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須文蔚

回應保真教授「走出實驗室的科學家」

　

   臺灣社會令人擔憂的莫過於「訴諸權威」，選舉時要名人站台，彷彿只要有「清流」背書，理念與政策都可以不假思索。當名流成為政治運動的神主牌時，政治活動的理性思考就已經不存在了，這是我拜讀保真教授「走出實驗室的科學家」一文後，油然而生的喟嘆。

   走出實驗室的科學家是否對政治就無置喙的餘地？我想這是保真教授「走出實驗室的科學家」一文中，最令人費解的論點。

   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看，參與政治這個行業，或是評論國政大事者，從來就沒要求必須精通「社會學」或「政治學」，走出實驗室對政治事務付出關懷者，比比皆是，學醫學的國父，學工的孫運璿，乃至現今服公職而孚眾望者，泰半都是學科學的。

   如果不是學法政的知識份子都不容對高度「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公眾事務給予建議，那麼保真教授無非主張一種以政治技術官僚主導的政府體系，把社會公眾參與的民主程序加以「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今後政府只要交給一群懂得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專家打理即可，學科學與文學的只能在專業領域給予諮詢意見？

   韋伯在論及志業政治家的條件時，特別強調其人格必須具有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這些條件遠遠要比政治學專業要來得重要，這也是我們在評斷「李遠哲現象」時應當採取的標準，而非以學門界限的權威，用以對抗臺灣社會浮泛的訴諸權威惡習。

   從李遠哲院長回國六年之間，他關注並且參與教育改革、科學研究、社區營造乃至藝術文化保存的熱情，感動了非常多的教師、學生與社會運動人士，大家相信他的熱情，更信服他所攬在身上的責任是趨向改革的目標，所以輿論一直支持他。

   但是不要忘了，在高輿論的支持下，李遠哲提出的建議並非充分受到為政者的重視。他花了兩年時間完成教改諮議報告書，但這些努力不但未受重視，憲法中教科文預算不得低於15%的下限還被刪除。

   同樣的，在921大地震後，民眾與社會團體期望下，李遠哲籌設全盟，呼籲當局重視災民安置問題，應當將預算與經費釋放到地方，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以社區為起點的災後重建仍未開始，所有災民、重建團體與服務團隊，還必須仰賴中央政府直接與間接的補助，才能開展重建家園的工作。

   一般人只看見李遠哲在民間的高聲望，卻忽略了政治權利恣意凌駕其上的一面。這不僅是科學家在臺灣參與公共事務的悲哀，相信就算是政治學者從政，想靠著知識魅力說服掌權者，也不可避免會遭遇到相同的待遇。

   李遠哲最近引據但丁的一句話：「地獄最熱的部份，保留給看到道德敗壞卻旁觀沒有介入的人」，殊堪玩味，他表現出對抗不公義的責任感，希望讓民間力量帶著政治家走。但是別忘了，韋伯說：「判斷力是一種心沈氣靜去如實面得現實的能力。」畢竟與現實沒有距離，往往會被熾熱的熱情灼傷，更或被過重的責任感給壓垮。

   在熱情與責任感之外，我們期待李院長拒絕權位，回到中研院後，繼續保有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真能促成民間社會的形成，共同參與與監督公共事務，而不再次淪為「清流背書」的尷尬處境中，今後的政局變化，正開始考驗他的判斷力，和所有知識分子的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