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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善與惡*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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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把民族主義當作本身的研究興趣之一（在政治學的比較政治之下），目前還是「族群暨民族主義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的會員（總部設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我也自認為是台灣民族主義者 (Taiwanese nationalist)，也就是，深信「台灣人應該雙手建立自己的國家」。沒有一個人是天生的民族主義者，那麼，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想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或許跟大多數的台灣人／「本省人」一樣（？），我出生在一個反國民黨的家庭：經歷過日本人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大家好不容易盼到自己的同胞，卻又要忍耐不平等的待遇，幻滅中又帶點無奈；對於國民黨體制，拒絕參與就是無言的抗議，不願提供任何會增加統治者正當性的機會；當然，對於「外省人」隱約流露的優越感，加倍努力代表著在精神上作競爭。不過，對於自來睥睨外來政權的台灣人來說，傑傲不馴的個性對於民族意識的產生，既非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 在過去，台灣的學生有機會接觸民族主義，是正式的高中國父思想／三民主義課程。回想當時課本所灌輸的「官式民族主義」，除了再三強調國民黨政權的法統以外，蔣中正的東西其實可能不少於孫中山，並無法真正了解孫中山的思想；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課本被拆成一題一題的考題（或者說，課本是根據考題拼湊而成的），要參加聯考的人就要乖乖地要死背，就好像滿洲人以科舉制度羈靡漢人一般。對於高一、二是唸甲組的我來說，真是苦不堪言。（日前看到唸國中的兒子拿地理科的考題，想不到竟然如出一轍，如此的教改、教材本土化，又如何？） 生性好奇的我，設法從台北買到一本精裝的原版《三民主義》（中央文物供應社），就民族主義的部分，讀來倒也言之成理。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孫中山要作的就是建構一個超越漢族的中華民族，也就是Benedict Anderson式的「想像共同體」。可惜，只不過因為愚蠢的洗腦方式，讓一般人誤以為所有的民族主義論述都是僵硬的教條，進而間接妨礙到台灣民族運動的推動。如果說許信良是口中掛著民族卻反對民族主義的人，前總統李登輝則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台灣民族運動者。其實，我們儘可以反對擴張性的中國民族主義，並不一定就因此要否定台灣民族主義。只要「田無溝、水沒流」，只要中國人不要妨礙台灣人進行自己的共同體想像，中國民族主義並不一定要與台灣民族主義相互對立；相對地，任何阻礙台灣獨立建國者，都是台灣人的公敵。 話說回來，也因為三民主義只獲得六十來分，才得以「證明」自己不是唸醫科的料子，陰錯陽差進入被列於丙組卻又身分尷尬的台大農經系，從此，「當醫生革命家」的自我說服夢醒，終於開始悠遊社會科學；要不然，即使當年父母／家族首肯，憑我對「貝多芬」（背多分）的嫌噁，再萬年千百度也考不上社會組。