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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經e到政治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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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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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的興趣與個人的主觀傾向往往是分不開的，我是這樣相信。 當初 (1986) 獲得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系的入學許可，是以國際關係的專長進入博士班，因此也修遍了比較外交政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的課程。然而，卻也一直不能忘情對族群政治的關心，拼命地尋找相關的科目來修，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助於調和台灣的族群關係。 再回首於愛荷華州州立大學的碩士班日子 (1984-86)，雖然按照規定完成了國際關係課業，卻對於系主任Victor A. Olorunsola交代的課題──非洲民族主義的發展──情有獨鍾。一度，Olorunsola 老師希望我能留下來當系上博士班的第一個學生；後來他被挖角到肯塔基擔任院長時，還問我願不願意繼續追隨他前去作研究。當時，由於一心想與在伊利諾大學唸農業經濟學的愛妻會合，尋覓同時有提供獎學金的學校，終於一起來到哥城 (Columbus)。 在準備論文題目之際，指導教授Charles F. Hermann看到我的掙扎，建議我找恩師 Chadwick F. Alger 談談，終得以順利在國際關係下的「超越國際關係學」(Transnational Relations) 找到出路，完成了博士論文《族群多元化與政治暴力行為的多變數模型》。其實，稍早的碩士論文也可以說是在指導老師James M. McCormick 包容下的暖身。 這篇論文採取量化的途徑，因為這是當時國際關係領域不成文的要求。不過，除了科學哲學上的信念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政治因素的考量，希望透過超越國家 (cross-national) 的實證，避開有心人士以放大鏡來檢驗我的思想，以免他日被迫流亡海外、終究只能在台灣人聚會上高唱〈黃昏的故鄉〉而掉眼淚。其實，序言中還是不免洩漏了天機，表達了對台灣人追求實踐民族自決權的無限嚮往。筆者這幾年來有關族群、民族認同的研究，大致上是依循上述的模型不斷地在作驗證：主張主觀上的認同重於客觀上的共同基礎，同時強調菁英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我一直好奇著自己的個人認同，卻不知道理何在。 當我開始懂事的時候，是在苗栗三義的建中國小，雖是外地人，卻很自然地學會了客家話，老師同學熱情待我，也因此比一般鶴佬人更了解客家人的想法。迄今，我還可以聽得懂七、八成的客語，只不過因為大學裡在宿舍與香港僑生住了四年，與廣東話混淆了，不太敢開口成句地講，只剩一些字彙來馬馬虎虎。不過，客家朋友一直沒把我當外人看待，不管是學術活動、還是一般聚會，總是會想到我。 倒是母親還是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如果從血統來看，我的外祖父是日治時代由南投草屯到後山台東去發展，最後落腳於花蓮玉里，應該算是鶴佬人。