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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由歷史到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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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台灣政治史》〈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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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一直喜歡讀注音版的《東周列國演義》。記得當時住在三義，偶而週末、還是年節回霧峰看祖父，在回程，父親會先帶我們在台中合作大樓下面（附近？）吃一碗鴨肉冬粉，然後，再帶我們到樓上的書店逛。由於平常也沒零用錢，只能趁機央求大人買課外書籍。 後來出國唸書，主攻比較外交政策，應該是深受這兩冊童書影響。話又說回來，說不定是因為性向的關係，要不然，當時怎麼會對於這種近乎於國際體系的運作感到興趣？不過，回想起來又有點納悶，為何東方出版社要改寫這麼複雜的歷史小說給小學生看？現在，我在報紙寫文章，對於政治人物的臧否，基本參考架構之一，就是中國史裡頭的春秋戰國；不得不同意，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 已經記不得究竟國中、高中的歷史內容、以或是老師。大學上共同科「中國通史」，厚厚的上下兩冊《中國通史論文選輯》，對大一生來說，似乎是太深奧了一點；授課教授是韓復智，或許是鄉音太重，只記得他老是調侃系上台北女同學的耳環太大、好似公車的手環。一年下來，沒學到多少東西，平均分數恰好達到自己「生平無大智、只求八十分」的標準。 大二跑去歷史系修「中國近代史」，是年輕的老師胡平生。在那個時代，儘管只是單純的歷史描述，他所提供的另類史實，輕描淡寫，已經讓我覺得值回票價。當時，我們沒有期中、期末考，只要交一篇報告就好，我大膽寫了〈從「鄉土文學」談起〉，把胡老師嚇壞了，趕緊找我曉以大義，要我不論如何也要把文章收回去，至於要交甚麼，隨便我找個題目就好；最後，我索性寫了風馬牛不相及的〈由「剛果暴風雨回憶錄」看剛果開國四要人〉，竟然獲得92分。回想起來，應該是老師疼學生，而非怕事。 到了大三，跑去法學院修政治學，順便修了蔣孝瑀老師的「西洋近代史」。蔣老師一頭白髮、紳士風度的，上課真是一種享受，可以暫時讓人忘掉校園的控制。只記得教科書是R. R. Palmer的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雖說是西洋近代史，內容卻從西方文明起源的兩河流域、以及埃及說起。忘了學期分數是筆記考核、還是交報告，不過，印象最深的是在上課的最後一天，單獨與老師會面、喝咖啡，他問我說78分（或是75分）好不好？我要求80分，而他也答應了。日後，我自己教書，也會適度採取這種自我評量的方式。 我到美國唸書，並沒有真正修習歷史系的課。倒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圖書館，政治學的期刊是放在二樓的歷史室，百思不解，後來，唸了政治學的發展史，才豁然開朗，原來政治學的來源之一，就是歷史學。 我與台灣的歷史學者認識，主要是透過台灣教授學會。台灣人一向是唸理工的居多，社會科學以法學為主，而人文的集中在歷史學。首先，台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向來對於後輩相當照顧；就台灣歷史的發展而言，我們兩個姓是不能通婚的，不過，我後來才發現，照輩分來說，我應該稱呼他為叔公。我十幾年前曾經在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課兩年，陰錯陽差，他的公子竟然成為我的學生。 