊切邊看

○切面一：文學的與媒介的

　文學評論家孟樊在觀察九六年文學傳播現象時，相當坦率地指陳「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乏善可陳」﹝孟樊，1997:35-37﹞，作為九六年的文學傳播現象剖析，這句話證諸幾家報紙副刊的關門大吉、文學雜誌的日漸萎縮，不無令人痛心的道理﹝王浩威，1997:232-233﹞。

    所幸乏善可陳不必定盡然不佳，幾家報紙關了副刊之後，儘管傳言仍在，整個九七年未關門的報紙副刊仍繼續開窗，且似乎還開出了更多、更大的窗口。在這些窗口中，探出大辣辣的旗幟的，首先是九七年一開年在台北登場、以建立「副刊學」為目標的「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的召開。這場由文建會主辦、聯合副刊承辦的研討會熱鬧十足、企圖甚大，有意「消除一般人對副刊前景的疑慮，肯定副刊在現代報業中的重要地位」﹝�o弦，1997:v﹞的會議，一連三天，十場研討會、廿四篇論文，加上現場展示的全國報紙副刊展，以及《眾神的花園──聯副的歷史記憶》一書的出版，在在都喻示了副刊，作為報紙特殊版面，在文學傳播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副刊介於「文學的」與「媒介的」兩種媒介身分之間複雜的面顏﹝林淇瀁，1997:118-119﹞。這場研討會，既突顯了副刊在中文報業上歷史的、社會的與文化的存在意義，也因而有效延緩了九六年後出現的報業廢縮副刊危機。

    從歷史傳承與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副刊的存在與延續，本來就對大眾媒介的報紙標誌著重要的文化意義。台灣的報業自報禁解除之後，市場競爭壓力漸大、經營成本負擔劇增，不事生產卻又加重支出的副刊，遂成為報業檢討經營不善的第一頭羔羊。報業的「大眾」媒介性格先天存在，副刊的「小眾」文學特質則與互為矛盾，經營不善的報紙乃透過減縮、裁併副刊，企圖改善媒介經營體質，相當合乎媒介經營準則；不過，媒介本身具有文化傳衍的意義，完全根據市場、管理等企業原則所下的決定，又不必然準確。經過一年的驗證，廢除副刊的報紙，經營狀況似乎也未見起色，反倒因此喪失媒介的企業文化表徵，加劇讀者的流失。這樣的檢驗，使得原來有意跟進的報社因而緩步。副刊學術研討會的召開，無疑為副刊的頹勢打了一劑強心針。

    副刊呼息的強弱，在台灣，也關係到文學傳播脈搏的快慢。九七年之後，在免除停廢陰影下，台灣各報副刊逐漸展現新綠，曾經有一陣子﹝如九六年﹞各報副刊走向「大眾文學」的風潮暫時平息，聯合、中時、自由、台灣、中央、中華等報副刊的文學創作有增強趨勢，八○年代中期之後的「大眾副刊」模式﹝林淇瀁，1997:127-130﹞，從這一年開始有逐步轉回「文學副刊」模式的趨勢。九七年一年內，前述幾家主要報紙副刊，發表的作品、介紹的新人，乃至以其刊載作品點燃社會矚目議題，都足以看出副刊已從過去十年間關注市場的媒介附庸性格，開始轉回強化文學作為媒介文化特質的路子；這一年內的副刊，確實活力十足，從跌停板開始翻紅。

    最明顯的例子，可從「北港香爐風波」的擴散、蔓延看出。七月中，聯合副刊一連四天刊載小說家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小說節錄，由於內容描述女性政客如何「以身體換取權力」，小說主角被認為影射在野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引起陳之抗議，而延伸出文學領域，成為公共領域討論的議題。「北港風」的是非曲直如何，就文學傳播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副刊以其文學傳播內容展現了傳播研究中所稱的「媒介議題設定」﹝media agenda setting﹞、「公眾議題設定」﹝public agenda setting﹞的功能﹝Rogers & Dearing ,1988 ﹞，在七○年代是家常便飯，自八○年代之後已經愈來愈少，聯副掀起的「北港」風，有重振文學傳播聲威的氣勢。

    這樣的氣勢，也延續到文學出版界，來自媒介與公眾議題設定的效果，使得李昂於九月集結包含該篇作品的小說集《北港香爐人人插》上市後，立即狂賣，二個月之內暢銷達十萬本，文學類書籍有此市場，也打破了九○年以後日趨萎弱的文學出版紀錄。不過，類似的議題作品可遇而難求，對於整體文學出版市場的提振似無助益，觀諸九七年文學類暢銷書仍以大眾文學為多，而大眾文學作品的暢銷排行則又遠遜非文學暢銷書，可以為證。