對我來說，幼年住過的玉里是香格里拉般的地方，外來的族群在此與原住民族相處和好。我的外祖母姓賴，應該是客家人；母親從小與其外祖母生活，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的媽媽，記憶中會說客家話。 我在出國前曾與外祖母聊過，她承認先祖來自中國廣東梅縣，其阿公原在屏東擔任漢人通事，後遷徙台東墾殖。不過，我猜測其母系有平埔族人 Makato-Siraya血統，因為家族中的女性比較有地位；更重要的是，她的名字就叫「番婆」，毫無一點掩飾。可惜，我已經沒有機會相她當面證實了。這種ainoko混血的本質，孕育出最漂亮的母親及外祖母，又有幾分日本風味。 其實，平埔族比現在大多數的原住民族可憐，從清治時期就飽受漢人的歧視及強迫同化，除了土地被蠶食鯨吞而流失，更不敢承認自己的身分，連起碼作人的尊嚴都沒有。雖然我目前是台灣平埔學會的常務理事，也不知能幫平埔族人作甚麼。不過，雖然漢人看我「番番」，原住民朋友倒不嫌棄，長期視我為兄弟。當然，這是尷尬的認同，因為我無法證明我的平埔血統，正如大多數在戰後被國民黨政府否認存在的平埔族一樣，即使物質上的溫飽不缺，心靈上的空虛卻無法填補。 從父系這邊來看，我們算是鶴佬人；我是在台中霧峰出生的，這裡其實是曾祖母的外家。古早的姑娘真可憐，原本是家族安排的聯姻，卻因丈夫英年早逝、大伯無情欺負弟媳，她只好賣掉房產離開傷心之地，回去投靠娘家。在日治時代，阿罩霧是人文薈萃之地，尤其是文化協會的發源地。祖父是遺腹子，從小沒有看過自己的父親，卻有一個領導群倫的四舅──林獻堂──他對異族的抗拒，讓我也無由地自豪起來。祖父由長榮中學到東京醫專，雖然是鄉人尊敬的醫者，卻仍有難堪的認同，畢竟，這裡是林家開墾經營的所在，不是我們的本家。 與台灣大多數姓施的宗親一樣，我們原本來自彰化鹿港；據說，「四方院」原本是我們的老家。如果由姓名排行的第二個字來看，我們大概是施琅的後代，他的兒子施世驃又打朱一貴；好一個漢奸世家，讓我一直有莫名的原罪感，覺得非替台灣人作一些事情才可以彌補。據說，台南將軍原本是施琅的封地，又有將軍溪經過，卻因風水抵不過吳將軍，只好舉族遷徙鹿港。內人就是將軍人，岳父是海軍官校出身，鄉人稱吳將軍；世間人的安排真奧妙。 我一直無法了解，為何當年曾祖父的遺體要運回廈門安葬？為何作妻子的沒有過問的權利？曾祖父兄弟商賈出身，厝裡開行郊錢莊，曾祖父捐官文舉、其弟武舉。近年有畫冊刊出兄弟們與林獻堂合照的相片，文字說明竟猜測為福州商人！到底他們應該是算台灣鹿港、還是中國廈門的商人？對十九世紀的他們來說，現代的民族國家尚未在東方出現，他們由東洋縱橫到南洋，猶如行走灶腳一般，更不用說台灣海峽；他們娶日本某、溫州媽、南洋婆。不管是滿洲人、日本人、還是國民政府，對他們來說，都是必須虛與委蛇的統治者。日治時代，他們還可以在海峽兩岸行走；戰後，有些人選擇前往新加坡、菲律賓，更多的人沒有選擇的遺地，只好落腳在台灣。 我在海外唸書，時常被韓國留學生當作同胞。在台灣，也時常被誤以為是日本人；我在剛回國之際，曾在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課，早稻田畢業的蔡啟清教授初次見我，還以日語打招呼。我在幾年前到日本參觀演習，移民局一直以日語問話，折騰半天才獲得允許入境，原來是認定我是日本黑道人物、潛逃取台灣護照而回。也有人幫我宣傳，說我是蒙古人的後裔；是褒？或貶？ 師大林玉体教授是將軍人，有一回說我們是「假施」。這裡有兩種解釋，一是認定施琅為漢奸，不願接受其後人為漢人。另一種說法是我們的血統真的不是漢人，他甚至於舉當地民間的說法，這些人的頭額及鼻樑跟別人不同。我回家一看我的父親、幾個叔叔，大家的鼻子特別挺，再翻開祖父、曾祖父的老相片來看，也是同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只不過，是不是只有我們家如此，還是鹿港的姓施的都是這個樣子？ 