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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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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總統選舉進行倒數讀秒之際，國務卿鮑爾匆匆訪問日本、中國、以及南韓，在時機上總是有點不太合理，因為各國在這個節骨眼，絕對不會有任何重大的實質承諾。然而，如果解釋為鮑爾下台前的畢業旅行，又似乎低估布希連任的機率、以及鮑爾留任可能性。唯一合理的解釋，是要中國對北韓施加壓力，至少能答應重回六方會議的談判桌，讓布希政府多少在外交上有些許加分效果，因此，中國領導者作個順水人情，自是合情合理。不過，整體而言，要在此時判斷美國是否在東北亞有巨幅的政策調整，恐怕會有過度詮釋的可能。 其實，美國一向認為軍售台灣為『台灣關係法』所規定，此外，在『六大保證』裡頭，美國誓言不會就軍售議題事先與中國磋商，因此，鮑爾行前透過國務院發言人預告「期待有機會回應美國對台軍售為題」，應該解釋為事後對於中國的知會，更看不出來是美國對台軍售政策的調整。拋開軍售對於美國軍火工業的利益不說，美國近年來對於台灣政府的質疑，宛如當年對於日本不願分攤軍事負擔一般，也就是說，在台灣經濟富裕以後，期待台灣政府表達承擔自我防衛的責任；在共同假想敵是中國的形況下，對台軍售絕對不會與美國的中國政策掛勾，這是美國一向的政策，不因政黨而有所差別，更不用說是執政的共和黨。 在中國第四梯對領導者才實質完成接班之際，中國本身的台灣政策還在尋求定調之中，很難想像會與美國有何共識可言。我們唯一可以推測，經過四年的磨合期，中國對於布希政府的外交傾向逐漸熟悉，因此，如果布希連任，中國大致可以摸清美國的底線。相對地，儘管柯瑞傳承民主黨對中國的妥協姿態，不過，畢竟是選舉語言，還需要考量美國的全球佈局，更不用說對台政策的調整。因此，在短期之內，美國與中國要針對台灣有何具體共識，委實不可能。 令人好奇的是，陳水扁總統與呂秀蓮副總統相繼表示，美國在總統大選以後會有促談的作為。除非我國政府掌有美國相關單位的確切訊息，積極促和至少代表美國的戰術調整，此時此刻，既是共和黨執政，除非是預期民主黨即將上台，那麼，在克林頓政府時代的红軍捲土重來，諸如中程協議的壓力才值得重視。其實，我們看到鮑爾的說法，也不過是官樣文章般的「恢復對談」，不希望兩邊的關係過於緊張，如此而已，距離逼和還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 此外，相關單位對於美國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究竟要扮演何種角色，似乎有相當嚴重的錯誤認知。具體而言，美國迄今一再表達不願意充當台、中之間的調人（mediator），這除了有調停國共鬥爭的負面經驗以外，更重要的是不願把改變台灣現狀的主導權分享給中國。也就是說，儘管在美國版的「一個中國政策」之下，台灣還至少能維持實質的獨立狀態，何必去讓主張「一個中國原則」的中國有介入的機會？ 在最壞的情況之下，果真美國為了其他因素與中國作全盤的和解，台灣因此被逼走上談判桌上，我們必須堅持台灣主權屬於2,300萬人的立場。如果資源許可，我們應該即刻著手研究美國當年主導中東、波士尼亞、以及北愛爾蘭的過程，包括程序機制、以及實質內容的討價還價，特別是美國施加壓力的關鍵。我們尤其是要考察北愛爾蘭談判的例子，所謂的「主權共享」是英國與愛爾蘭的妥協，然而，我們並非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北愛爾蘭，絕對不可作錯誤的類比。另外，我們朝野對於歐盟模式有過多的浪漫式想像，究竟歐盟是甚麼（國際組織、邦聯、還是聯邦）、歐盟模式又是如何套用（過程、還是最終狀態），還必須有超越口號的細膩思維。 最後，未雨綢繆，既然「和平」是未來在國際論述上的主軸，我們應該開始對於相關的概念、理論、以及實務，作深入的引介，而非停留在談判的技術層面。如果可能，我們在目前專注國家安全／國防的習慣下，可以考慮舉辦「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讓第三軌的外國學者參與，多少可以降低美國與中國的權重。 *引言於遠景基金會主辦「鮑爾訪中對美中台三邊關係影響之研析」座談會，台北，2004/10/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