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須文蔚

　

臺灣的傳播媒體利用各種新科技，在這次921震災中充分展現出媒介告知訊息、社會動員與監督政府的天職，新聞從業人員履險如夷的勇敢，可謂整個救災工作的幕後功臣。在新聞學學理上，災難新聞的刊播對政府部門有著監督的作用，特別像地震救難有「72小時的黃金時間」之說，稍有拖延，則人命關天，如果軍警消救難遲緩，無論是起因於訓練差、設備不足或效率低，記者都應該代表社會大眾探討這類問題，並在救難工作進行時觀察工作情況。

過去社會大眾對於災情的關心與監看都必須仰賴隔日出版的報紙，或是定時轉播的廣播、電視新聞，但是在衛星新聞蒐集車(Satellite news gathering, SNG)普及之後，新聞媒體掌握了更高的機動性，地震發生後不久，就轟然出擊（POP），把主播送往突發事件現場，也把觀眾即時帶進現場，所有救災的感人事蹟、慘況與混亂可以透過衛星轉播，一覽無遺。更由於臨場感撕碎了政治人物的神秘面紗，在天崩地裂後，日常行禮如儀的從容與縝密也不復得，加上災民的情緒失控，自然極易出現許多指摘與衝突的鏡頭與情節，加深了大眾對於政府救災能力的質疑。

事實上，就連世人所稱道的阪神地震救難工作，當時的日本村山首相也遭到日本媒體無情的攻擊，足見天災新聞中反映出的急切感，總是會讓新聞工作人員竭力要求政府加快腳步，盡力減少傷亡與損害，加上衛星科技的如影隨形，會讓更多不周延的細節暴露出來，也引發執政當局的抗議，甚至貶抑部分媒體的表現。

執政者面對選舉壓力的反彈，並沒有搔到癢處，在這次地震新聞的報導中所顯現出的問題，是媒體在龐大商業競爭壓力下，所出現缺乏深度與人性關懷的缺憾。

921大地震造成慘重災難，媒體的報導固然十分積極主動，但在採訪受創者及其家屬時，確有部分記者因為不能了解災難對身心受創者的深重影響，造成受訪者身心的二度傷害。例如，有一個孩子的父母親死了，記者問小孩說：「你的爸媽死了，你的心情如何﹖」這樣對一個受創孩子的採訪過程，可謂是荒腔走板的。

在救災階段，災難新聞採訪中也發生一些不當的行為，特別是新聞界無視於救災單位拉起的「警戒線」（採訪的界線），記者常會奮不顧身進去採訪，造成自身的危險，也妨礙救災的進度，這點充分顯現出記者在追求言論自由時，忽略了秩序觀念所造成的困擾。

到了安置與重建的階段，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開始受到總統大選所吸引，當政治人物不在穿梭在災區，除了少數的黨營報紙持續就重建政策加以報導外，災民的身影也不復見於媒體的版面或鏡頭上，彷彿所有安置問題都已經獲得解決。或許新聞界可以直言，這和震災新聞已經不是衝突的(conflict)事件，不具有戲劇性，自然不再獲得青睞。

值得深思的是，在重建階段，任何一項政策影響所及，都牽涉數以百萬計民眾的權利，更不要說直接受影響的三十餘萬名災民，更是點滴在心頭，大凡這些具有「影響性」的事件，也具有新聞價值，不容媒體忽略。換句話說，人們十分注意對生活或生命發生影響的事件，因此，影響愈大或效果愈強，受影響的人越多，波及的地區越廣，新聞價值也越高，例如一道要民眾遷離帳棚，進駐軍營的命令，或是斷層帶禁建的政策，直接間接受此政策影響的人，至少上萬，或許看不見戲劇的變化，也不見得出現大規模的官民衝突，但足以導致現狀的改變，進而影響人們的生活，就應當是大新聞，媒體實在沒有輕忽的理由。

總體觀察，此次地震新聞的報導可謂瑕不掩瑜，在追求新聞自由的過程中，記者應當在震災中扮演積極監督的角色，這一點上，台灣新聞界的表現相當稱職，但是就對於消息來源的同情與保護，以及秩序的遵守上，乃至於重視衝突性新聞而忽略了具影響性新聞的報導，都是立即可見的缺憾，這和媒體越來越商業化有著絕對的關聯性。或許讀者應該主動要求媒體多關心災民？或許災民與重建服務的社團也應該再提高分貝？究竟震災新聞會不會無以為繼？相信這還是沒有答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