真正拉我與歷史學界接觸的，是台大歷史系的張炎憲教授。在他主事於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之際，只要是相關的台灣史研討會，一定會要我從政治學的角度寫論文，包括〈戰後的台、中關係──結構性現實主義的觀點〉（1995）、〈浩劫與認同的探索〉（1997）、〈台灣民族主義的解析──政治面向的三個競爭途徑〉（1999）、以及〈台灣民族運動的反思〉（2001）；在他出任國史館長以後，也邀我寫了一篇〈台灣在「李登輝時代」的民主轉型〉（2003）。 引我進入台灣歷史學會的，是原本淡江大學的同事蔡錦堂教授（現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已記不得最早彼此是如何認識的了。在他擔任《台灣歷史學會通訊》編輯的時候，跟我要了一篇稿子，也就是〈墾殖社會的族群結構與土生仔民族主義〉（1998）。當然，先前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台灣歷史學會往往也是合辦單位，不過，在自己辦的研討會裡頭，我也受邀寫了〈少數民族與國家的關係〉（1998）、〈台灣人的國家認同〉（2000）、〈建構台灣政治史的嘗試──由creole到mestizo的墾殖社會〉（2001）、〈台灣教科書中的國家認同──以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為考察的重心〉（2002）、〈台灣客家族群與政治〉（2004）、〈台灣認同的的重新呈現〉（2006）、以及〈台灣政治史的重新建構〉（2006）。 我在2004-2005年（一年）被推為台灣歷史學會的理事，又在2005-2006年（一年）擔任常務理事，可以說是政治學與歷史學的一個連結。其實，我的本行有兩個學術團體，參與的方式大致只是停留於擔任評論的角色，不像對於台灣歷史學會般熱心。多謝各位同僚的接納、以及引導，包括戴寶村、以及溫振華等等先進。另外，也要感謝淡江歷史系的張素玢教授，幾次邀我到她的課堂演講，讓我有機會逼自己把腦中醞釀的東西進一步成形。 我在12年前，寫了一篇〈作台灣人，不作美國人〉（《黑白新聞周刊》1994/8/14日，收於《台灣人的民族認同》2000，頁239-41，台北：前衛）： 夏日炎炎，學校放假，正是我們這些平日誤人子弟者出國充電的絕佳時機。或曰參加國際會議、蒐集資料、進修充電，說穿了不外是想暫時遠離紛冗的台灣社會，休息一番再出發。 在這出國的熱潮中，恐怕以美國為目的地者居多，除了說地大物博外，國人對於這個國家素有好感。但由於美國近年經濟一直不起色，排外性格遂逐年有增強之勢，最明顯的就是對於欲入境者持疑，尤其有小孩隨行者，被拒絕簽證的機率相當大，想必是惟恐小孩滯留不歸，淪為「小留學生」。 日前一家三口到美國地下大使館（在台協會AIT）簽證，雖過三關、斬五將，卻難逃被糟蹋羞辱，但與別人最大的不同，我們是因為拒絕讓小兒拿美國護照，而不是因為有跳機之嫌而取不到簽證。AIT反覆告訴我們：「你家小孩是美國出生的，必須拿美國護照才可以！」其蠻橫著實令人錯愕。為什麼我們的小孩不能當台灣人，一定要作美國人？ 根據我們的了解，美國國籍採屬地主義，只要是在美國出生者，就可以申請美國公民身分，但卻不一定要，否則，英回王妃黛安娜要是在美國生產，小王子豈不一定要變成美國人？ 道理雖是這樣，但是AIT的職員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向來「你們台灣人（you Taiwanese people）無不喜歡當美國人」，人家想盡辦法一卡（綠卡）在手而不可求，你們卻連美國護照也不肯要，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些美國人想必自尊心受到相當大的傷害，因此對於我們據理以爭，「道我們無權決定自己小孩的國籍？」嗤之以鼻，因為他們「有權決定任何人要以什麼身分入境」，擺明的就是「我們可以給你簽證，但就是因為不爽而不給」，甚至揚言：「不喜歡當美國人，就不要來美國好了！」 