○切面二：學院的與地方的

　相對於副刊的聲勢漸起、文學出版的枯等春風，學院文學教育的改弦更張，以及來自地方的文學清聲，則音調曼妙，令人欣慰興奮。

    這一年中，學院傳出的喜訊計有台東師院成立「兒童文學研究所」及淡水工商學院成立「台灣文學系」兩樁，都屬大學教育改革的開創之舉，也為台灣文學界帶來鐘鑼鼓鈸之聲。文學傳播有賴文學教育奠基，一車兩轍，缺一不可。兩校兩系的首途，預料會對其他大學產生刺激作用，以台灣文學的研究、教學與創作作為文學院發展特色，建立風格，也會是文學院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曾經率先於中文系下成立文藝組的文化大學、近年來備受台灣文學界矚目的靜宜大學、清華大學，可惜都未能在形式要件上成為領先群，急起直追，應猶未晚。

    學院中的文學教育，除了台灣文學相關系所的設置外，實質的研究與教學內容當然也很重要。從九七年九月起，各大學大一學生原來必修的「大學國文」已經廢止，改為文學學程，其中甚多學校設有相關台灣文學課程，供非中文系學生選修，這對台灣文學的傳播來說，更是拓展了相當大的空間；過去非文學系學生但知唐宋詩文、不識台灣文學的情況可望大幅改善，台灣文學家的影響及其作品的廣受欣賞，也將逐年擴散開來。

    此外，各大學中文系、台文系內相關台灣文學的研究室相繼設立，現代文學課程的開設逐步增加，以及台灣文學學術會議的召開，都使得台灣文學教育與文學研究愈見廣延，顯然會在可見的將來產生振文學之衰、起傳播之疲的影響。皮耶•波赫居﹝Pierre Bourdieu﹞在一篇談到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的論述中如此強調：　

學校的特有功能，在於有系統地發展或創造一些傾向，來製造出過教育的人，並且在數量上、乃至於質量上奠定他們持續而熱切追逐文化的的活動基礎。﹝Bourdieu ,1995:210 ﹞

台灣文學教育的進入大學校園，在這裡因而對未來的文學傳播打下了根基。

    九七年文學傳播的可喜現象，還見諸地方與社區。已經運作多年的各縣市文化中心的文學出版，於今年內朝向編選各該縣市出身作家全集的方向發展，如新竹市推出《陳秀喜全集》、高雄縣出版《鍾理和全集》，都讓文學界欣慰。台灣文學家多有其出身之地，如果各地文化中心能集中經費，為各該地方重要文學家出版全集，供地方後進效法學習，不僅足以重建地方文化自尊，更將裨益台灣文學史料保存與研究良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年末在花蓮舉辦的「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發現花蓮」，這場盛會可視為台灣地方文學整建的首次工程，研討會集中於花蓮出身作家的討論、花蓮文學特質的探究，通過論文爬梳、會議討論，從此「花蓮文學」自然會在整個台灣文學的園圃中散放她兼有山風和海雨的壯美。像這樣一場為地方文學研究、播灑新生種籽的研討會，這樣一場重視腳下的土地與文學關聯的研討會，成功地融匯了地方尊嚴與文學特色，值得其他縣市效法學習。

    當然也不能忽視政府機構為文學傳播基礎打造的相關工程。其中最令文學界高興的，應屬文建會出版、文訊雜誌社編印的《一九九六台灣文年鑑》的出版。這本年鑑翔實記錄了當年度台灣文學的總體表現，通過文學發展現象、文學記事、文學人物與作品以及文學名錄等五項類目，台灣文學的年度面顏清晰可辨，既是可貴的史料蒐集與研究工具，也是可觀的台灣文學生態地圖；其次，是文建會出版的副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廣泛周延地收錄了關於副刊研究的論文，對整建中的「副刊學」乃至形成中的「文學傳播學」都具有奠基與整建的功能，也為副刊研究留下珍貴材料。