去年我到澳門開會，廈門大學的幾個學者不約而同告訴我，泉州有許多長得像我這個樣的人，據說祖先是唐朝由大食而來。寧非統戰的伎倆？我拿鏡子來照一照，左看又看，真的不像周遭的人。原來久聞祖先把帆仔船當籌碼在玩，竟然是真的有歷史的背景。過去，我小學唸了五間，唸沒多久就要換學校，中學各唸了三年，彷彿是度日如年，而大學四年，若非要追日後的牽手，恐怕也覺得日子難捱。恍然大悟，原來我竟然是阿拉伯人的後代，骨子裡脫不了游牧民族的根性？然而，如果我們不是台灣人，當前中東有這麼多阿拉伯人國家，我們又要認同哪一個呢？ 初次大量碰到外省人，是在霧峰國小，同學的父母有不少人在高等法院、教育廳上班，外省老師也有半數譜。在彰安國中時，外省同學很少，倒是外省訓導的暴力傾向、某些外省老師的不講裡，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山東籍國文老師鄉音雖重，愛心不輸女老師。台中一中的外省同學不少，多來自中興新村，倒未構成壓力，反正，你們愛講國語（北京話），我們偏要講台語（鶴佬話）；幾個外省籍的女老師教學認真、沒有偏見，這才是真正的老師。 真正與外省人接觸較頻繁，是在大學時期；其實，很難區分同學是外省人、還是台北人，反正他們都愛說國語。我們對國家體制內的東西都很討厭，他們則小心翼翼地在捍衛著中華民國，不時仔細地在聽我們說甚麼、看甚麼書，儼如抱壁鬼一般。外省老師沒有明顯的歧視，卻似乎對外省同學特別好；蕃薯仔反正是歹命子，計較也沒有用。到留學為止的點滴，就用年初按耐不住而寫的短文來交代：
我老早已經忘了自己是農業經濟系畢業的，直到這兩天，報紙隱隱約約提到台灣大學的校務會議裡，有人主張要把農經系的「李登輝系友文物陳列室」掃地出門。 「農經系畢業的能幹甚麼？」這是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期，青輔會的職員不屑地問道。剛從金門退伍回來，人海茫茫，既無顯赫的家世，只好硬著頭皮去面試。 在軍中雖然當預官步兵排長，由於大學時代的「偏激」記錄，卻被上面整得很慘。即使不再慘綠，卻仍有蕃薯仔的桀傲不馴：「農經系出來，是要當台北市長跟省主席用的！」工作自然是沒有著落。卻沒想到，李登輝先生日後會進一步當上總統，不然，我可以回答得更豪氣一點。 拼命工作了一陣子，白天當英文翻譯、晚上當外電編譯，半夜還偷偷幫黨外雜誌寫稿，也不過是麻痺自己罷了。每回聽到陳昇在〈歹子〉裡唱到「拼擱bey死攏抹贏」，就不禁憶起當年徬徨無助的光景。 一九八四年，千辛萬苦來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我已打定主意，不想再讀農經了。近百年裡，外來統治者用盡好話來哄台灣人，就是不要我們唸政治學，我偏偏就要。 那年雷根連任總統，被校園的國民黨組織找去作報告。為了護照上的回台加簽，又不能不虛與尾蛇。來自大都會(芝加哥或雙子城？)的上級指導員撇頭問我：「台灣人唸政治沒有前途，你為甚麼還要唸？」雖說是老實話，卻未免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已記不得是如何搪塞、是否臉紅，但我已打定主意，任憑甚麼都阻擋不了我了。幸好有貴人相助，一路走來，大部分的時候都有獎學金，一九九一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 對了，李登輝也待過愛荷華州立大學。記得當時的校園報紙曾報導過，外國校友中成就最大的是蘇丹南部「叛軍」的頭頭，如果獨立成功，就有首位國家元首級的校友，與我有榮焉。若非中國作梗，當上總統的李登輝，應該也可以風風光光回愛荷華的母校吧？ 據說，當年的農經系主任嗤之以鼻：「連國語都講不好，還想當大學教授！」李登輝自然未能回母系任教，學生反而是以經濟系、中興大學農經系為多。算是無言的抗議吧！？能不能說對台大農經系沒有貢獻？ 這當然是族群(省籍)因素作祟。