這位班奈先生揶揄道：「你可知道，民進黨主席的夫人是美國人？」他甚至自豪地炫耀：「你們國家的立法委員，至少有一半自己或子女是美國人！」並以此來說服我們讓兒子拿雙重國籍。 我們對其頤指氣使，當場斥其沙文主義，嚴正要求放棄兒子的所謂美國籍，卻不得要領，因為父母不能替子女作主，而小兒未滿十八歲，也尚未足齡行使自主權利。想不到國民黨政權未能阻擋我們全家回國，卻被一個號稱為民主導師的國家禁足，真是一大諷刺。 我們不想驚世駭俗，也不是標新立異，更不是喜歡中華民國的車輪牌護照，只不過要求作為一個台灣人應有的尊嚴，在過去，我們痛恨國民黨官員對這塊土地沒有愛，抱著牙刷主義，隨時準備「落跑」，更不可能會為了維護台灣的獨立自主作打拚。現在，當我們自己有選擇的自由時，豈可因循怠墮，不稜勇敢地堅持原則呢？ 其實，我們台灣人所追求的，並是負面地反對中國帝國主義而已，而是要正面、積極地建立台灣自己的主體性，當然要拒絕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 長久以來，有眾多美國友人仗義執言，長期為台灣的民主化奉獻不遺餘力；當前我們要加入國際社會，要美國朝野鼎力相助的地方仍多。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因此對美國屈膝，視之為宗主國而言聽計從，畢竟，美國與台灣的國家利益並不一定相吻合。可是，這可證諸歷年來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色厲內荏，不可不察。 前日路過AIT，小兒說：「爸爸，美國人歹歹！」，牽手問我，以後兒子是不是無法留美了？我們思維著：台灣留美的人不少，或許去歐洲走走也好。 在前年，我做了一個人生最大的抉擇，終於同意讓即將唸高中的兒子申請美國護照。這樣的立場丕變，理由無他，就是認為沒有必要再讓小孩子繼續浪費三年，讓人生最精華、也是應該最快樂的時期，在無人願意承擔責任的教育制度中沉淪。 小孩子回台時才不過一歲多，猶記得過境韓國，他還自己推著嬰兒車（stroller）在機場嬉戲。唸了一年的台灣大學附設幼稚園，由於家長大都是台大的教授，教學方式算是開放。進入仁愛國小，六年內經歷過三個導師，經驗是越資深的老師越有愛心，反倒是年輕的導師，雖然暑假還越洋拿碩士學位，卻是死腦筋，連起碼的乘法交換率都不懂，真不曉得師專的教育是如何養成的。 原本，有朋友好意建議，何不想辦法讓小孩唸台大旁邊的民族國中，教學會比較正常。我們沒有在意，因為夫婦都是普通國中畢業的，還不是可以順利完成學業？進入仁愛國中，號稱是明星學校，卻是夢魘的開始。一開頭，或許還有一些新鮮感，然而，一旦升學變成學校績效考量的唯一指標，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小孩子正是在青少年之際，原本就是靦腆彆扭，也是最期待老師能領導他們成長，或許不能期待「麻辣鮮師」般體貼，不過，學校卻是一個腐蝕人心的地方，尤其是一群對社會應該是充滿憧憬的國家未來。當時，我忍不住寫了一篇〈老師，請讓我們的國中生過得快樂一點〉（《自由時報》2003/4/19）： 我是國中第三屆的，今年剛好畢業三十年。 國民中學的意義是國民教育由六年延伸為九年，就政治學上來說，代表著國家積極進行政治社會化的企圖心。不過，對於當時正值青少年的我們來說，實際的好處是從此唸初中不用參加聯考了。 話說如此，想不開的父母還是會逼子女去唸私立的初中、或是想辦法遷戶口唸老牌的縣中。感謝爸爸媽媽，當年允許我留在自己的學區讀。我小學隨著父親工作被調動而貓搬窩般唸了五間，僥倖國中從一而終，才得以享受社區式的共同體感情。到現在，我們每年大年初一的中午還是會不分男女聚在一起，因為同學都是厝邊隔壁，不管工作在南北、國外，大家還是要趕回家過年。 回想起來，就是因為那是一間新成立的國中，才有機會湧入一群年輕的老師，對於毛躁叛逆的我們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百般寬容，讓大家順利往上一層樓邁進。前年，我被某政府單位推薦參加全國經濟會議，午餐之際恰與來自彰化的企業老闆同桌，彼此特別感到親切；當他知道我是哪一間國中畢業的，訝異的說：「哪有可能？」