更重要的是，要不是來到這裡，就不會遇到未來的終身伴侶。 在思想箝制、物質缺乏的時代，台中只有一家位於中正路的老字號「中央書局」比較有規模，它出版的洪炎秋《閑人閑話》、葉榮鐘《小屋大車集》等雜文集，多少夾帶一些台灣人的意識。黨外人士黃順興是彰化人，他的短文集充滿對弱勢者的關懷，最後選擇流亡想像中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不知他親賭中國對台灣文攻武嚇之際，對於霸權是否也有相同的搖頭。而半山丘念台《嶺海微飆》的中國經驗則帶有異國情調，是弟弟最喜歡的讀物之一；父親一直有一個夢魘，擔心那些投共的台灣人會像戰後的半山一樣，會帶領共產黨來佔領台灣，想不到正在為事業打拼的么兒會日後莫名病死中國。李敖在台中一中唸過，是諸多無病呻吟的書籍中，少數膽敢挑戰當道者，不過，在抓小辮子、耍嘴皮以外，並不能提供學子正面的精神領航；我現在偶而會在路上碰到不再口沫橫飛的他，再想到當兵時金門，竟然可以買到他的書，最後卻在退伍時全部被郵局沒收，不禁莞爾一笑。 其實，除了吳基福的《台灣時報》，家父一直會買一些以自由民主在夾縫中生存的雜誌，依稀記得是由卜少夫掛名的香港刊物（《新聞天地》？）；這些也不過是國民黨用來證明自己包容的樣版，等到黨外雜誌出現，沒有本土味道的刊物就註定要被淘汰。另外，祖父過身以後，他手尾留下林獻堂的三本線裝紀念文集放在我家珍藏，不過，裡面的台灣意識隱晦不明；民不與官鬥，這應該是林家下厝（清治）、頂厝（日治、國治）的先後共同結論。有一天，數學先生忽然神秘地告訴我們（好大膽，大概是自恃名師，不擔心同學中應該會有不少「外省人」），有一本雜誌出版了，很可能不久就會被查禁，「卡緊去買！」我在一中大門左邊的一間書店買到創刊號，就是《台灣政論》；果真，沒幾期就因為一篇文章而被停刊了。二十多年後，我到澳洲昆士蘭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終得以見到這篇文章的作者，也就是目前回國客座淡江大學的邱垂亮教授。 在大學四年裡頭，我住的是以僑生為主的男七舍，本地生多半待了一年半載就升級到校園內的宿舍、或者乾脆搬到外頭去住。我一方面不願意增加家裡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裡天高皇帝遠，教官懶得留下過夜，我打定主意隱就遁在蟾蜍山下。由於香港僑生佔多數，學校特別答應訂了兩份香港的報紙；宿舍有成文的規定，只要過了午夜就可以任人拿走，別人是搶影劇版，我則悠閒地拿國際新聞版。慢慢地，我又晉級自己訂有學生優惠價的Time；然而，英、法的殖民地早就在戰後獨立，只剩葡萄牙在民主化後倉促走人，內戰烽火的背後是美、蘇間的代理人戰爭，而中南半島的民族解放色彩又被意識型態之爭所掩蓋，民族主義的啟示不多。 農學院是出奇地保守，據說，菜鳥教官都會先派到這裡見習，大概是以為農家子弟卡好拐。我們的軍訓課程是男女分開上，自從我在課堂向教官挑戰，委婉指出「國家≠政黨≠領袖」以後，敢跟我說話、寫報告同組的人，除了未來的牽手，就只剩下來自馬來西亞說福建話的女生了，不知是因為彼此語言相通、還是農場實習之便。我實在不好意思點破，並不是所有台灣人都有田可以種；其實，台灣在日治時代就已經接觸西方的現代化了，霧峰老家的巴洛克式的西洋建築早就有抽水馬桶。誰說「農家子弟不會出賣農民」？在帝俄時期，專門出賣搞農運革命份子給秘密警察者，往往就是最貧困的農民，此乃統治者慣用的分而治之技倆罷了！政治人物不要言必稱中共那一套「紅五類」台詞，老是用原生說法來當自我人格特質的資產，因為在戰後，大部分台灣人的日子都不好過，特別是剛被剝奪恆產、旋又遭到「四萬換一元」打擊的中產階級。要言之，台灣民族運動不只是要跨越族群、同時也要跨越階層，才有可能會成功。 在大學裡，我並非活躍的社團人。一天下課，回到宿舍，室長氣定神閒第告訴我，「警總找你」，卻害我下了一大跳，國民黨果真厲害，我才來唸沒多久，老大哥竟然就發現我心裡在想甚麼；第二天，才知道是天主教光啟社的社長姓「景」、名「種」，虛驚一場。