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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 2007 at 12:19 am

    〈曠野裡的墓碑—紀念王萬得先生〉

    獲知
    王萬得先生去世的消息,使我又一次強烈感受到台灣抗日運動人物的急速凋零。他死得如此沉默,又如此寂寞。彷彿在曠野豎起的一塊墓碑,沒有姓名,沒有時間,沒有籍貫。他死在遙遠的異鄉,不知道他的靈魂是否仍在望鄉?

    我的感慨,當然不只是這些而已。流落在北京的台灣政治運動者,一個含悲離去,他們的歷史也一一被拭凈。不論他們的背景是如何不同,他們生前的努力又是如何迥異。在他們告別人間時,都毫不例外被戴上一頂同樣的帽子:「愛國老人」。他們一生的奮鬥與掙扎,竟只是贏來這樣一個嘲弄的名詞。這誠然是令人心如刀割的命運。

    王萬得於是去年七月二十六日病逝於北京。直到八月十二日,在他死後長達三個星期,中國「新華社」才發佈了如此的消息:「台灣的名政治活動家、愛國老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顧問王萬得,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於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歲。全國政協和台盟總部已組成治喪小組,籌備追悼會事宜。」

    一位抗日的運動家。只剩下「政治活動家」的封號。善於經營政治運動的中共,不會不知道「運動」與「活動」的區別吧。使人感到特別心痛的是,在他逝世消息中,竟然找不到他年輕時代的經歷。如果不是消息中出現一個「台灣」的字眼,任何翻閱報紙的讀者,都會當做一位尋常的中共黨員的訃聞。更令人訝異的是,在他成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之後,立刻就變成「愛國老人」。彷彿他生下來就是「愛國」了,彷彿他生下便是「老人」了。對於王萬得是台北人,是台灣文化協會會員,是台灣共產黨員等等的事實,竟然吝於提到隻字片語。

    正如我對台灣歷史的認識,起步得相當遲緩一般,我知道
    王萬得先生的名字,已經是很晚的事了。我真正著手整理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史實,是到一九八○年的下半年才開始的,在許多陌生的歷史名字中間,我找到了王萬得。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意義,更不清楚他在台灣史上佔據了怎樣的地位。

    在台灣,許多專攻歷史的讀書人大多也經歷過同樣的道路。對於中國歷史能夠如數家珍,可是提到台灣歷史時,卻茫然無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位來自高雄或台南鄉間的知識青年,也許可以滔滔不絕討論唐代中國的盛衰,也許可以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挫敗而痛哭流涕。但是,如果問他有關余清芳在嘉南平原的抗日事蹟時,他會很乾脆並且絲毫不會不好意思的回答:「這不是我的本行。」

    當我初次接觸台灣歷史時,心情也大約就是如此。我們確實被蒙蔽太久了,我們甚至被教化如何指控研究台灣史的人「視野過於狹窄」。當歷史撰寫權操在統治者的手中時,我們對台灣史的瞭解,往往就陷入殘缺不全的境地。
    王萬得先生的去世,使我這樣的感慨更加深切。統治者是如此橫暴又如此有計畫把台灣史分割、扭曲、擦拭、滅跡。使我們看不清楚整個歷史的軌距演變,使我們的時代與先人的事蹟全然脫節。

    王萬得先生的死,究竟能引起多少台灣人的喟嘆,是很值得懷疑的。至於說,為他感到悲痛哀傷的,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王萬得先生是台北人,他本居地是「台北州台北市平町四丁目二百二十四番地」。一九一八年畢業於台北稻埕公學校,一九一九年通過郵政資格考試,曾在新營、淡水、台北郵局工作。一九二一年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任職於《台灣民報》。一九二七年離台,遠赴中國,旋即參加中共。一九二九年返台,成為台共的重要幹部之一。