言下之意，普通國中怎麼會出博士？ 偏偏我們學區的國中是個明星學校，才國一而已，就由早考到晚，讓來自中南部的我倆夫妻有如進入大觀園般嘆為觀止。不過，最讓人憂心的是，一些老師仍然固守舊有的填鴨式教育理念，相信唯有透過不斷的大小考，學生才會唸書；考不好的就要罰抄考題及答案，不願抄寫的就要交互蹲跳、或乖乖地接受記警告。 到現在，原本活潑愉快的小孩子已經視早自習為畏途，在大學教書的父母無法解釋頻繁考試、或是罰抄寫的用意，更不解，為何拒絕老師無理的要求就要記過？即使今天的教材都已經本土化了，老師的教學方法如果不能相對配合，學生怎麼會學得心甘情願？ 在我的信念裡頭，好的教育制度是儘可能讓所有的人都能發揮所長。我們最無法釋懷的還是老師的教育態度，客氣一點的老師會說「你不適合台灣的教育制度」，粗暴的老師則會百般羞辱、要同學加以孤立、甚至於以激將的方式要求退學。如果沒有愛心，為何要來從事教育工作？ 我們嘗試跟學校溝通，訓導主任就坦白表示，女兒就恨死了其任職的國中。新來的校長應該是好人，對於「為何記過之前未能先與家長溝通」的質疑，也只能以尊重老師推託。畢竟，所謂的「教改」已經進行十年了，只不過是把過去中央集權改變為諸侯割據罷了！只要威權心態依然在心中徘徊不去，而專業又不敵錯亂的「選民」角色之際，老師就可能是社會改革的阻力。 我們有幾種可能的選擇：換老師、換班級、換學校、或是換國家。當然，我們也明白，一旦對外訴諸公意，小孩子被貼上標籤，到哪裡都不免會被當異類而歧視。彆扭的國中生正值青春期，最需要父母，我們不可能送回老家或是岳家，更不忍心拜託已經在擔任訓導主任的自己學生照顧。送外國，不只家庭沒有經濟能力，更是一種逃避；試想，我們千辛萬苦才能回來，起有放棄子女受教權的道理？ 回想在十年前，我曾經為了要教官退出校園而在立法院外靜坐，兩年來則誠意參與軍訓課程轉型為國家安全教育的工作。另外，為了族群的和諧，去年受客家委員會委託草擬『語言公平法』;目前，又被教育部延攬為國語推行委員，幫助該法的推動。內人任教台灣大學，我們自認為不管是教學、研究、服務，都對得起國家、社會、學生，卻是為了小孩子的上學每天有如割心。 我們猜想，只要是常態分班，老師就有來自某些家長的壓力。然而，與其尋求非明星學校、或是放牛班，不如懇求在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將心比心，可否讓我們的國中生過得快樂一點！？ 在這三年的煎熬，小孩必須面對老師的各種無理要求（譬如，下課時間不能打籃球）、以及人格羞辱（譬如，這是教授的小孩），我們能溝通就儘量溝通，要不然，也只能祈禱小孩平安無事畢業。三年中，家裡彷彿是個二十四小時的收容所，小孩子的朋友來來去去，有時，一大早起來，家門口會多了幾雙鞋子，有些還是其他學校的！說這些小孩是壞學生？問題學生？或許，只是缺乏老師多一點關心罷了！當學生需要你的時候，老師在哪裡？ 隨著小朋友一個個前往美國、加拿大、澳洲、或是紐西蘭，小孩雖然身長已經高過自己，卻是更加寂寞。一回，全家隨我到花蓮壽豐東華大學演講，小孩在海邊騎腳踏車受傷，只好在家休息，國中沒有畢業。父親介紹到友人的珠寶公司學手藝，不過，或許是太單調，沒做太久。終於，小孩鼓起勇氣，要求能不能跟同學一樣，到美國去唸書？ 我的立即反應是，夫婦當年是大學畢業才出去唸研究所，現在，小孩子要去唸高中，再怎麼說，也是不放心，何不唸不用擔心升學的高中，譬如烹飪學校？小孩子的想法很單純，如果別人有辦法，他也可以，況且，看了幾間學校，還是覺得與自己的期待差距太大；太太也同意小孩的看法，否則，在台灣混三年，即使可以拿到高中，又如何？我倒不在乎小孩子書要唸幾年才畢業，在台灣，我們看到碩士生三四年，在美國，同樣看到台灣的留學生博士唸一輩子，也不急著畢業，反正，大隻雞慢啼，又何必即於一時？ 問題來了，根據過去的經驗，小孩是在美國出生的，如果不拿美國護照，美國在台協會是不願意發給簽證的。這真是進退兩難的抉擇，雖然我本身並沒有反美情結，不過，作為一個台灣獨立運動者，總是希望自己能以身作則，留在自己的國家；然而，小孩子自己長大了，希望能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掌握，我們當然也想要尊重。