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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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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這個概念，主要產生於「墾殖國家」，指的是墾殖者還沒來之前，已經住在當地的住民，這是國際上通用的名稱。 台灣的原住民，就如同澳洲的原住民族、紐西蘭的毛利人、美國的印地安人、加拿大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原住民的意思，有同樣的命運，同樣都是被發現、被征服、被驅逐，都被排斥到邊陲的地位，命運同樣悲慘。 世界各國原住民運動與歷史重建 世界各國的原住民運動，以美、澳、紐、加四國最有代表性，各有不同的做法。在紐西蘭，因為毛利人人數相對較多，在政治參與上席位也較多，不過他們做的最成功的是母語復育；在澳洲，原住民則透過法律途徑，用打官司的方式爭取，焦點集中在土地問題，因為土地對原住民是最重要的，澳洲的原住民透過土地法庭的判例，爭取他們應得的權利；在加拿大，由於牽涉到魁北克獨立，居少數的原住民反而成為關鍵的角色，所以自治談判方面力量較大；至於美國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在形式上看來平等，其實對原住民，相較於前述三國，顯得比較不被重視，美國的做法是用保留區，保留區的做法是好是壞，見仁見智，有些位於邊陲的保留區連水電都沒有，但在西海岸資源較好的地方就做得相當完善。總之，美、澳、紐、加原住民運動各有特色 至於各國的原住民歷史政策：加拿大是最進步的，澳洲跟紐西蘭也都有改變，都是採取多元文化主義，至於美國還是採取安格魯．薩克森本位主義。台灣定位為華人國家，基本上還是漢人中心主義，當然台灣這樣的情形是不公平的，雖然台灣社會的漢人比較多，但在一個多元主義民主化國家，每個族群的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都要去承認、去尊重，不能因為原住民人口少就忽略不重視。台灣現在仍處於摸索階段，正在思考走哪一條路比較好。 原住民的自決權與自治區 所有的民族有自決權，自決權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同化，像台灣的平埔族一樣，選擇漢化；另一個是選擇獨立，這比較困難，因為原住民和台灣其他族群都被包在一起；而在其他墾殖國家中，還沒有獨立的例子。大多數的國家，都在這兩個極端中，去尋求可行的道路，那就是自治區。透過自治區，許多重大的原住民政策，可由原住民自己決定，不再被主流族群主導，這是比較適合原住民的方式。 台灣有三十個山地鄉鎮，二十五個平地原住民鄉鎮，這些行政區都是上層的人給予權力的，有點像派出所，是被派出的。近來有很多原住民鄉鎮長被收押，他們都是因執行一些小工程官司纏身；照理說，這些工程都不應該給他們做，除了人手不夠問題外，那些道路往往只是觀光需要，恰巧經過他們的鄉鎮也，不符合需要當地原住民的需要。原住民原本應該擁有很多既有權利，如土地權等等，唯有透過自治權，原住民立足他們生存的地方，作符合自己需要的規範及決定。在目前現有的體制下，在許多的限制管理下，有些事情是不能平衡的。把話說白一點，有許多錢丟下來，可是根本不符合原住民的需求。 如果自治區成立，各族跟政府去協商談判，討論自治區的權限與層級；如果原住民成立自治區，可選出自己的首長及議會，可由自治區的人來決定事務。然而，現在的政府體制是一體的，上面的訂立政策，下面全部要遵守，常常顯得不合理。如果成立自治區，自治區的原住民可以有各符合需要的選擇，譬如發標給外面的漢人執行；有些可以轉成國家公園；有些可以選擇同化，讓他們各自去決定。總而言之，自治區可以讓原住民充分擁有自決權，是符合原住民利益的一種方式。 原住民歷史重建困境 原住民的歷史重建，面臨三個困境：第一，是墾殖者對原住民視而不見。由於原住民佔全國人口百分比低，除了紐西蘭毛利人有將近百分之十，是例外，大部分國家的原住民都僅佔全國總人口的個位數百分比，台灣原住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算是比較多的。由於人口比例上的弱勢，造成墾殖者所代表的主流社會的視而不見，這是首要的問題。 第二，是原住民被客體化、被負面化。因為歷史都是由主流社會主導，導致史觀都是站在主流社會這邊，以墾殖者的立場來撰寫，也就是說，主體是墾殖者所代表的主流社會，造成原住民族成為歷史敘述中的「他者」、「客體」，而不是「主體」。這差別是相當地大的，仔細深思，我們可以發現主流歷史書中的原住民都是被觀看的，而且通常是負面、野蠻的，認為原住民沒有充分利用土地，是浪費土地資源的一群人，墾殖者來到這裡，是要幫助原住民耕種，給原住民教育，給原住民帶來教化。 第三個困境，也是最大個困境，是大漢人沙文主義。在漢人的知識份子圈中，瀰漫著濃厚的大漢人沙文主義，不把原住民看在眼裡。