李登輝說「台灣人的悲哀」，為甚麼我們中生代教書的人，也頗有同感？外省族群在公家部門裡佔有相對的優勢，尤其是在國立大學裡頭，這是歷史的發展，怨不了個人。 誰人不曉，過去的大學校長是廣義內閣的一份子，是教育部長的踏腳石；國立大學某些系的教授身分，其實就是當官的必要前提。學術如何並不重要，血統純正才是真正的考量。都是共犯結構的重要成員 曾幾何時，多少人學而優則仕的美夢被打碎了，尤其是那些當年由國民黨栽培，拿中山獎學金唸美國的長春藤名校，在海外參加愛盟，筆戰台獨者。他們無法如願接班，除了對李登輝的恨，說坦白點，更有「寧予外人、不予家奴」的心態，充滿著族群偏見。 這股力量藉著冠冕堂皇的「校園民主化」，赤裸裸行多數暴力，毫不靦腆壟斷研究資源、操控校長選舉、威脅年輕的同事，誇耀嫻熟的配票、買票、及綁標技巧，儼然如黑社會般，興風作浪，竟還荒謬地大談教師倫理。難怪李遠哲會說「白道比黑道可怕！」 其實校園裡頭，最喜歡玩政治的就是這票人。好一個為了「淨化校園」，因此要禁止政治人物的「實物公開展示」。試問，李登輝當初是不是以總統的身分，運用政治壓力逼迫台大設立文物陳列室？難道那些學術書籍都是政治圖騰？難道那作木雕飾要我們馨香膜拜用的？說穿了，還不是為了族群政治。 如果本省人願意平和地尊重蔣介石、蔣經國是外省族群的精神領袖，有如義民之於客家人一般，外省人即使再如何不情願，是否願意停止糟蹋本省人敬重的李先生？ 台灣大學，請告訴我們，如果連總統校友都無容身之地，那麼，政治學者或是從政的校友，也就更永遠回不了母校？果真李登輝總統不是政治人物，譬如說傳教士，是不是就能以「傑出校友」的身分側身台大一角，讓學弟、妹仿效？ 對不起，雖然我不一定同意李登輝先生的所有政治主張，譬如說「賣台牌」的可能弦外之音，卻完全沒有辦法以這種侮辱現任國家元首的母校為豪。
在「中美斷交」之前，我曾經幫陳鼓應發過傳單；是的，就是台大哲學事件那位教授，現在被當作是統派。當時看他與陳婉真聯合競選立委及國大，不知怎麼地，就為這種族群合作要打倒國民黨政權感動起來，後來，所謂「中央民代補選」被中止，人心惶惶，陳太太請所有的工作人員在台大前面吃火鍋，彷彿是最後的晚餐一般；看著可愛的小孩，我請她在萬一台北發生暴動、報復之際，一定要來找我，我會幫她們疏散到台中鄉下。當即被眾女將斥責，不要亂說話。其實，我只是想到當年林獻堂在二二八時掩護嚴家淦的故事而已。 除了自己的學生，我很少向圈仔內的人說，過去曾經在「中廣」待過；主要工作是翻譯外電、偶而權充晚班次要時段的新聞編輯。我一直想當記者，等到要口試了，才知道是這個單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竟然被錄取；迄今，我還是無法了解，憑我在大學及軍中的紀錄，怎麼會讓我進去。那是一個百分之九十九為外省人的地方，有讓人渾身不對勁的文化，卻讓我有機會去了解外省人，更重要的是，從福州籍師傅文公學到不少功夫。回想當年，每當把要稿送出去給編輯台後，只要六點新聞一過，大家作鳥獸散，就是我們晚班的天下；師徒二人兩天一瓶五雙鹿家皮，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了，再好的威士忌也比不上。 我到底是誰？ 在留學的日子裡，我逐漸把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心境、轉為正面追求台灣的獨立建國的情懷，也就是試圖將個人的認同與民族的認同結合為一。課本上所學的告訴我，如果內部多元族群無法取得和解，對外的國家主權定位就很難有共識。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認識下結集的。 第一章〈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台灣人與中國人認同的糾葛〉，除了釐清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意義，並分別探討了「台灣人」及「中國人」兩個概念的多重意涵，最後再分析「台灣人國家認同」與「中國人國家認同」的相互定位。