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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 2007 at 12:23 am

    〈初識毛澤東〉

      美國總統卡特在電視營幕上宣佈將與北京建交時,許多台灣學生都聚在我宿舍的客廳屏息聆聽。彷彿是一群哀哀無告者,靜靜等候法官的判決,命運隨時可以受到安排。長期習慣於右傾、親美思考的知識青年,顯然無法面對這前所未有的震撼。如果歷史上有過所謂孤兒意識的話,那麼在那段審判的時刻,台灣留學生之間傳染的氣氛恐怕就是那樣的情緒吧。

    從一九五○年代以降,依賴美援的台灣社會就漸漸失去了批判的能力。在韓戰與越戰期間,台灣不僅提借最好的軍事基地給美國人使用,而且讓出最大的空間做為美軍度假的樂園。許多知識分子並未警覺到,這些外來的經濟、政治影響力,已日積月累地構築了一個精緻而無形的心靈牢房,囚禁了台灣社會的思考方式。在偏頗的官方宣傳下,許多人都已能夠適應過著精神人質的生活;甚至不依這樣的生活方式,簡直就不知所措。以美國之是為是,以美國之非為非,整個價值觀念的浮沉,幾乎都操縱於遠在天涯海角的華府。一旦遭到美國「遺棄」時,全國上下無不陷於動盪之中。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時,台北街頭呈現一片哀戚之色;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時,島上各個角落更是發出了悲鳴。

    一九七九年的斷交事件發生時,身在海外的我,仍然可以相像島內神色倉皇的景象。我接到來自台灣的一些來信,他們無不一致痛詆美國的背信。那種孤臣孽子之情,穿透紙背。疲憊地閱讀遠方的來信,我不禁注視窗外顫抖的枯枝;佈滿天空的,都是求救的手勢,是溺水沉沒之前的手勢。我的內心自然也泛起一股難以抑制的悲情;只是在困惑之餘,我不能不澄清一些混亂的思考。假使美國出賣了台灣的政府,那麼島上的子民又被誰出賣了?

    受制於美國右傾思考的引導,我曾經一度不知如何省視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在一面倒的反共教育之下,我對美國之著迷可以說已到了盲目的程度。所謂左派,所謂共產主義,在我的認知裡,完全是條件反射式地排斥到底。有些台灣知識分子甚至還錯亂得不知如何去理解,美國既然是反共盟國,為什麼竟然會與中共建交?洪水猛獸般的社會主義,是否已到了宣稱勝利的時刻?那種驚慌的叩問,我是可以體會的。台灣書生的思考水平,畢竟是傾斜過久了。什麼是「左」的思考,無疑是一片茫然。

    我之接觸左翼思想,並非從馬克思與列寧著手的,而是從毛澤東的著作開始。那是一九七四年秋天初抵美國的事了。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已接近捻熄的階段,但是流傳在美國大學校園的統派運動則方興未艾。毛派思想是這股運動的主要支柱,即使是美籍的左派青年,也有不少的捲入毛派書籍的浪潮之中。每過一段時期,就有文革的宣傳電影在校內放映,也有統派政治座談會星火一般在舉行。出於高度的好奇,也出於禁忌的突破,我偶爾會出席。帶給我最深刻印象的,莫過於電影《紅色娘子軍》與唱片《黃河交響樂》。銀幕上展現的軍裝芭蕾舞,頗使我感到訝異。那種制式的姿勢,戰鬥般的飛舞,起落有致的槍枝,曾經刷新我的美學觀念。

    正是那樣排山倒海的衝擊,終於驅使的去閱讀《毛澤東選集》。手捧那一套四冊金字紅底的書籍,不覺揚起一種戰慄,既混合著畏懼,也糅雜著興奮。我懷抱危疑的心情,粗糙讀完了那篇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對於全文內容,百思不得其解。使我感到難懂的,絕對不是由於毛澤東的文字,而是因為文章背後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實況。毛澤東的筆法相當精練活潑,生動地利用典故、俚語、俗話,把深刻的道理做最簡單的鋪陳。到今天我仍能記住文中的扼要字句:「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等等。

    但是,最初並不能瞭解毛澤東這篇文字所代表的意義。後來,我當然清楚了這篇文字的重要性。中共革命策略之所以會決定把重點放在農民運動之上,並且訂出「鄉村包圍城市」的基本方針,無非都肇始於毛澤東的〈湖南農村調查報告〉。只是,這樣的領悟是遲一點的事。對於一位來自反共台灣的知識青年,豈有能力去勝任閱讀全文精髓?

    凡是在台灣修完中國近代史的課程,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傳播,也沒有多少人能理解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崛起的,更沒有人能釐清中共之所以能擊敗國民黨的原因。在反共的面紗下,台灣學子被灌輸的,只不過是中共等同於叛亂團體,等同於野心分子,等同於竊國漢奸。如此簡化的思想教育,早已謀害了認知的能力,也已羈押了整個思考的模式。到達海外時,我仍然是被綁票的知識囚犯,無從去掌握反共以外的文字與書籍。

    毛澤東著作並不是我的最初閱讀的中共出版品,第一次遭逢的,恐怕是來自北京的《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然而,真正引領我去認識中國共產黨,不能不以《毛澤東選集》為原始的出發點。我特地到中國城去購買一套,置放於書架之上。閒暇中取下翻閱,才慢慢摸到一些線索。不過,選集裡的全部篇章,我終於還是沒有讀完。唯一必須承認的是,對毛的癡迷曾經延續了一年有餘,那是我生命中一段徬徨的時期,也是我嘗試走出思想牢籠的一個試探時期。隨後的一連串自我掙扎與自我解放,由此開端。

    一九九五、三、廿八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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