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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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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什麼呢？這是和平學、和平研究裡的一個重要問題。過去，我們對於「和平」的想像，比較起來是比較消極的，指的是沒有流血、沒有暴力、沒有戰爭，在這樣的觀點下，和平就是戰爭跟暴力的消弭。 但是，即使沒有戰爭、沒有暴力，人跟人之間還是可能有不公義的情況、壓迫的情況出現，如果只是希望沒有戰爭跟暴力，那弱的一方只要「投降」，就可以達成，並不需要考慮不公不義的問題。只是，這樣真的是和平嗎？ 舉個例子，其實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沒有戰爭、也沒有人殖民，但是國家很窮、多數人民沒有飯吃，這種和平，可能就是一種假象，因為裡面還是可能有資源分配或權力結構的壓迫存在。再舉個例子，就是「美蘇冷戰」，當時雖然沒有真的打戰，但是世界都籠罩在核武的威脅與壓迫之下，那時候的和平，其實也是一種假象。 因此，比較積極地談「和平」，是希望在「投降」跟「戰爭」之間，找到最恰當的第三條路。和平學應該採取比較積極、正面的觀點，除了消弭傳統的那種直接暴力以外，也同樣消除結構性的暴力、文化性的暴力。 戰後開始出現有系統的和平學研究 過去，的確比較少人用廣泛地觀點談「和平」，大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平研究開始萌芽，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越戰之後，更多關於和平學的研究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個慘烈的戰爭，在著名的小說「西線無戰事」中，可以一窺一次大戰的狀態，那是用人海戰術在打戰，等於是一上戰場就會死亡，甚至，指揮官會讓要上場的士兵喝酒、讓士兵醉了再上戰場，那種大規模死亡的場景，會讓人開始懷疑，和平到底要如何產生？ 比較有系統的和平學研究，則出現在二次大戰、以及越戰之後。二次大戰的死亡人數比第一次大戰更可觀，而越戰，則是一個奇怪的戰爭，可能美國到現在也不太清楚是為了什麼而打仗，所以，歐洲在二戰結束之後，有對「和平」的廣大反省，美國則是在越戰後有比較深刻地反省。 從政府到民間，從消極到積極 和平學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學術分組，除了解釋和平的意義之外，還有和平與生態、還有協助難民、和平與生態、提升原住民族的權益等等議題，這些議題乍看之下還超出民眾對和平學的想像，然而，這是在一個希望建立積極和平的思維中，所發展出來的成果。 如果把和平學用X、Y軸劃分，X軸是從積極到消極，Y軸是從政府到民間，這樣我們就有四個向度。其中最傳統的，就是由政府作的，比較消極的面對，比如說外交談判、裁軍、廢武、集體安全、預防性外交、包括最近在講的人道性干預，都是由政府從消除暴力的角度著手。 政府也可以從正面的角度的著手，例如強調經濟發展、功能主義（例如成立歐盟，透過經濟的合作，期待消除國際間的敵意）。或是強調人類的共同財、比如生態、外太空、南極、海床等等的的共同財，要由大家一起合作守護。另一個，就是由政府來強調「人權」，基本人權的保障是一個和平裡面的重要主軸，另外還有國家的主權，例如國與國之間如何保障主權，或是某些地方如何保障自己的自決權，都是重要和平研究的議題。 還有另外兩個方向，是從民間著手。比如所謂的二軌外交啦、或是三軌外交，就是透過民間團體的國際合作，推動人權與和平的議題。例如，許多人都認為美國過去要打越戰，是受到國內軍火商的壓力，所以，就有人推動「鼓勵軍火商轉而生產非軍火商品」的想法。另外，民間還可以提出許多正面的觀點，例強調「防禦性的防衛」、「非暴力的哲學」、「婦女的觀點」、「和平教育」等等。 達成和平的方法 對台灣而言，要達成和平，也可以從上面談到的幾個層面著手。例如，到目前為止，我們堅持不用核子武器、不用攻擊性的武器，這在世界上代表了很好的象徵意義。另外就是從外交上著手，例如與中國外交談判，或者盡力加入聯合國，因為聯合國還是有一個重要的維護集體安全的機制。當然，我們也可以透過經濟發展降低與中國之間的敵意。台灣其實也有在做二軌、三軌外交，也透過學術、民間的交流對中國表達意見與看法。 另外，台灣自己也應該努力發展人權，不是故意去挑釁缺乏人權的保障，而是我們就從自己做起，在國內對於外籍勞工、對於原住民的人權，要更加努力、達到真正的「和平」。 這幾年，學術界裡有一群學者，從人權、從發展和平的教育著手，每年舉辦研討會，也在大學的學程、或中小學的課程中納入類似的課程。這些，都是台灣未來真正達到和平的奠基工作。 而在「和平教育」的推展上，我想我們可以把握一個要點，就是：「和平本身是有創意的」，在教育上，如何從日常生活中著手，例如如何處理之間的衝突，同時又照顧到需求？如果在教育上，父母與老師能在孩子遇到衝突時協助孩子發展這樣的能力，孩子在長大之後，就更能掌握追求「積極和平」的方法，來面對生活裡的大小事，這樣集結起來，整個國家的人民氣質、以及國家的走向，就會是一種追求積極和平的走向。 * 接受教育電台「教育新航線」訪問；感謝盧玲穎的文稿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