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對台政策是否有所變化* |
||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
|
隨著蘇聯解體、以及冷戰結束，中國儼然成為左右國際體系結構的最大變數；具體而言，美國是否能維持其在國際社會中的支配性，最大的挑戰是來自崛起中的中國。除非中國終於取代美國的霸權、或是中國挫敗而自取其辱，短期之內，美中之間所呈現的任何表面上的交好，仍然隱藏不了彼此勢不兩立的本質。 如果我們說美國的戰略防禦重心已經由歐洲轉到亞洲的話，在東協維持表面上的中立、以及美澳之間穩固的安全結盟，鬆散的東亞／東北亞成為中國突破美國太平洋防線的最加選擇；當中國海軍開始侵入日本領海進行試探之際，躍躍欲試的藍海政策的企圖心一覽無遺。 由於日本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尚未真正和解，美日安保條約確立日本成為美國在這個區域最值得信賴的前進基地。在朝鮮半島，儘管南韓政府必須對中國虛與尾蛇，不過，美軍駐守仍然是防止北韓躁進的最佳保障。相對之下，由於台灣內部對於國家定位一直有嚴重分歧，也就是無法就與中國的政治分離、或是結合取得起碼的共識，自然讓中國有極大的切入空間。 對於中國來說，台灣除了有其一向高舉大一統（irredentism）的象徵意義以外，更是試煉美國是否有決心捍衛太平洋島鏈的短兵相接之處。我們與其說是美國在逼台灣與中國和談，到不如說是在台灣朝野競相高舉與中國和解的大旗之下，美國不得不順口祝福，因此，此回主動發牌的應該是中國。換句話說，美國或許暫且希望台、中之間「和平」，卻未必兩者真的追求「合併」。 自從進行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對於台灣的「一國兩制」政策並沒有重大改變，也就是在堅持政治統一的最終目標下，可以階段性嘗試多面向的統合，包括經濟、以及文化上的交流，試圖透過經濟倚賴、以及文化歸屬，由低政治議題擴散（spill-over）到高政治場域，形塑和解的紛圍。 問題是，中國的戰術卻是採取軟硬兼施的原則，除了交叉運用文攻武嚇的手段，更進一步仿效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在今年通過『反分裂法』，希望進一步在國際上製造「台灣臣服中國」的法理基礎，以破解台灣目前起碼的實質獨立。在這個節骨眼，在野的國民黨主席連戰、以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競相訪問中國，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正好抵銷國際輿論對於中國的撻伐。 對於中國來說，連戰自我定調中國之行是「國共和解」，正好可以將中國對於台灣主權的覬覦順手矮化為內戰結束，因此，中國如果想要出兵輕取台灣，國際社會將沒有置喙的餘地。儘管國民黨認為只要接受所謂的「九二共識」就可以高枕無憂，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問題是中國一向堅持「一中原則」，並不接受國民黨掩耳盜鈴式的「各自表述」。試想，當全世界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之際，除非中國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那麼，「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說法只能欺哄台灣的老百姓。 相較之下，作為陳水扁總統投石問路的宋楚瑜，他除了反對「台灣獨立」、以及反對「一中一台」，連「兩個中國」也自我否定。如此委曲求全，大致是希望由「中華民國」退卻到「中華民族」，也就是以「文化中國」來綏靖對方的「一個中國」。果真如此，宋楚瑜的想法就與蘇起當年所提的「一個 [中華] 民族、兩個國家」相去不遠；其實，這樣的安排其實就是「階段性兩個中個」。 如果中國願意接受「各自表述」的話，是否會採用非政治的方式來詮釋「一個中國」？也就是說，中國是否自信到足以接受台灣與中國都是「華人國家」的想像？ 相對地，台灣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如果作這樣的定義，除了必須取得內部原住民想樣的諒解，也就是把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的台灣原住民族硬生生地吸納在中華民族之下，還必須考慮，「民族」（nation）在國際上的政治意義，也就是希望終究生活在同一個國家，那就是「德國模式」了。 不管中國是否接受這樣的公式，我們必須要問自己，台灣人願意為了短暫的喘息，將子孫的安危交給一個不可知的統一中國？ * 引言於中華歐亞基金會主辦「從連宋訪路看中共對台政策之變化」座談會， 台北，2005/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