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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1965）的效力，根據外交部回答內政部，中華民國在1966簽署、1970批准，「因此具有國內法效力」；然而，由於聯合國自從中國加入後已經「不視我國為該公約締約國」，「是以，該公約在我國應該仍有約束力，惟40多年來，在實務上尚無援引該公約之相關判例可查」。儘管外交部、以及法務部代表在會議上口頭確認，不過，聽起來仍然是相當的不確定，特別是為何迄今未有任何判例，耐人尋味，究竟是無知、還是無效？口說無憑，相關單位必須正式確認。 其實，即使沒有中國因素的干擾，對於國際人權規約的國內法化，不同國家有不同的作法，譬如澳洲，國際條約必須先經過國會立法才能適用，譬如ICERD的配套法案『種族歧視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配套的國內法來落實，光是簽署國際人權規約形同口惠。另外，就國內法的經驗來看，『原住民族基本法』在2005年立法後，相關單位一直以配套落日及日出法案尚未完成，當作南部的紅綠燈參考用、只有象徵意義，也就是有時有效、有時無效，因此，我們主張應該有專門對應的ICERD法案。 接下來的課題是，究竟是否要仿效兩公約通過施行法就好、還是另外立法。我們認為，前者的用意是接軌用，並無實質的內容，因此，還是有必要針對我們的需要，特別立法。這裡就牽涉到，要如何定位研議中的『反歧視法』，也就是說，到底是要與目前的相關法案平行互補就好、還是要當作位階較高的統合性法案。我們認為，就國際人權規約而言，ICERD是比較像是傘狀的火車頭，因此，應該有一個提綱挈領般的相對法案。 究竟這應該是一個『反族群歧視法』、還是一個『平等法』？一般而言，前者是比較消極，特別是針對個人、或是集體的歧視，後者則是積極地推動平等；換句話說，端賴我們想要消除直接還是間接的歧視，想要促進形式上的平等就好、還是進一步要追求實質上的平等。就各國的作為來看，有分散各法、以及集中於一法兩種方式，不過，英國已經整合為『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另外，澳洲也正在研議中。當然，我們也不妨考慮訂定『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或是憲法位階的『人權憲章』（Charter
of Rights）。 就實際作為而言，內政部的作法是要求各部會按照ICERD的條文，提出國內對應法規、以及檢視指標。不過，我們看到的只是相關單位的業務報告，對於所謂的「是否足以落實公約」、以及「後續作為」只是虛應故事，於事無補。因此，我們除了持續向主事的內政部曉以大義，要求各單位除了臚列業績，應該還要強化對於現有法規不足之處的檢討。另外，NGO團體或可扮演黑臉推手的角色，讓業務單位當白臉。 最後，我們建議，有關於各國的作為，已經有相當多的文獻，沒有必要再委託學者研究。或許，現在是進行盤點的時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歸納現有的研究，檢討訂定反歧視法的成效。具體建議是，我們可以辦一場學術研討會，分別從各國經驗、以及宏觀比較來著手。 * 向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報告，2013/1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