因為到法學院修政治學、西洋史，才認識了一些「大學論壇社」的朋友，不過，似乎只有我選擇出國唸書，這些人後來大多加入民進黨。其中，斷斷續續有聯絡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就是目前的台南縣長蘇範智；回國後，由於新潮流對台獨聯盟遷台有意見、由昔日最親密的盟友演化為「土獨vs. 洋獨」齟齬，我不便洩漏自己的身分，只好婉拒他伸出的雙臂，因而一直感到公私無法雙全的內疚。日後，他在立委任內與陳唐山縣長又為了濱南工業區相持不下，我雖心想尋求化解之道，卻仍苦無出路；那天，大家在南化不期而遇，或許不再靦腆，彼此卻已經不若少年時陣狂狷。 中壢事件、以及美麗島事件應該是點燃心中火苗的關鍵，從此，台灣人不再甘心作任人騎的奴才。記得在那一夜，我向另一個本地生室友（電影迷、新竹客家人）提到二二八事件，他認為一定是我捏造出來的，要不然，為何他從小到大都沒有聽過？第二天，大概是經過求證，他道歉了。當時，晦澀的新潮文庫拿在手上，是用來欺哄班上爪耙仔的偽裝，真正的精神糧食是一再被查禁、春風吹又生的各種黨外雜誌，譬如說，看得比較痛快的《美麗島》、以及較溫和的《八十年代》、《亞洲人》；只要《自立晚報》報導哪一本被禁，書報攤的銷路就特別好，洛陽紙貴而不一定買得到，連僑生朋友都不免感到好奇（江永昌、黃紀山）。另外，我在光華商場也搜羅了不少政論禁書，譬如《古坑事件》。那真是苦澀而又刺激的時代！ 巴基斯坦的文人總理布托在1977年被軍事政權吊死，許信良在《長橋雜誌》把他描寫成民主的殉道者，初生隻犢不怕虎的我，馬上寫了一篇文章〈布托──一個迫害反對党的政客〉加以反駁，竟然能被刊出來。在立場鮮明的黨外雜誌一一被停掉之後，我在《縱橫月刊》寫了〈恒河下游的兒女──孟加拉〉，藉機介紹孟加拉的獨立經過。退伍後，在中廣新聞部上晚班，每天從外電的新聞分析吸收資訊，私地在《生根》寫〈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運動〉、在《台灣年代》寫〈庫德人──世界的孤兒〉。前幾個月，在新聞局長葉國興的晚宴上，碰上以前的老同事，他當然不會記得我這個過客小人物；前幾天，中廣以學者的身分call-out訪問我，又回想起憲兵嚴格管制上下班的當年，啞然失笑。我想，這時的民族意識已經開始萌芽成長了。 鄉土文學的影響應該不亞於政論文章，特別是楊青矗的工人文學、宋澤萊的農人文學，除了說年輕人本來就比較有理想、同情弱勢者以外，也因為他們的作品讓我體會到手足所遭受的結構性苦痛。我和幾個同學（包括現在任教母系的吳珮瑛），合作寫了一篇分組學期報告〈農民所得與農糧政策〉（被刊於系刊《金稷》），大體覺悟政治權力的重要性。在選修的「中國近代史」，我寫了一篇義氣凜然的〈從「鄉土文學」談起〉，老師胡平生好話說盡，硬要我自行抽回，勸我隨便再繳一篇就好，我就天馬行空交上〈由「剛果暴風雨回憶錄」看剛果開國四要人〉，反正，殖民地的命運不外乎任人擺佈。 回想起來，鄉村社會學的黃大洲算是度量大的老師；政治學的呂亞力老師是開明的自由派學者，有些話卻只能在下課時間於老師休息室問，而且是欲言又止，已經難能可貴；王作榮的經濟學導論老是座無虛席，不過，我當時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佔前排的位子、陪女朋友上課罷了；陳希煌老師的個體經濟學則條理分明。真正讓我受用不盡的是教理則學的劉福增老師，到現在，我都鼓勵自己的學生一定要去修邏輯課；對了，教英文的朱正華老師一直給我的作文好評。我日後一招半式闖天下，靠的不是聰明、還是會考試，而是頭腦清楚、以及混得過去的英文能力。可惜，現在的學生無法體會，要找一個有心的老師，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當然，也許把教育當作良心事業的人也不多了。 