我們的結論是，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兩個民族，台灣人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國家，而不是中國。 第二章〈台灣民族主義的解析──政治面向的三個競爭途徑〉，先分別剖析了台獨式的民族主義、國民黨式的官式民族主義、以及民進黨的準民族主義，最後再以外分內合的台灣民族主義作總結。我們以為，真正的台灣民族主義，不只是要肇建主權獨立的國家，還要進行民族國家的建構。 第三章〈戰後吳濁流的認同觀──條件條件情境下的台灣人認同〉，以《無花果》及《台灣連翹》為文本，先試圖去了解吳濁流的認同是如何受到情境條件的制約、如何作回應，再來考察構成她的台灣人認同的面向──也就是原生面的漢人血統主義、華人文化主義；結構性的反日本殖民主義、反外省族群主義；建構面的官式民族主義、獨立建國意識──在戰前、戰後是否有所不同，並設法解釋影響這些變動的可能因素。 第四章〈鍾肇政的認同觀──以《濁流三部曲》為分析主軸〉，將其文本抽絲剝繭，看看鍾肇政自己認知中的認同為何。我們發現，他的認同是由多重的基礎所構成，包括隱晦的本質面種族差異、不確定的結構面差別待遇、以及空虛的建構面認同選擇；不過，這三個層面都無法滿足自己。總之，他的認同自我追尋是含蓄的，是多少卑微的台灣人靈魂追求的代表。 第五章〈客家人由中國遷徙台灣──台灣客家族群認同的打造〉，嘗試由客家人遷徙作切入點，首先要分析客家人是誰、以及客家人的本質是甚麼？我們以為，表面上看來，羅香林的論述彷彿採原生論的觀點，其實是以建構的方式在書寫客家人的史詩。經過排擠及牽引的因素，客家人由中原的起源地南遷到原鄉、終於東渡到台灣的棲止地；由早期的防衛性認同、到抗日過程的本土意識，客家人的台灣人認同逐漸淬煉而成。 第六章〈台灣的法律與原住民──泛原住民族運動的努力〉，考察泛原住民族運動如何透過挑戰漢人國家，在憲法、法案、行政命令三個場域，爭取應有的集體權利，包括認同權、自我認定的權利、以及民族自決權。大致而言，漢人文化決定了台灣的價值觀、法律、及政治制度，原住民族的觀點很難不被忽視；就一個成長中的社會，台灣其實是有機會發展為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度，就看我們是否有這個意願了。 第七章〈台灣族群危機的預防與管理──由同理心作出發點〉，先分別了解外省人的危機感、客家人的不滿、原住民族的吶喊，進而確認過去、現在、到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族群危機，再來思考如何防範族群衝突的危機化，最後再以危機管理的角度來作結尾。 最後，我們附錄了三篇短文〈自我命名的解放過程〉、〈被擊敗民族的自我追尋〉、以及〈願作台灣人，不作美國人〉，前者在說服一般所謂的「台灣人」接受「鶴佬人」這個自我的族名，次者陳述筆者嘗試尋找台灣政治在歷史中自我定位的企盼，後者則謙卑地表達身為台灣人的我們，雖然曾經自我流放離散，卻仍執著要當台灣國民，這種超越一切的情愫，恐不是陳水扁等急於擁抱中華民國（國民黨）體制的民進黨諸君所能體會。 在這裡，筆者首先要感謝所有論文發表研討會的召集人、推薦人、主持人、及評論人，讓我能自由地把自己粗淺的的思考展現出來。 感謝中山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林慶宏教授的鼓勵、贊助，這本論文集方得以順利出版。 真多謝前衛出版社林文欽兄在出版景氣低迷中，再度支持本書的編印。 感謝家人及岳家的疼惜、照顧，讓我能專心學術研究。 這本書是要獻給爸爸、媽媽，謝謝他們賜給我多采多姿的認同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