    相對遺憾的是，民間出版社自行扛下的文學年選，迄九七年依舊由民間苦撐，未見起色。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已歷整整三十個年頭，九歌版年度散文選也將近二十年，前衛曾經出版過台灣文學詩、小說、散文年選，而後中止改為台灣文學年選，加上由文建會補助、現代詩社版的年度詩選，除後者外，前三種都得自力更生。文建會﹝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應該考慮採取年鑑及詩選出版模式，扛下擔子，全權委託各家編選出版，則集文學年鑑﹝文訊﹞、年度小說﹝爾雅﹞、散文﹝九歌﹞、新詩﹝現代詩社﹞、評論﹝前衛﹞，合為年度文學五書，當能對延續台灣文學香火、擴大文學傳播帶來更多貢獻。　

○切面三：新生的與邊陲的　

    發展中的文學傳播風向，也跟隨著新興媒介的運轉而生。網際網路是其中最最具有潛力與前景的媒介。文學傳播表現在網路之上，並非始自本年，九六年《晨曦詩刊》崛起於網路之中，各大學詩社、詩人也相繼於校園架設網站，發布詩作，開啟了文學傳播的新途徑，並對傳統的文學傳播結構帶來「革命性的挑戰」﹝須文蔚，1997:251﹞。本年最具規模的，當屬「現代詩網路聯盟」在文建會的資助上網；而最受矚目、內容最豐富、連結台灣文學網站最多的則是由學者呂興昌架設的「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前者單純以現代詩人詩作的傳播為主，後者則以台灣文學研究、台文傳播為主要內容。兩者同時都在四月上網，宣示了與文學傳播主流媒體﹝副刊、雜誌、出版﹞一別苗頭的雄心，也紹啟了台灣文學傳播的新興風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文學網路中最強勁、最蓬勃的網站，應屬台語文學相關網站，如「台灣文學作品的粟倉」、「台灣的厝」等，對於推動台語文學的傳播在在帶勁而有力。

    這不能不讓我們也注意到平面的文學媒體﹝特別是雜誌﹞中的台語文學傳播現象。近幾年來，小眾而具有運動性格的文學雜誌在台灣相繼誕生，同時配合著台灣意識的強化與台灣語文運動的推廣，流通在台灣文學生態圈的邊緣，其中如《台文通訊》、《台文罔報》、《茄苳台文月刊》、《掖種》、《客家台灣》、《台語風》、《台語世界》以及《蕃薯詩刊》等，更是在傳播不易的條件與環境下，持續出刊，進行戰鬥，這種有點類如六七○年代現代詩刊競出的現象，具有著草根的特質，對於台灣文學發展的明日，也扮演著不可忽視的發動者與革命者角色。談台灣的文學傳播媒體，不能忽視這一大群看似聲音微弱、實則後勁十足的邊陲媒體，事實上，他們扮演著正是類似胡森﹝Andreas Huyssen﹞所說的「回歸當地傳統與方言」的「新生態觀」的角色﹝Huyssen,1995:374 ﹞。

    相對於這些邊陲雜誌，非邊陲的以及主流的文學雜誌，也有它們的作用與貢獻。其中，台大外文系主辦的《中外文學》近一兩年內不斷強化現代文學理論與當代西方文學論述內容，對於台灣文學界的攻錯學習，多有助益；靜宜大學中文系接辦後的《台灣文藝》，則展現出本土文學的生猛力量；同屬本土文學陣營，而編輯部在南方的《文學台灣》、與在中部的《台灣新文學》在評論和創作上迭有佳構；《聯合文學》繼續透過小說新人獎與巡迴文藝營吸引青少年階層、挖掘並培育卓有潛力的新世代作家；《幼獅文藝》、《明道文藝》也以更多的篇幅提供文學新秀創作與試驗；全國唯一一本報導文學訊息、紀錄文學生態的《文訊》則在主編《1996台灣文學年鑑》一書後，於七月納入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月刊》之中作為「別冊」形態推出；創刊已歷四十三年的大眾文學城堡《皇冠》魅力不減，並將該刊「一月一書」的小說獨立出來，隨雜誌附贈；創刊不久的《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以文學理論為主，成效與影響如何，尚待觀察。整體來看，這些文學雜誌儘管路線、型態、內容、走向各有不同，整體的表現較諸九六年已不再「乏善可陳」。