在那睡了四年的下舖頭頂上，我在上面的夾板下方神不知、鬼不覺地貼了三個人的名子：加里波底、孫中山、以及乃木希典。在義大利的建國三傑中，加里波底的紅杉軍罪瀟灑；孫中山則在中國革命成功後讓賢袁士凱，氣度何其大；乃木大將的兒子戰死日俄戰爭，何其無私。拋開遙遠的義大利不說，中國與日本正是台灣人在塑造民族認同所必須面對的重要他者。 不管是日治時代、還是戰後的國治時期，中國一直是不少台灣人寄託心靈的祖國。我倒不會天真的相信，「國民黨的敵人就是台灣人的盟友」這種簡單的邏輯。在鄉土文學論戰之際，鍾理和、吳濁流的文章告訴我們，對岸的中國人也不會好到哪邊去（感謝張良澤、遠景出版社）。兒子是在美國生的，家族的命名有一定的輩分排行順序，父親幫我們算了筆劃，我跟太太在醫院拿了字典翻來翻去，終於決定採用「逸」，一方面是對孫逸仙的推崇，一方面也是自我期許，希望能為台灣的長治久安有所貢獻，讓子孫後代能有安逸的日子。直到旅日學者黃文雄寫了一本《國父與阿Q》(2001)，我對於孫文的印象才有改觀。 日本人雖然給台灣帶來現代化，畢竟是殖民者。祖父是留日的，父母平日對話也會夾雜日本話，特別是他們不願小孩知道的事情。我日後之所以選擇留美，除了緣由於政治大環境中對於日本的排斥外，多少也與父親對「日本狗」的厭惡有關。在宿舍裡，僑生會偷放「黃河」、以及「梁祝」的協奏曲，不知是否故意要製造耳濡目染的效果，我則還以包括「軍艦進行曲」在內的日本軍歌曲盤；其實，那種血氣沸騰的感覺，彷彿又回到過去選舉期間，聽到不怕死的黨外的候選人放這條歌，未必是對日本有所寄望。今天，再聽CD灌製的同樣進行曲，雖享用雙手去抓，卻已完全失去那種被迫害之下的英雄氣魄情境，儘管父母還是喜歡第四台所播放的NHK演歌、紅白對抗；不解的是，兒子竟然迷上了日本台的美食介紹、「搶救貧窮」等節目。 應該談談當兵的心路歷程。我們那一夥人是百分之百不食周栗的反體制者，不要說參加高、普考，連台灣人聯考志願填國民黨校前身的政治大學，都會覺得是不可思議，因此，普遍認為考預備軍官是一件丟臉的事。未來的岳父是職業軍人，對我曉以大義，軍官可以學習當領導者、體會責任，我只好硬著頭皮考上預官。步兵學校受訓完畢，原本被分發到師部，「感謝」大學教官、或是班上的佈建，一路被勸到最後一個營、最後一個連、最後一個排去。營、連長不是官校正期出身，所有的怨氣都集中在我們身上，尤其是「歹底」的我，又碰上馬山連長叛逃事件記憶猶新，我既是「台灣」人、又是「台灣」大學畢業，在「台獨＝黨外＝中共」的「三合一」公式之下，當然會有事沒事被營上長官全副武裝罰站、或是叫去海邊立正站好聽訓。套句連續劇「台灣阿誠」的話，我是「把吃苦當作吃補」，只要能活著回台灣就好了；又想到一朝中國武力犯台，中央山脈比金門的小山還要陡峭，當然要為未來打游擊戰作準備。我是那麼認真地在當排長，讓那些長官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他們還希望我志願留營！ 日後，想不到台灣出生的林義夫竟然被宜蘭人當作光宗耀祖，民進黨人士競相以人道為由主張讓他風光回來奔喪；難道，台灣人就真的不會出賣台灣人？不要忘了，吳三桂是漢人，而不是滿洲人！不過，也要感謝他，「族群認同＝民族認同」的迷思才有機會被打破。先前，我在TNT的call-out中表示反對以出生地來判斷一個人的忠貞，卻被台聯的發言人戴上台奸的帽子。同樣地，我在電視公開認為「香港腳」的說法「有卡粗魯」，也就是把肉麻當有趣，因此也被指控幫馬英九講話。我的立場很簡單，台灣若要獨立建國成功，一定要獲得所有族群的支持，否則，難保不會出現另一個北愛爾蘭、或是北賽普路斯。此外，民主是要講求政治深度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的；如果說過去的少數統治不合公義，倚多為勝也不是真正的民主。長期以來，由於堅持自己的看法，不時因為言論不符「政治正確」而被扣上各種帽子，從新黨、國民黨、親民黨、到共產黨都有；有趣的是，不少人認為我是建國黨、新國家連線、或是台聯的人。都錯了，我迄今連民進黨員都不是，因為，我不願意讓台灣獨立的目標因為選舉競爭而被打散了。 