更何況，我們在過去15年來，已經給台灣的教育界幾次機會了，並沒有虧欠！ 我曾經當面拜託副總統呂秀蓮，看是否能重視教改的問題，政府不要只會辦跨年晚會來討好即將有投票權的青年人，而不管青少年的教育；不過，她表示無能為力，因為，總統只把人權、科技交給她，其他的，是行政院長、以及部長的權限，無法介入。我也對陳水扁總統做同樣的請求，不過，他也表示，大家都說「教改十年」，而民進黨只執政六年，教改政策是國民黨時由李遠哲訂的，沒有人敢去更動。 我曾經幾度在不同的電視論政節目公開表示，如果我可以槍斃一個人的話，那就是主導教育改革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特別是在民黨執政以來，歷經三任教育部長，只是讓小孩子的學習更痛苦。好笑的是，李遠哲大概耳聞我的抱怨，在一次接受《聯合報》的訪問中，很突兀地說，交代他跟三任教育部長的淵源，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更好笑的是，李遠哲說，教改的事應該要去問連戰，因為當時執政的是國民黨。我們猜，連戰會把責任推給誰？當然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那麼，交稅金、養政府要幹甚麼？ 還好，美國在台協會沒有給予太多的刁難，只是納悶，為何到現在才來給小孩申請美國護照。我們找出小孩從小到大的照片，讓他們判定這就是當年在美國出生的嬰兒，百感交集，小孩問的話不斷在腦中盤旋，「為何你們當年沒有我的同意就生下我？」「為何不要等我唸完書再回來？」然而，如果當年沒有一時的疏忽，回台灣後，太太老是流產，還有機會生下如此令人愛不釋手的你嗎？對不起，當時真的沒辦法替你的教育著想，只是期待，看台灣的教改與你的長大比賽，或許是騙自己，等你面對的時候，應該是水到渠成了。我想，我們的判斷錯了！ 其實，我們在美國舉目無親，人海茫茫，何處安身立命？幸好，平時有燒香，友人聽聞立即表示願意接納。幾經波折，終於讓小孩單身踏上新大陸，夫婦想，他真的是比我們勇敢多了。想當年，我們兩人加上四卡皮箱，鄉巴佬般抵達芝加哥、再轉小飛機前往香檳，第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怎麼天老是不會暗下來；現在，小孩一個人出外，英文不懂，一下子就要飛越太平洋，也是捨不得。 沒隔幾個月，太太說小孩要回來了，晚上要到桃園接機，又是一陣錯愕。不過也可以理解，英語原本就沒有理由很好，加上美國不是很鼓勵多元文化，一下子就唸普通高中，不論是學校、還是本身，應該會有很大的壓力。當然，由於大人不在身邊，傍晚放學回家沒有人可以問功課，惡性循環。我想一想，過去九年來，小孩子的功課都是太太在處理，我自己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在外面、就是坐在書桌或是電腦桌前面，沒有真正用心過，所以，只能怪自己。不過，小孩子還是很純真，表示以後還是要再去美國唸書。 接下來，怎麼辦？反正，學歷不是那麼重要，只要他覺得有必要，以後就會去唸，因此，趁剛好滿16歲，幫他在大賣場找了一個正式工作，學作麵包。去年過年，因為公司排班輪休，我們第一次沒有回家過年（除了在美國的七年），我們在除夕夜去接他下班，看著他做的麵包，好像當年夫婦抱著趕車交班的寶貝，一夜之間，就這樣長大了，我不知要高興、還是羞愧？ 寒假中，同學由紐西蘭回來，在家裡住了幾天，小孩興起一同前往唸書的念頭。只要是他自己的選擇，我們當然會想辦法配合。經過上網研究，加上朋友幫助篩選，全家浩浩蕩蕩飛往奧克蘭，進入語言學校。我因為從事原住民族研究，對於紐西蘭相當嚮往，也曾經召集了一個「瞭解當代紐西蘭政治學術研討會」、並編輯了一本《當代紐西蘭民主政治》。我在《台灣族群政治與政策》（2006）的序言跟家人答應：「也許，等有一天，當台灣能像紐西蘭一般的樂土，再補償你們吧！」當時，也沒有想到要把小孩送到南太平洋唸書。 近來，我寫了一篇〈陳水扁總統，何不向宋楚瑜先生道個欠？〉（《聯合報》2006/11/30）。理由很簡單，就是尊重當事人的意願罷了！