    他在台灣的抗日運動,可以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他以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的身分,來掩護他的台共活動。在文化協會中,他擔任中央執行委員;而在台共裡,他卻佔據了領導人的地位。有關他的政治思想梗概,可以在日本學者宮川次郎所著《台灣的政治運動》一書中發現。此書出版於一九三一年,書後附有一份〈自治問題座談會〉的記錄,很完整的反映當時台灣政治運動者對「台灣自治」所持的態度。出席討論者包括:張維賢、王萬得、柯文德、楊克培、謝春木等重要人物。王萬得自然是反對所謂「台灣自治聯盟」運動。他在會中的發言,分析了當時台灣社會性質。在言談中,可以了解他所追求台灣的出路並不是「自治」,而是台灣人民必須自救。

    他的重要性,乃是一九三○年接受第三國際的指令,聯絡蘇新、蕭來福等人組成「改革同盟」,而與台共領袖謝雪紅決裂。一九三一年,他主動召開台共第二次大會,會中被選為常務委員暨書記長,完成台共的改革。但是,這個組織甫改革完畢,立即就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鎮壓,同年底台共便完全瓦解。王萬得是在當年七月被補,坐牢十二年。直到戰後日本投降,王萬得才又在台灣社會出現。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之後,逃往中國,又開始他後半生的苦難生活。

    與所有遠赴中國的台灣政治人物一般,王萬得並沒有射過整肅、鬥爭、下放的命運。在他後半生近四十年的中國經驗裡,顯然一直是在望鄉的。他的苦楚、恐非我們所能理解。

    我與
    王萬得先生的通信,是在一九八二年,這件事,對他對我都是一種奇異的經驗。雖然往返的信件只有三次,卻給了我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研究台灣左翼政治與文學運動的勞作,在一九八二年時陸陸續續發表了一些。其中有一篇長達六萬餘字的〈望遠的望鄉人—蘇新的生平與思想初論〉,就發表在海外的《美麗島》週報上。蘇新是留日學生,他的經驗與王萬得全然不同。但是,他們兩人都在一九二九年同時回到台灣,加入台共的組織。我正式把研究蘇新的文章整理發表時,蘇新在稍早的前一年(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這給我有無限的感憾。那也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思考震撼。我從來沒有寫過傳記,更沒有寫當代人物傳記的經驗。我更沒有想到自己在研究一位人物時,竟然聽到他去世的消息。

    對於蘇新的人格與思想,我懷有超乎他人的尊敬。我從未見過他,但是從文字記載與史料痕跡中,我隱約可以體會一個落實、勇敢的人格。他有一個筆名是「莊嘉農」,為了表示我對他的敬意,我也取了同樣的筆名。撰寫那篇文章,也使我認識不少朋友,當然也包括蘇新的女兒蘇慶黎。去年七月,我遇見她時,她還建議我應該儘量把她父親放回他所處的時代。她很委婉的說,我用了一些現有的標準來評斷半個世紀以前的蘇新。對於這點,自然使我特別警惕。蘇慶黎當然是站在她父親的立場來談該文,我對她的建議不能不表示謝意。

    我寫的那篇文章,也使我認識了
    王萬德先生,在發表該文的過程中,就有許多認識和未認識的朋友來信與我討論。後來有人告訴我,台共領導人之一王萬得,仍然還在北京。一九八二年,我偶然在海外華文報紙上,讀到王萬得在北京度過八十歲生日的消息。我便決定寫一封信給他,請教他有關台共的一些難解之謎。我並不知道他的住址,只知道他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掛了一個閒職。所以我把信寫好時,就在信封上寫了「北京台盟總部煩轉
    王萬得先生收」。在我投出之後,就沒有再牽挂這封信了。

    大約在一個多月後,我突然收到北京的來信,居然是
    王萬得先生的回音。我以激動的心情拆開了信,一張小小的信紙,寫了密密麻麻兩面。這封信因為不在手邊,我不能記住全部內容。不過,在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到他興奮的心情。他的字跡有點扭曲,筆跡很深,顯然他寫時極為吃力。他在信後才告訴我,他有很嚴重的風濕症,寫那封他用了兩個小時。看到那裡,我真正感受到他對我信件的反應。他的誠摯,深深感動了我。