其實，到出國為止，我唸的台灣史很少，一本是連橫的《台灣通史》，另一本是呂秀蓮的《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人生真是奧妙）。在俄亥俄州歌城加入台灣同學會、台灣同鄉會以後，才有機會接觸到王育德的《苦悶的台灣》、以及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此外，還有主張台獨的《台灣公論報》、主張自決的《太平洋時報》、以及各種台獨刊物。當然，我也影印了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英文報紙、以及新聞性刊物。由於不懂日文，無法閱讀在東京出版的《台灣青年》。在美國的最後一年，我擔任《台灣學生》的總編輯，連續四期用鮮紅色當封面，鼓吹台灣留學生應該熱血澎湃，也刊出加里波底的英姿，竟有人誤以為是共產黨的色彩；錯了，鮮紅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旗的顏色。 真正接觸到民族主義的學理，是在愛荷華州大唸碩士時陣。當時擔任Olorunsola教授的研究助理，主要的工作是作摘要，因此把James Coleman有關非洲民族主義的論文都看遍了，又不時拿別人的經驗來和台灣相比。在博士班時，除了修Nagy教授的民族運動理論，也跟Shabad 教授研修巴斯克人的民族運動個案。當時，又與熱心的同鄉一起唸書，譬如K. R. Minogue的Nationalism (1967)。不過，台灣人多半唸理工，對於太抽象的議題不太有興趣；台左雖然喜歡舉辦讀書會，卻視民族主義為落伍的東西。不管左右，同鄉宛如學子的父兄，而同鄉會更是孕育台灣人意識的溫床；在島內最困頓的時候，透過這些同鄉的解囊奔波，台灣人的香火得以保存。 我是在1980年代中期加入台獨聯盟，推薦的是同鄉施忠男，由當時的主席張燦鍙宣誓；記得當年張主席曾經問我有何專長來奉獻台灣，我的回答是喜歡唸書，他說，那很好。不過，真正參與聯盟運作是回到台灣以後，大約在1990年代中左右。到現在，我的自我定位依然是拿筆，譬如編輯《共和國》；偶而也插花當沒有聲音的發言人。讀冊人「無三小路用」，下面是我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面對的挑戰」，在主管會議提出的看法 (2002)： 成立四十多年以來，由成長到成熟，台獨聯盟面對各種嚴峻的內外挑戰，不過，大部分的困難多能迎刃而解。自從陳水扁贏得2000年的總統大選以來，表面上，「台灣人當家作主」的目標大致上已經達成，而且，聯盟理想的實現也似乎漸入佳境；然而，當支配國家機器、享有國家資源彷彿成為政治人物最高的滿足之際，獨立建國的目標就越來越遠。我們以為，聯盟要思考下列四種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聯盟這個政治組織是否有必要繼續？當初聯盟的成立是為了要追求台灣獨立的目標。不過，目前民進黨的主流論述、或是所謂獨派的認知，大致是不離「台灣已經獨立、國名是中華民國」的說法（前者包括陳水扁、謝長廷、甚至於姚嘉文；後者則包括彭明敏、陳隆志、以及李鴻禧），與泛藍陣營「中華民國在台灣主權獨立」的看法相差無幾。在這樣的情境之下，當然就有聯盟應該解散的主張，認為聯盟作一個運動的工具，不應該作自私的組織自我保存考量。我們雖然極力主張台灣尚未獨立、還需努力，甚至於還要加上建國的任務；然而，對於這樣的詮釋與堅持，內部未必有所共識，成員的向心力也會受到影響，坊間甚至於有人認為未免有幫敵人（中國）作自我矮化之嫌。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維持盟員參與的興趣。一般而言，參加組織不外是為了利益、關係、或是理念。由於聯盟不是政黨或是利益團體，比較沒有直接涉及物質、地位、或是權力分配的問題，頂多是中央委員的身分或許有選舉上的一點加分效果。