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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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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者在過去認為，個體的行動決定於其對利益的定義、以及其所擁有的權力大小。然而，在冷戰結束以來，由於意識型態之爭衰退，學者逐漸發現個體的認同對於政治行動的影響不可忽視。具體而言，認同不僅是一種權利，它也左右個體對本身利益的認知，進而左右著人們的行動；甚至於，對於認同的接受、排拒、或是錯誤認知，就是權力的來源。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國家認同同決定我們如何來定義國家利益、以及對於國家所構成的威脅，因此，我們可以說，認同是安全的基礎。 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的重要性在台灣開始浮上檯面，大致是與民主化的過程同時伴隨出現。台灣人民的認同在戰後長期受到威權體制桎梏凍結，在解嚴後驟然獲得鬆綁而尋求停泊。我們可以發現，國家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政黨認同有某種程度的相互糾纏，不僅是左右著選民的投票行為，也連帶著影響國家的定位及對外政策，甚至於導致族群間的張力，進而決定著國人得來不易的民主是否能進一步獲得鞏固、以及台灣的國家安全能否獲得確保。 長期以來，台灣人民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威脅，在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下，逐漸接受某種混合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人」，也就是既為中國人（文化上的華人、血緣上的漢人、政治上的中華民國國民）、同時也是台灣人（台灣的住民）。至於政治菁英，他們對於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以及台灣與中國的定位仍有歧見，特別是在政治中國在軍事、外交、經濟、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威脅利誘，也再再造成台灣人民在尋求自我定位的路程中徘徊徬徨。 原本，國家認同困擾並不一定會造成國家安全上的擔憂，只不過，當外部的威脅一再挑戰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之際，認同危機勢必構成內部對於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在認知上的分歧。因此，我們若要化解政治中國的威脅，台灣必須先建構自己的國家認同，也就是了解自己與他者之間的異同、以及確認彼此的敵友關係，如此一來，在確立了自我的定位以後，才有可能說服國際社會接受。 我們可以看出來，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迄今仍然遲遲無法獲得昇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無法與歷史、以及文化上的中國作割捨。其實，一群人的國家認同並非源於血緣、語言、或是宗教關係，而是基於彼此是否有共同的記憶、是否希望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套用Benedict Anderson的用字，也就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建構。 如果我們將國家認同的定義，解釋為老百姓想要維持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反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那麼，至少就短期而言，台灣的國家認同應該是有起碼的共識。然而，就長期而言，究竟台灣與中國要作何種的政治定位，還是要取決於台灣人民要如何來構思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關係。就邏輯上的可能而言，有三種可能的安排方式。
首先，相互從屬是階層式的關係來看（圖1），是將中國認同當作是上位、而台灣認同是下位的概念，因此，台灣認同必須向中國認同臣屬。在這種架構之下，中國認同才是全國性的認同，而台灣認同只是地區性的認同，甚至於在以台北為中心的台灣地方認同下，台灣其實就被蒸發掉了。中國的領導者自然是歡迎這種籓屬式的台灣認同，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口頭上宣稱熱愛台灣這塊土地，然而，心中真正盤算的是如何讓台灣的老百姓如何效忠的政治中國。 第二種思維是以同心圓、或是洋蔥等具象方式，來描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圖2），也就是把台灣放在最中心、外面有中國、最外層則是世界，譬如說「立足台灣、胸懷中國、放眼天下」，宛如俄羅斯娃娃一般，大概是要用世界來沖淡中國所帶來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甚或是文化上的沉重壓力。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台灣認同是被當做最重要的核心認同，而中國認同是外延第二認同，不過，終究，還有追求人性尊嚴、以世界和平的最高胸懷，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情況下。
最後，在相互切割的模式裡（圖3），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雖然有相當的交集，特別在歷史、語言、以及文化色彩上，兩者卻未必等同。我們在進行共同體想像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在選擇接納局部的中國認同之際，也能保有台灣自己特有的認同特色，這是歷史發展而來的，沒有他者可以取代。就文化上而言，這是一種開放的多元文化構思，沒有所謂的主從關係；然而，如果台灣認同、以及中國認認同都是國家認同，終將面對效忠優先順序的抉擇，此時，彼此的文化交集越是擴大，反而是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焦慮的來源。
我們以為，凝聚台灣國家認同的關鍵在於台灣人民是否想要與對岸的「大陸同胞」組成一個國家，也就是彼此是否同屬一個 [政治] 民族。如果大多數人的答案是肯定的話，就表示他們認為，「台胞」與「陸胞」不只享有共同的過去（歷史記憶），並且在現在擁有共同的利益、面對共同的威脅 （日本、及/或美國？），更要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安排、以及文化價值。然而，這些共同想像的基礎何在？究竟是過去的緬懷、現在的享受、還是未來的期待比較重要？如果大家珍惜經濟發展、民主化的成果的話，這些都要出生、成長在台灣的所有住民共同決定。 總之，台灣前途議題的討論是可以開放的，然而，決策的過程一定要先由內部取得遊戲規則的共識，譬如非暴力、尊重少數（甚或少數否決），而非廉價而僵硬的投票主義。 * 應教育部軍訓處邀稿撰文，2005/11/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