放眼當今國際社會，原住民的文化復原與權利承認運動，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蓬勃發展，但有許多學者並不了解原住民運動的意義，還是抱持舊有的想法，不肯去了解原住民的問題，正視原住民的歷史，造成許多知識份子在撰寫歷史時，忽視原住民，對原住民的歷史不尊重。追根究底，這都是大漢人沙文主義作祟。 以上的三個困境，造成墾殖者以自己的觀點撰寫歷史，原住民歷史被排擠到邊陲，成為墾殖者主流歷史的點綴。 原住民的重建，要面對如何打破舊有單一文化的問題；加上原住民至少有四百年被統治、被支配的歷史，一直被征服、打壓，因而失去了自信，長期以來被消音，原住民要如何藉由參與、挑戰，來重建信心、進而重建原住民本身的歷史，這是困難重重的。套句閩南話來說，原住民一直被「壓落底」，不只在學界，在公務機關，行政院跨部會的協商中，有些原住民政策，明明漢人不太懂，但原民會還是被打壓，意見不被尊重。這是十分令人憂心的。 重建原住民的歷史 面對歷史，我們有三種方式。一種是負面的，認為歷史就是支配者使用過去來合法化其霸權與暴力的工具；一種是中性的，單純的陳述過去、描述歷史；而我比較贊成正面的看法，認為歷史是參與式的、讓大家一起來建構的，大家把觀點提出來，並從中建立共識，這是最健康的。我們要以正面的心態去面對歷史，如果不去面對他，永遠有疙瘩存在，要勇敢面對過去不公平的歷史記憶，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是面對歷史比較好的方式。 台灣高山原住民當中，統治者最喜歡的是排灣族，因為排灣族看起來好像很聽話，為什麼排灣族會這樣子呢？因為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出動軍隊、船艦、大砲攻打排灣族，排灣族受到歷史教訓，因而比較溫馴。同樣的，阿美族看起來漢化很深，也比較聽話，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清廷鎮壓阿美族的事件。一個民族不會生下來就比較強悍或比較柔弱，一定有他歷史的過程。在回復或解構的歷史過程中，原住民看到過去，可以對歷史做選擇，以面對未來。不然只是看到卑微的、被征服的過去，頭永遠抬不起來。從小到大，一般人所聽到的台灣歷史，是我們的墾殖者先民如何和出草的原住民對抗，這是一個衝突的歷史；從戰後到現在，我們所讀的歷史，也都是以漢人為主的歷史，沒有平等看待原住民。但在此多元並容的社會，各族群要彼此尊重融合，歷史也是，但要如何去做呢﹖ 首先，要先取得生活在一起的共識，如果不想生活在一起，獨立出去那就另當別論。如果取得生活在一起的共識，那接下來彼此之間的關係就要討論，是人多說了算，還是有二比八、三比七、或五比五的比例分配，這方面是可以坐下來好好講的。在多元文化主義之下，人多人少都是一樣的，每個族群都是獨一無二的，像美國各州無論幅員人口大小，參議員都是兩個，不能說人多就欺負人少的。相同的，不論是怎樣的比例，都要讓原住民有相當的決策權，不能只是意思意思酬庸，光是尊重、光有聲音是不夠的，還要給原住民少數否決的權力。 此外，在台灣歷史重建過程中，原住民精英不滿以漢人為中心的歷史觀，因此比較注重「民族誌」的工作。原住民精英比較注重具體客觀的事物，如音樂、語言、器物與衣飾等等，這牽涉到原住民的價值觀與史觀，認為這些才可以掌握得到。但這些原住民精英把認同問題給本質化了，認為要抓住一些看得到、抓得到才能代表原住民。這一點我也認同，但這只是其中一種要做的，不是全部。即使今天有一批人回復傳統，穿祖先穿的衣服、講原住民本來的語言，強調跟其他族群不一樣的生活，那又代表什麼？原住民還是被征服、被統治的，這並沒有改變。原住民精英在「民族誌」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過度強調這些，恐怕會只被當成古蹟文物來看，讓原住民成為活的化石，原住民成為被觀賞、被消費用的事物。如果只研究這些，原住民的心態還是沒變，依然被征服、依然被教育、被洗腦，對於權力框架逃避，不去追究思考，只會在現有的權力結構下研究。認為原住民只能在語言、衣服等等文物方面不一樣。所以我一直勸原住民不要只是研究語言、文物的東西，而要去研究抽象的政治、社會、法律等領域，像現在已經有人在研究原住民的選舉制度，這就有了新的開創。像紐西蘭、澳洲的原住民唸法律的就相當多；波蘭人第一流的人才讀政治學，因為他們被殖民、被統治，讀了政治學，才能了解權力關係，才能掙脫、突破不合理的權力結構。 要建立一個多元並融的台灣社會或台灣歷史，我認為要經歷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要用眼睛，承認差異，現在雙方多是視而不見，以後要正視對方，不要把對方當作異端；第二，要用腦筋，認真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以前往往把原住民斥為劣等，現在要了解差異的來源，去了解對方生活文化；第三要用心，去欣賞對方，舉個例子，漢人覺得原住民的歌曲很單調，可是原住民卻認為漢人的歌聲很糟。如果彼此能互相欣賞，誠心交融在一起，那許多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 演講於東華大學民族學院，花蓮，2004/12/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