在過去白色恐怖時陣，加入聯盟還有抗拒強權的榮譽感、再加上同志愛（或是相濡以沫），這些也被民進黨派系的選舉恩怨而削弱。唯一剩下來的是理念上的堅持，不過，這一部分也因為民進黨執政而失去誘因。一般而言，理念相近的政黨上台，運動團體的發展不利；相對地，當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政黨上台，運動團體反而會因為同仇敵愾而成長。我們目前的做法是採取打游擊的戰術，一再地舉辦傳統式的記者會、街頭「運動」、以及造勢晚會，一方面以小型而快速的勝利來滿足成員的焦慮感，另一方面又可對外製造「聯盟很會動員、作運動」的印象。 第三個挑戰是要決定聯盟的屬性，究竟要採取短小精悍、還是群眾式的組織。一個組織的力量維繫於領導魅力、公信力、專業能力、以及財務情況，不只是人數而已。然而，我們在過去受到「群眾式政黨的正當性較高」的想法左右，也以人數來衡量實力，同時又面對「洋獨瞧不起土獨」的分化手段，因而有盟員多勝於少的思考。雖然我們並沒有類似民進黨人頭黨員、口袋黨員的弊端，然而，因為受限於人手與資源，新進成員往往無法透過組織訓練來了解聯盟的使命，更不用說是認同感、向心力、或是忠誠。如果說加入聯盟的成本低，只是「舉香跟著拜」，不像過去在海外必須經過層層的考驗才會吸收，也難怪盟員來來去去，好像是「遊走社團者」，難道，我們自甘當作六合彩、樂透購買者「中獎膜拜、輸錢放水流」的一夜神明？如果成員沒有社會代表性，連起碼的接受政治社會化的能力、或是意願都沒有，又如何期待他們有滲透性？地方工作站的功能又是甚麼？
第四個挑戰是要決定聯盟與外部環境的關係。在1990年代初期，我們因為參與民進黨的運作而被排斥。過去幾年來，現任主席採取保持距離、相敬如賓的作法，頂多是扮演諍友的角色，不敢輕言領導、主導民進黨，因而大體不再引起這些同路人的緊張。不過，自從民進黨執政，我們面對盟員自我定位優先秩序的疑問，也就是說，當民進黨的立場與聯盟若有相左，個人的選擇勢必多了生涯規劃的考量一項，這時，聯盟的自主性又如何來維護？同樣地，我們與其他社運團體、政治團體要如何定位？表面上，我們似乎無形中贏得社運龍頭的地位，然而，在相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樣的表象代表的實質意義是甚麼？我們以為，聯盟除了動員以外，應該可以有更細膩的議題設定、政策規劃、以及溝通聯繫的努力。 在這樣的省思之下，我們如果堅持台灣尚未獨立，因此同意台獨聯盟有繼續奉獻的必要的話，內部的組織勢必作妥適的調整，以面對外來的挑戰。大體而言，聯盟目前的組織結構有其時代的背景，也就是在環境險惡的白色恐怖之下，一個革命的秘密結社如何在海外動員作最高的人力與物力，因而有菁英制的傳統。不過，隨著聯盟在1990年代初期遷台，盟員的招募難免受到島內社會運動、以及左派群眾式政黨的運作模式影響，逐漸認為人數越多是實力的指標，而且越有正當性。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聯盟若要達成獨立建國的理想，不能滿足於盟員人數的成長，還必須致力以理念的堅持來獲得廣大社會的認同，同時要極力以專業爭取各行各業的意見領袖的支持。 我們建議，聯盟未來的組織可以做三叉式的調整，也就是分別以基金會、智庫、以及聯盟之友會三個面貌對外運作。聯盟一向仰賴各地盟員的捐獻、以及支持者的贊助為主，然而，基金會是將目前的贊助者制度化，一方面可以穩定聯盟的財源，一方面可以刺激盟員。 其實，台獨理論較強的是留日派，包括王育德、黃昭堂、以及許世楷等等，差不多相關的議題都被他們寫過了。我在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時，曾經負責辦一場「台灣民族主義研討會」(1994)，我不敢寫論文，只在論文集《台灣民族主義》(1994) 寫序〈台灣民族主義的意義〉，此後，才膽敢從事相關的論文寫作。我先前雖出版過《族群與民族主義》(1998)，不過，大致是以民族主義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族群關係，目前這本書才是全然以台灣民族主義為主軸；內文簡介就免了，請讀者自行看目次的章節標題。 下面的文字是在於九一一事件