    談到文學雜誌，詩刊也不能忽略。比起七八○年代台灣現代詩社詩刊的風起雲湧，八○年代中期之後的詩壇顯得寂寞無聲。詩刊一向是台灣文學傳媒之中相對的另類，作者無數、讀者有限，聲音瘖啞、卻又力道十足，尤其在喧嘩的年代中，往往獨領風騷、旋乾轉坤﹝五○年代現代詩運動、六○年代超現實主義風潮、七○年代新世代的崛起、八○年代本土詩學的形成等莫不如是﹞。唯自解嚴之後，社會苦悶不再、作為台灣社會苦悶象徵的現代詩壇也隨之蕭條。詩刊的經營更加困頓，詩社的延續出現中繼短路，觀乎仍在運作中的詩刊﹝其後大抵就是詩社﹞，要非元老級、要不就是新秀級，曾經活躍於七八○年代的中壯詩人群及其詩社詩刊多已煙消雲散，「只有一個『冷』字可以形容」﹝向明，1996:699﹞。其中由幾位中壯詩人合組出刊的《台灣詩學季刊》，定期出刊，每期刊登詩作水準整齊，策劃專題、開放論壇，形成動力活水，對詩壇衝擊最大；但即使如此，加上本年新創的「學院詩人群」及其創刊的《﹝後﹞現代風景，台北》﹝以創作為主﹞來看，中壯代詩人的「熄火」狀態也還顯得相當嚴重。

    從大體上看，網路與雜誌的傳播統合趨勢，也已出現，特別是新生的與邊陲的文學媒體，前者如現代詩中的《創世紀》詩刊同時擁有網站；後者如台語文學網站與眾多台語文學雜誌的連結都是。它們都展現了將來作為文學傳播主流媒介的高度企圖。

○切面四：蕭條的與暢旺的　

    情況稍微好些，但蕭條情境與現代詩刊類似的，是文學出版市場。根據台灣文學年鑑製作小組的資料，九七年台灣文學出版品﹝未計入兒童文學﹞總出版數約五百種，依類別分，散文最多，計一九一種；小說其次，計一八七種；評論，計五十七種；現代詩，計五十二種；其他﹝含合集、史料、工具書﹞計十一種。以台灣兩千兩百萬人口來看，這樣的出版數量，反映了文學閱讀人口的稀微，更突顯了九七年文學出版市場的窄仄。

    出版市場以讀者消費數量為計量基準，在這個基準上，出版數量多寡決定了市場閱讀主流所在，換一句法國文學社會學學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話說，「一本書的價值與其群眾規模並無直接關係，然而群眾是否存在則與書籍的存活緊密相連。」﹝葉淑燕譯，1990:89﹞，出版市場亦復如是。九七年台灣文學出版品只有五百種，如果以文學類出版社家數六十三家﹝依據九七年文學年鑑出版社名錄﹞來計算，平均下來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這一年內，所有文學出版社平均一天出版一•四本﹝500÷365﹞；

各家分開計算，平均每家整年只出版約八本﹝500÷63﹞；

統合計算，這一年內各家文學出版社平均每天出書約○•○二本﹝500÷365÷63﹞；

換算下來，平均每家出版社約需五十天才出版一本﹝1÷0.02﹞。

這個粗略的統計，簡單明白，卻又不能不令人怵目驚心。全台灣出版文學作品的出版社只有六十三家﹝而且細按名單，多半不以文學類書為主要業務﹞，已經夠少了；這六十三家出版社平均起來，各家一年才出七到八本文學書。這樣的數據，已足夠傳達文學書籍在整個出版市場中的慘澹、淒涼。

    這樣的數據，進一步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文學閱讀人口的稀少，顯徵了當代台灣文學傳播的另一困境所在：文學閱讀人口稀少，形成文學出版﹝含雜誌刊物﹞市場狹窄，文學出版工業生存不易，作家創作出版機會自然有限；連帶的是，刺激作家創作的動力、維繫作家生存的條件相對降低；最後導致作家創作動力與精力的匱乏，個人創作質量銳降、整體表現水準停滯，文學傳播生態從而更形沉悶靜寂。

    如再進一步細審九七年全年度文學出版品走向及內容，尚可發現本年度文學出版的傾斜。全年度散文與小說出版合計三七八種，佔所有文學書籍出版的75%強；這些相對強勢的出版品中，進入金石堂年度暢銷書排行榜者計有五冊，其中兩本﹝李昂《北港香爐人人插》、周大觀童詩集《我還有一隻腳》﹞的熱賣，與兩書作者均為媒介議題人物有關，一本﹝吳念真《台灣念真情》﹞與作者為電子媒介熱門節目主持人有關，剩下兩本﹝張曼娟《火宅之貓》、劉墉《殺手正傳》﹞則為市場常勝知名暢銷作家的新作。但，即使純以暢銷而論，這五本文學暢銷書在年度暢銷排行榜中所佔比率還是微小，更見文學書籍的市場已經與八○年代相去遠矣。