不希望小孩子背負父母、甚至於祖父母的期待、或是責任。 由總統國務機要費到台北市長特支費的爭議蔓延不止，不管是民進黨淚斬扁嫂、還是會計師公佈小馬哥的歷年的捐款流向，支持者涇渭分明，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連戲劇恐怕還是會繼續歹戲拖棚下去。相對之下，台北、高雄市長選舉的火爐一直無法熱起來，一旁的市議員候選人更是焦慮不已，沒有知名度的新人料想將難以出頭。 就像傳統市場走廊釘滿插座的水泥樑柱，水槽上端，油膩的電線相蜘蛛網般地穿梭來去，忽然一聲鈴響，原來，兀自掛著一支電話，珍珠奶茶攤的老闆娘還可以服務到家。只要不死人，電線不走火，生意照常作，這就是我們目前制度的寫照。 事前，經過監察院審計部、行政院主計長、以及總統府會計長的手，看似無妨，卻是千瘡百孔；事後，部會首長七嘴八舌、眾說紛紜，依然無人可以一言九鼎。呂秀蓮副總統提出「民主轉型徵候群」的概念，就是政治學上所謂民主化過程所面對「制度化不足」（weak
institutionalization）的困境。 民進黨執政六年以來，念茲在茲的就是選舉中的割喉戰，反正是取而代之，不管是慣例、還是陋習，因循苟且，未能認真從事制度改革，終於嚐到制度殺人的苦果。在相互保障毀滅的思維下，藍軍高舉道德的巨闕，沒想到颱風尾竟會掃到自己人，只時，再高談行政疏失，已經沒有轉圜的空間了。 既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行政院長蘇貞昌遲來的一句「歷史共業」，而且還要行政院與立法院出面解套，其實是破壞最基本的三權分立憲政原理；至於「不能惡意株連」的說法，聽來充滿慈悲胸懷，雖然未必有意要替馬市長解套，不過，也很難不被解釋為緊急開鑿的防火溝，意欲與阿扁劃清界線。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謝長廷一向風趣，在調侃郝龍斌是「美國人的爸爸」之際，不忘提醒大家，他當年擔任閣揆時，還特地把在美國唸書的小孩召回來。他自我解嘲，可惜院長只當了八個月就鞠躬下台，耿耿於懷，同樣地是在挖苦阿扁。如果民進黨的接班人都是如此巧言令色，即使平面、電子媒體全力護航，看在支持者的眼裡，恐怕也難有作為。 在陳水扁落難之時，新潮流首鼠兩端，原本在意料之中，無非是要測試綠色選民的意向。人在美國的阿扁嫡系、前客委會主委羅文嘉，義氣凜然指控總統「不斷圓謊」，未必是媚俗，不過，細讀其文，恍然大悟，當年以美國人的父親來質疑宋楚瑜忠誠的，原來是他的傑作。當年，以出生地、還是國籍來作文章，固然有其歷史背景，不過，時空俱變，在全球化的此刻，究竟要墨守成規、還是昨是今非，仍有議論的空間。 其實，儘管美國公民採取屬地主義，不過，在美國出生，未必一定要申請美國護照。由於我國奉行屬人主義，只要父母堅持，我們在新大陸的新生兒，仍然可以向駐外使館、代表處申請中華民國護照。唯一的困境是，將來小孩回國，如果想要重回出生地，譬如留學，美國在台協會的辦事員有可能會覺得沒有面子而拒發簽證。民進黨諸公，就饒了陳致中夫婦、讓他們自己抉擇吧！陳水扁總統，何不向宋楚瑜先生道個欠？ 我在擔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的時候，經過系務會議的同意，開設「台灣政治史」。原先，學校以「台灣既然沒有歷史，怎麼會有政治史？」為由拒絕，隨後，由於系上的強力堅持，才終於讓學校答應開課，邀請世新大學的李筱峰教授前來講授。後來，系上聘了二二八事件專家陳翠蓮教授，才由她接手這門課；近年，在她離職後，課程面臨無人可以開課的窘境，我徵得系上的同意，將在今年（2007）秋季班恢復這門選修課。那麼，就這本書獻給未來修習的同學！ 有關本書章節的安排，大致上是根據論文發表的順序；至於詳細的出處、以及收錄情況，請參考各章首頁下面的注釋。必須向讀者說明的，有幾章已經收於作者自己早先的論文集，只不過，因為交叉散佈於不同主題的書，為了完整性、以及方便讀者，特別找出來放在一起。 ＊《台灣政治史》〈序〉 。2007/01，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