(2001) 後，接受《教會公報》邀請所寫（因故未刊）： 在冷戰結束以來，雖然美、蘇之間意識型態之爭終告結束，地區性的衝突卻未因此停止，特別是與族群 (ethnicity) 或民族 (nation)
相關的衝突往往演變為兵戎相見。也因為如此，不少人視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為邪惡之物。其實，民族主義的起源是正面的思考，推動者相信這是人類走向和平的途徑，問題出在實踐者的手段為何。 一般而言，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同意，這種理念的出現是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它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民族自決權上，相信在主觀上自認為是屬於同一個民族的一群人，他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前途，同時，這個共同體的集體福祉必須透過國家的享有來保障。 這種思想的出現是在挑戰中世紀以來的君主絕對王朝，將國家的主權所有交給（歸還）人民。問題是，為何要帶入民族這個概念？最主要的原因在既有的國家疆域往往是經過戰爭、併吞、割讓、或王族繼承而來，對百姓並無一定的意義，是至於可能割裂想要在同一個國度的人，也可能將恣意將不想當作同胞的人送作堆。所以，這種理想的國家是由同一個民族組成，稱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由過去兩百多年的歷史來看，民族自決權雖然被視為普世的原則，然而，它的實踐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甚至於是強權用來瓦解對手的工具，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奧匈帝國、以及奧圖曼土耳其。相對地，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也會利用解放居住在他國的同胞為由，搶行入侵鄰國的領土，譬如希特勒佔領捷克的蘇得台地、以及塞爾維亞人的八爪魚般擴張。 我們可以發現，上述擴張性民族主義的發展，主要是採取絕對的文化性民族定義，相信民族是建立在可以觀察到的特色，譬如血緣、種族、語言、或是宗教基礎，因此，民族的認同（身分）是生下來就決定的，無法改變，稱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或「本質論」(essentialism)。在這樣的信念下，國家的擘建就是要把那些「看來」、或「聽來」是同一民族的人統一起來，譬如日爾曼、義大利的統一。 比較開放的民族觀是建立在主觀上的集體認同，也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下，就是屬於同一個民族，不管有形的特色是否相同，稱為「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在這樣政治性民族定義下，民族是經過想像而來的共同體，除了建立過去的集體記憶、現在的共同經驗，更要建構未來的共同願景；也因此，民族的認同是可以經過選擇而取得。 由於絕大多數的國家境內有多元族群，如果要強調文化性民族，除非採取同化政策，再不就是讓有意分離者出走；不過，執政者多半不願國土分裂，此外，如果要進行分割