    一言以蔽之，本年度的文學出版品在廣大的出版市場上，已經被其他非文學類書逼到市場的小角落；在書籍的大賣場書店中，迎面而來、橫躺斜倚、媚視睨笑的，多屬大眾媒介中的明星人物、熱門議題設定者或通俗文化製造者。媒介議題設定，媒體曝光度，以及讀者歡迎度等三個要件，決定了書籍市場明星的條件，並形成弱肉強食的準則。在這個出版叢林中，六十三家文學類出版社、純粹以純文學書籍為運營標的的更少數出版社，如何咬緊牙關、度過漫長的寒冬？如何枯坐角落，等待文學之春？都不能不讓關心文學傳播與這些出版家生死的識者捏把冷汗，為之鼻酸。

    儘管處在寒冬之中，既然做了文學傳播的牛，出版的犁再苦也得繼續拉下去。這似乎是等待文學之春的出版者唯一能做的了。　

○切面五：熱鬧的與嚴肅的　

    於是，當代文學傳播的運作，文學命脈的存續以及文學人口的維繫，就必須依靠政府機構、基金會、大學、文學社團、乃至文學人自身來勉力撐持了。這些維繫與撐持的作為不外創作獎助、文學獎、學術研討會、文藝營、寫作班、工作坊以及文學活動等。這些掖助性質的文學周邊作為，細瑣繁多、涓涓滴滴，支撐了險困的文學傳播於不墜。檢視九六年台灣文學年鑑〈名錄〉卷，計有文學社團全國性廿五個、地方性五十三個、大學院校五十個；大學院校相關文學研究室廿三間；由基金會、縣市文化中心、媒體與政府機構、大學主辦的各種文藝營十五營；文學寫作班三十三班；文學獎更是繁多，全國性文學獎計有三十一種、地方性計有三種、大學校園三十六種。

    依照這個蒐集資料仍不夠完整的統計數據來看，相較於文學出版市場的低迷，很難想像這其中的文學社團、文藝營、寫作班如何運營？如何開營開班？這名目繁多的文學獎如何頒出？這種弔詭現象的合理解釋應該是：當代台灣喜愛文學的人口其實不少，喜歡買書閱讀文學的人口則有限；樂於參與文學盛宴、感覺文學喜悅的人口甚多，實際支持文學活動的人口則稀少；關心文學獎的發布和結果的人也很多，關心作家的寫作和實績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台灣的文學傳播在如此弔詭的情境中，從而也陷入了表面熱鬧非凡，其實寒冷萬分的窘境中。

    九七年的文學活動大體上延續了這種表裡不一的情境，可以不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官辦的國家文藝獎在由文建會移由半官半民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後，於本年改名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首屆文學纇得主頒與寫作年齡已有五十多年、一生淡泊自持的詩人周夢蝶，由於評審過程的嚴謹、得獎者實至名歸，因而建立了國家級文學獎的形象與評價，受到各界矚目與肯定。南部則有由純民間的文學台灣基金會所辦的「一九七年台灣文學獎」百萬小說獎頒贈給長期默默從事小說創作、努力未懈的小說家詹明儒。

    忍受孤寂，不媚俗、不弄潮的作家獲得社會的肯定與重視，在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具有相當正面的意義，這代表了文學雖然難敵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的鐵則，但文學志業的堅持最少還是一個金科。嚴肅的寫作，在頹唐的末世裡可能不值一毛錢，卻至少能播散一顆文學心靈的美善真誠。周夢蝶、詹明儒的獲獎，意義在此；文學獎的存在，意義也在此。這是一個標竿，在民間基金會﹝如吳三連獎基金會、吳濁流基金會等﹞、媒介﹝如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中央日報和明道文藝合辦的全國學生文學獎等﹞早已樹立獎項權威之後，國家文藝獎的再出發，以及文學台灣基金會以民間力量踏出的鮮明腳跡，從而都應該足以提供給所有舉辦文學獎單位更多的、也更嚴肅的思考空間。