    他到中國以後,便改名為「王文德」,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國名字,我寧可喜歡他原來帶有台灣鄉土味的名字。他的信中也說,在日本牢中曾被迫去擔任印刷工人。那冊日本總督府所編的《警察沿革志》,他在監獄印刷廠就曾看過,並說該書的史料極為可信。然後,他提醒我必須區別「台灣人」與「台灣人民」的不同。他提到這個問題,自然是回應我在信中所說的「台灣人的命運」。在現階段中共對台政策的陰影下,王萬得居然避免使用「台灣人」,而選擇使用「台灣人民」。這雖然是信中小小的一段,但對我有著無限的衝擊。原來他也和近代所有流浪在中國的台灣人那樣,對「台灣人」這個字眼那麼敏感,又那麼恐懼。這難道是三十年來他遭遇的政治打擊而留下來的後遺症嗎?

    在信中,他也希望我「回到祖國」與他討論台共的歷史。最後他表達了強烈的反鄉欲望。因為,他不只提期盼「有一天回到台灣」,他還說希望見到家鄉的「伯伯、叔叔、兄弟與子侄」。他想望中的台灣,畢竟還有他眾多的親戚,這封簡短的信,我反覆讀了好幾次。每次我幾乎都可以想像一位八十歲的老人,坐在異鄉的燈下,吃力地為一位陌生的故鄉子弟回信。與其說他是寫信給我,倒不如說他是在傾訴無盡的鄉思;他的信,應該是給他的故鄉吧。

    我收到信後不久,便立刻回郵給他。這次停了好久,我才收到一封從加州轉來的信,這次不是他的筆跡,而是請人代寫的。信中仍然熱切邀我到北京與他討論。他說他可能是目前最熟悉台共歷史的一位見證者。又說,他也讀過〈望遠的望鄉人〉一文,但只是連載的前四章而已,希望我影印全文給他。因此,我便影印了連載十四回的長文,以航空付郵;同時附一封信,請他能寄相片給我。一個多月以後,我收到他另一封請人代筆的信,他並未告訴我是否收到我的文章。不過他確實寄來了他的近照,唯屬咐我不能發表,因為他不是「喜歡出名的人」。

    端詳著他的照片,年輕時代的輪廓仍然依稀可辨。黃師樵在一九三三年所編的《台灣共產黨秘史》一書,刊登了謝雪紅、蘇新、王萬得、簡娥、楊克培、趙港等人的照片。所以我知道王萬得當年參加台共時的模樣。

    我不知道他對我所寫有關蘇新生平的文章有何評語,更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寄去的影印文章?我從一位同鄉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完成一篇長達二十萬字的台共歷史,交給中共黨中央。如果這個消息屬實,那麼這可能是研究台共的最佳史料了,這份史料如果是存在的話,我們希望中共當局能夠之公開。這不是黨派的問題,而是歷史的問題。

    我與
    王萬得先生的通信,在一九八二年就終止。我之所沒有繼續寫信給他,有我的顧慮。第一,在我收到他第一次回信後不久,便開始收到北京國際書店的親書廣告,收到這些新書廣告,自然不是壞事。不過,國際書店之所以會得到我的住址,顯然是知道我與
    王萬得先生在通信。我擔心因此會帶給他麻煩。第二,他後來的兩封信都是請人代筆,我想他每次回信都要勞動他人,這對於一位八十歲的老人來說,實在是一件煩累的事,我於是心難安。第三,台共的事蹟,在中共現行政策下顯然是一個禁忌。我不希望我的詢問求教,又為他的家人引起政治風暴。