(partition)，前提是族人聚居，否則必須人口交換，進而造成顛沛流離、財產流失。 總之，當前的民族主義者多會接受政治民族的定義，也就是如何將多元族群塑造為民族，具體而言，就是透過對話、及協商，來解構、建構、及重構大家都能接受的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 近兩年來，我瘋狂地寫研討會論文，多少是藉之來麻醉自己。某個長者問我：「施教授，你一天是睡歸點鐘？」下面是近日未經發表的時局雜感： 儘管民進黨在2000年贏得大選，政局的發展並無原先的期待順遂，除了因為執政黨對於國家機器的生疏、執政團隊的更換頻繁，以及官僚體制抵制改革政權的循化以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在野陣營輸不起而進行杯葛，先是國民黨硬以憲政體制要求組閣、或至少進入聯合內閣，親民黨成立後積極收編反連戰／徐立德／關中人馬。 這些復辟人士之所以能集結在泛藍陣營之下，主要是新政府的選舉最小獲勝聯盟不能完全轉換成執政聯盟，以至於讓一些國民黨內日益被邊陲化的親李登輝本土人士未能順勢出走，失去本土陣營大團結的契機，而三次組閣的行政聯盟又未能反映國會中的泛綠結盟，再加上立委選舉的票源相互排擠，也讓隱性的國安聯盟充滿不確定性。 當然，這些阻力可以視為淬勵自我的挑戰，只不過，前提是內部是否能同心協力。在打天下之際，民進黨自來的政治邏輯是派系間的既聯合又鬥爭，不過，一旦進入體制以後，就牽涉到資源分配、甚至於接班的敏感問題，在未有先例的形況下，各大派系自有不同的盤算，除了各行其事外，甚至於要相互掣肘。在擴張、卡位、以及拉攏至上的考量下，政策內涵的周延性不會有多少人關心，遑論通盤的政策規劃。 近年來，在主流媒體的灌輸之下，連民進黨人士都相信被創造出來的所謂中間選民，在對於創黨精神認識不足、信心不夠的情況下，為了擔心被帶上意識型態的帽子，沒有多少人願意堅守黨綱揭櫫的理念，而候選人更是刻意淡化自己對選民的承諾，就是要規避民主體制中的政治責任 (accountability)。 其實，綜觀政府過去十年來的作為，大致是以討好選民的福利支出為大宗，朝野交相利的結果，除了缺乏明確的經濟發展方向，更難發揮以政府支出來產生乘數的火車頭效果，在放牛吃草的情況下，民間即使有投資意願，除了友情贊助，斷然也不敢貿然大手筆。 最令人憂心的還是整個社會的人心沉淪走向，政治人物以為國家吃不會倒、台商／大企業把國家安全的責任丟給政府、專業人士不再講求敬業、年輕人好逸惡勞（反正大學錄取的人數多於應屆畢業生、政客搶著辦舞會來巴結）、而多數知識份子依然甘於被豢養。人說「好不過三代」，難道，無人有雄心來打破這個宿命？ 自從1991年回國，長期受到親朋好友的疼惜，讓我幾乎可以無憂無慮地往前衝，真多謝！我時常告訴學生，大學生活可以分成三部份，三分之一讀自己想要唸的書、三分之一追求終生伴侶、三分之一參加學生社團；我自己的安排則是三分之一教書、三分之一研究寫作、三分之一從事校外的服務。我猛然一驚，竟然沒有留半點時間給家庭，難怪兒子會抱怨「爸爸為甚麼不能向別人的爸爸一樣？」我笑說自己是「半公共財」，他自是聽不懂。隨著女兒也上小學，太太公私兩頭忙，我時而皮皮地裝作沒看到，真歹勢；我想，也只能寄望等老一點，有時間，再加倍還給你們了。 這本論文集的出現，必須先感謝各場研討會的主推者，包括蔡錦堂、莊萬壽、楊基銓、張炎憲、張維邦、林哲夫、石之瑜、黃英哲、以及林水福。再來，要感謝助理陳冠華、林恩如在蒐集資料上的幫忙。接著，再次謝謝中山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的策劃。當然，更不能忘了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責任編輯陳慧淑、排版編輯王秀真、以及美術編輯 ，辛苦了。 最後，這本書是要獻給為台灣民族運動犧牲奉獻的所有前輩，感謝恁在頭前帶路，讓我們覺得有責任要繼續行下去。 *《台灣民主主義》一書自序。200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