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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家安全保障的途徑*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教授兼原住民學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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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以來，由於中國一直不能忘情對台灣的領土野心，因此，台灣的國家利益大致是以國家安全來作定義。為了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除了加強整治軍備的共識外，在不同階段曾經有不同的策略被嘗試或建議過。這些看法大體可以從宏觀的現實主義（Realism）、或是理想主義（Idealism）來考察。 當然，也有主張台灣應積極採取「南向政策」，甚至加入東南亞國協（ASEAN）者。東協國家雖然在美國的支持下於1994年成立區域性論壇（ARF），企圖以多邊的方式來實踐「防衛性國防」（defensive defense）的哲學。然而，由於台灣一向對東協事務較少關注，除非我們能說服對方接受認同而成為會員，不可能免費搭便車，期待自顧不暇的東協國家飛象過河關心台海的糾葛。 在1990年代，聯合國前秘書長蓋里（Boutros-Ghali）積極推動「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也就是在衝突發生前以軍事力量強力執行和平（peace-enforcement），比如聯軍在馬其頓獨立後進駐，成功防止鄰國可能採取的敵對行動。 東協區域論壇雖然對預防性外交保持相當興趣，但是仍然與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的制度化有相當的距離，而且也看不出美國有透過此多邊組織來化解台、中之間緊張狀態的跡象，而東協本身的能力與意願亦令人懷疑。 「雙軌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是指運用民間、學界或非政府組織（NGOs）等多重管道來促成敵對兩邊的對話，藉著非官方人士的私下交流，彼此嘗試著去瞭解對方的思維與立場，更可避免因為對外放話所造成的騎虎難下僵局。海基會與海協會雖各自定位為民間團體，實際上是政策執行的半官方機構；事務性談判難免牽涉基本政治立場，兩會動輒得咎，並不適合進行正式談判前雙方尋求共識的雙軌外交。 在民間方面，隨著1987年探親的開放，海峽兩岸的接觸日漸頻繁，除了台商外，學者或政治人物絡繹於對岸者以外省族群居多，而統派亦以民意代言人自居來誤導對岸對台灣民意的認知。相對之下，在野人士一向排斥中國事務，容或有少數關注者，不免為避免被政敵打為通敵而噤若寒蟬，唯有海外台籍學者尚能以學術會議，提供第三地供雙方進行稍微舒坦自在的對談。 上述各種保障國家安全的途徑，不管是從現實主義或是理想主義著手，無非以軍備的加強或限制來達到制止戰爭或衝突的發生，也就是「負面的和平」（negative peace）。短期之內，對於像台灣這樣小國來說，上述東望、北連、南向的途徑畢竟比以暴制暴（即發展核武）更為務實可行，而且也比較能取得國際輿論的同情。 也有人援引西歐的經驗，主張「大膽西進」，希望透過兩岸之間的經貿合作來降低潛在的政治衝突，這就是「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思考。然而，由於兩岸的歧見並非一般單純的領土之爭，而是中國強硬否定台灣存在的正當性，再加上兩國先天存在的社經差異與懸殊的版圖，長此以往，兩岸的經貿關係將是台灣倚賴中國，而非相互倚賴（interdependence）。 基於經濟安全的考慮，「新孤立主義」（new isolationalism）式的選擇性「戒急用忍」經貿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透過亞太經合會議（APEC）的多邊結構安排，亞太國家或許逐漸能接受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的概念，也就是各國的安全是不可切割的，並且能進一步將彼此的安全關係制度化，使台海的緊張情勢不再被視為兩岸的家務事，可以因取得為集體的關注而舒緩，這才是功能主義的真正體現。 長期來說，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勢必威脅台灣，具有視野的領袖應該在政經的關注外，還要思考如何在兩岸之間營造「正面的和平」（positive peace），也就是要更積極地讓兩邊人民體會到和平共榮的道理，尤其是讓對岸瞭解，民族自決（national selef- determination）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是上天賦予的權利，不容他人剝奪。唯有透過和平運動與和平教育的持續不斷推動，和平與自決的價值觀才有可能在學習的過程中內化；在草根的壓力下，中國決策菁英沒有必要堅持民族大義而抵觸國際規範。 *《台灣的國家安全─和平研究的途徑》一書中的代序。2009/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