    文學獎之外，九七年的文學傳播活動中，文學研討會的愈趨慎重、嚴謹，也相當可喜。這一年內，學術會議保守估計最少三十六場以上，平均每月三場，多數會議均見學界參與其中，或者主辦、或者提報研究論文、或者參與講評、主持。文學薪火的傳遞、文學成果的研究以及文學論述的建構，通過學術會議的密集舉辦，學者作家的交流討論，逐步累積，對於台灣文學的精緻與壯大，助力厥偉。其中如前述聯副年初舉辦的副刊學術研討會、年末舉辦的「台灣現代小說史研討會」，青年作協舉辦的「林燿德與新世代作家研討會」、「當代台灣散文文學研討會」，九歌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台灣現代散文研討會」，彰化師大主辦的「第三屆現代詩學會議」，《文訊》主辦的「青年文學會議」，靜宜大學主辦的「全國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學術研討會」，師範大學主辦的「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水學院舉辦的「巫永福文學會議」等，在文學時潮的反映與論文內容的周延上都甚有可觀。

    此外，十月下旬，針對鄉土文學論戰屆滿二十週年，台北先後出現了兩場研討會，其一是由台灣社會學研究會、人間出版社、夏潮聯合會主辦的「回顧與再思──鄉土文學論戰廿年討論會」，其二是由人間副刊、春風文教基金會、文建會主辦的「鄉土文學論戰二十週年研討會」。兩場主辦單位立場不同，意識型態有異，對於鄉土文學功過的歷史解釋也就各有所持。江湖路遠、恩怨猶在，文學論戰的難脫意識型態左右、歷史解釋的切面亦隨之相異，於此可見。

    總的來看，無論熱戰冷戰或交戰，台灣文學傳播的基石，都有賴這些豐富而嚴肅的文學研討會，一磚一石，慢慢堆疊起來，才會更厚實、更堅穩。

結語：且悲且喜

    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學傳播現象大致如上。一座寶山，其上花果草數繁多，要詳細勾描，顯然不可能；這篇觀察報告因而只能略似拂山而過的風，檢視其中枝大葉茂花繁果碩者，挂一漏萬，勢不可免。

    整理起來，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學在傳播面向上比較令人矚目的約為：

﹝一﹞副刊甩脫停廢縮裁陰影，在自我調整與校正之下，逐步從過去十年間扮演的媒介附庸角色，重回強化文學自主傳播的沙場；這一年的副刊，活力十足，初步展現了文學傳播火車頭的聲威。

﹝二﹞學院文學教育改弦更張，配著地方文學整建的雛鳳清聲，使得台灣文學傳播的基礎工程在體制內外同步奠石。文學教育與地方文學運動的撒播種苗，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帶來了可以期待的希望。

﹝三﹞文學傳播找到了新媒介，透過電腦在目前仍是邊地、將來卻會是中心的網際網路中開疆闢土，而且著有成績；相對的，是傳統的文學雜誌力圖保有文學傳播的既有江山。兩者之間的統合，應是未來幾年內的大趨勢。

﹝四﹞文學出版則仍然陷入流沙之中，疲極冷極困極，有動彈不得的無奈。出版市場的計量取勝，對於文學出版者帶來嚴酷的生存考驗。部分出版者﹝如皇冠以其既有基礎，遠流以其新闢版圖﹞朝向大眾文學發展，可能會是一條生路；但純文學出版的命脈如何繼續存續，則有待文學出版界思考。

﹝五﹞文學傳播活動繼續著舊有的模式進行，官方、半官方、民間的基金會，媒體以及學校、文學團體繼續扮演推動器的角色。在這些熱鬧的活動之下，隱藏著嚴肅的意義。特別是在九七年，國家文藝基金會的重新出發、文學台灣基金會的另起爐灶，對於嚴肅寫作的作家，無疑都帶來鼓勵與安慰。

在一九九七年的台灣文學傳播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的文學傳播生態展現出的不同冷與熱、寒與暖，也感覺到了不同程度的悲與喜、沮喪與振奮，在亦冷亦熱、且悲且喜中，台灣文學會繼續她的發展而不受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然而她的文學傳播功能則無法不受整個社會變遷的左右。紀錄並且觀察台灣文學生態及其傳播過程中的起伏升降，從而是一部文學年鑑的主要職責與義務所在。這篇觀察報告所提供的也就是紀錄與觀察的功能。

    在且悲且喜之餘，從而我們要為文學年鑑九七年版的問世再致以掌聲。談到九七年的文學傳播，文學年鑑的問世顯然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台灣文學生態的代謝新陳，文學傳播現象的鉤沉起埋，盡在其中呈現。由此出發，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前，台灣文學及其傳播將可望因此鑑往知來，再開新局。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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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4/19南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