    無論如何,我是感激他的。一九八三年初,台灣發生了「楊煥西事件」。楊煥西在台北機場為情治人員所逮捕,被指控的罪名,便是曾經與蘇新、王萬得通信。楊煥西是一位旅居紐澤西的同鄉,年近古稀,竟然躲不過被逮捕的命運。這件事對我自有無限的啟示,像我這樣撰寫蘇新的傳記,而且又與王萬得討論台共歷史的年輕讀書人,豈非可以預見一個永無天日的未來?楊煥西事件,使我聯想到北京的王萬得。他們都見證日據時期的抗日運動,但是在海峽兩岸,都同樣受到政治迫害與政治上岐視。我不能不在內心痛喊:台灣人,你的命運難道注意是淒苦的嗎?台灣人,難道不知道要覺醒站起來嗎?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又在海外華文報紙上讀到
    王萬得先生寫的一篇短文。大意是他八十歲生日後收到一位陌生年輕人的來信祝賀他的生日,使他備覺溫暖,我知道,他指的是我所寫的信。如果我那短短數語能夠帶給他些許溫暖的話,那麼我應該多寫信給他的。

    同年夏天,我有位黃姓朋友,因公出差到北京,問我是不是要買書。我請他有空去探望
    王萬得先生就好了,並代我問幾個問題。黃姓朋友果然不負所託,一個月後便帶來回音。他說,
    王萬得先生看到台灣的來客,非常歡喜。從頭到尾都是以福佬話對談,似乎鄉音未嘗稍改。黃姓朋友為他拍了三張家居照片,也都寄來給我看。從相片,可以看到屋中簡單的擺設。相片中的人物,看來相當老邁,帶著輕微的笑容。對我來說,這是又陌生又熟悉的面孔,比起他上次寄給我的相片還真實。從帶回的信息中,我知道不便再繼續討教有關台共的歷史。他的年齡,他的處境,畢竟是很困難的。

    台共的歷史,在台灣只延續三年的時間(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但是,它在抗日運動的背後,卻掀起不少的風潮。即使是它本身的組織而言,也經歷不少驚心動魄的事件。這個由留學日本、中國的讀書人,以及部分本地農民運動者共同結合起來的政治團體,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台灣政治運動的特性。與所有其他團體那樣,都沒有脫離內訌、分裂、滅亡的道路。台灣人命運之坎坷,是不是與這樣的性格有著密切的關係?我不能不感到苦悶。

    如果不看集體的行為,每位政治運動者區別來看的話,都是懷抱著理想,充滿了善良的個人。然而,善良的、理想的個人凝聚在一起時,就注定要傷害、要互鬥、要犧牲?右派的蔡培火、楊肇嘉,中間偏左的蔣渭水,左派的楊逵、連溫卿,極左的蘇新、王萬得,都給了我們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要撰寫一部台灣人分裂史,其史料恐怕諸台灣人政治運動史還豐富吧。當集體的力量不能發揮作用時,當外力介入時,所有的個人就必須犧牲,了,犧牲在洶湧的歷史逆流之中。

    王萬得先生的去世,不能不使我回憶他凄苦的一生,也不能不使我想起他的悲涼的晚年。他在日據時期所參加的政治運勸,由於統治者的高度鎮壓,也由於朋友同志的互相內鬥,而使整個組織在一夜之間崩潰。那瓦解的過程,至今回顧起來,仍然令人心痛。他們未能形成團結的力量,所以遭到逆流風時,便各自東西了。與蘇新的命運一樣,他所經歷的每一個政權,都迫害他、通緝他、下放他。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家鄉,也失去了自己。

    他們的歷史是不能遺忘的。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台灣人在近代的飄泊命運。
    王萬得先生離開苦難的世界時,迫害他的人仍然吝於提到他的生平與籍貫。他漫漫八十年的一生,被壓縮成一個「愛國老人」的稱號,縱然他是愛那個「國」,但那個「國」愛過他嗎?

    我彷彿在茫茫曠野裡看到豎起的墓碑。那裡埋葬著一顆冤屈的靈魂,只有名字,沒有時間,沒有經歷,沒有籍貫……。

    —《台灣文化》.第六期(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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