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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與國家認同*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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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政治菁英對於國家定位的討論，為了迴避已被污名化的「台獨＝台毒」，逐漸改用「認同／identity」的論述。到目前為止，雖然大家似乎初步認識到認同的歧異是問題癥結所在，不過，到底認同是甚麼？為何會有認同的差別？以及如何讓認同調和？坦承而言，議者多停留在情緒性、規範性的譴責。如果我們痛恨威權時代的扣帽子行徑，當然不滿意當前這種怠惰的思維方式。 認同可以有兩層意義，一種是自我的認同，也就是對於自己的定位、或是認識；認同也是自己與他者的關係 (identify with)，也就是看彼此的相同點、以及差異處。 根據對於認同來源的看法，可以分為兩大類。傳統的觀點是認同來自共同的血緣、語言、或是文化，也就是先天隨父母出生而來的特質，無法改變，因此稱為「原生論」；由於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會想要追求「真正」的、「純粹」的「本質」，又稱為「本質論」。這是命定式 (deterministic) 的認同觀，認為後天的努力是改不了自己的認同。 現代的認同觀則以為認同是隨情境而高度流動的，也就是說，認同決定於共同的歷史、記憶、或是經驗。在這樣的認識下，認同不一定要建立於可歌可泣的事件，譬如二二八事件、或是南京大屠殺，也不限於負面的集體記憶，譬如日本殖民統治、或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是可以立足於大家對於未來的共同期待，因此稱為「建構論」。這是自主的認同觀，不甘心自我被天生的特質所擺佈，也就是將個人的認同在於自己的選擇。 台灣人進行民主鞏固，要面對三大課題：「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所謂國家肇建是指對外積極尋求及獨立自主，前提是內部的民族塑造是否成功，具體而言，住民是否自認為是一個民族 (nation)？是否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彼此是否想要共同組成一個國家？也就是說，國家的存在建立於民族之上，此即「民族國家」(nation-state)，否則，國家的主權 (sovereignty)、以及政府的正當性 (legitimacy) 勢必會不斷遭到來自內外的質疑、挑戰。 那麼，民族又要如何來塑造？如果我們接受 Benedict Anderson (1991) 的說法，民族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的話，若要超越客觀的本質差異，發展成主觀上的共同的認同，除了端賴眾人是否對於過去的認知能獲得妥協，更取決於大家對於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制度，是否能達成起碼的共識。就政治學者來說，政治制度的改革／建構是我們不容推卸的天職；如果醫生可以診斷而開藥方，為何政治學者就只能觀察與分析？ 這本書是筆者繼《台灣政治建構》(1999) 以來，對於政治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探索。我們深信，正如全面擁抱中華民國體制是因循的作法，全盤推翻現有體制也無法被大多數人接受。坦白說，政治人物若為了一己之私而選擇對於自己最有利的選擇，這是可以了解的。不過，合理的討論方式是先拋開黨派的立場，以John Rawls在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一書所提的「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 來著手，一切歸零，平心探討何者對台灣的長治久安最有利。 一反往昔，這裡不作導讀，因為目次裡的章節應該很清楚。第一部分「制度改革」大體是在研討會宣讀的論文，我在此要感謝主事者或是推介人，依次為羅榮光牧師、周育仁教授、王業立教授、沈富雄立委、林立教授、高永光教授、以及許世楷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部分的「政權輪替」，這是我三年多來政治觀察的整理，個人相信作了相當專業的分析，也為我們的民主鞏固提供持平的紀錄。有一部份尺度較寬、而且也比較詼諧的看法，當時選擇用英文表達，以備邀稿的方式發表於Taiwan News，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我的英文網頁看看。 感謝《聯合報》專欄組多位朋友的厚愛，讓我的異議能有發言的空間，而且不刪改一字 (當然，標題還是尊重編輯的判斷)。有朋友質疑：「為何要在統派的媒體發表文章？」我要這樣回答：「政治立場沒有對或錯，更重要的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是否民主、和平。」因此，只要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立場，就越可以避免彼此的誤解。老實說，我並不認為台灣目前有真正贊同與中國作「政治統一」者；為何相處半個世紀的鄰人，竟然要封閉彼此之間的心靈交往？ 作一個讀冊郎 (知識份子)，我至少還可以相當自豪，迄今仍在專業上對自己坦白，隨時挑戰國王的新衣。如果說我在青年時期就膽敢面對國民黨體制，現在卻因政權轉移而失去了原有的理想，除了貪圖榮華富貴外，又要如何自圓其說？我台中一中的前輩 (學長) 許世楷笑道：「﹝別﹞人攏是私底下de 講，gana (只有) 你寫作（成）文字，走bey 去 (躲不掉)。」這應該算是讚許吧！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告訴我：「你真有可能 ei (會) 大失敗，但是，ma (也) 有可能ei (會) 大成功。」當然，成功與失敗，還是決定於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 在短短地半年裡，我先後兩次婉拒直接踏入政治圈的機會。我與內人反覆討論，台灣還有許多政治現象有待釐清，學成回國十年的我，目前對於學術的邊際效用最高，除了有很多機會寫論文，而且寫得出來，更是寫得起勁。如果學者的責任有教學、研究、以及服務，我思忖，至少還要再寫十本書才有可能履行研究的義務，這本書算是第一本吧！對我來說，正如有必要的時候，我願意加入軍隊，為保衛台灣一戰，那麼，同樣地，如果有一天，真的必須要離開學術界，那將是一項神聖的任務。感謝兩位政治前輩的提攜，如果需要全力效命的時機到了，我絕對不會退卻的。 感謝台獨聯盟辦公室主任林茗顯，由《台灣評論》到《共和國》，不斷鼓勵我寫作；他長年默默工作、不求名利，是眾多台灣人流亡海外者的典範。感情上來說，雖然他們沒有被國民黨政權關過，然而，這些「離散的台灣人」(Taiwanese diasporas) 在囚籠外的煎熬，是企盼有自已的國家，而非貪圖分享國家機器的資源。 在學術界，我要特別感謝兩位老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的莊錦農教授 (專攻國際關係)，以及澳洲昆士蘭大學政府系的邱垂亮教授 (專攻比較政治學、目前客座於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其實，我大學部並非出身政治學系，也沒有修過兩位老師的課，當然更不是入室子弟，然而，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兩位長者宛如黑暗中的明燈，讓我在孤寂的學海之中，一直可以深切體會到照顧的溫暖。我唯一能回報兩位老師的，就是在未來鼓勵更多的台灣子弟，當一流的政治學者、或是政治家。 去年，在「建國廣場」的一次募款餐會上 (海霸王)，主持人紛紛上台自我介紹，其中一位少年兄表示，他當年就是聽到我在「TNT」(寶島新聲) 的呼籲，日後轉讀政治學。真想不到，當傳道者的老師，竟然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而且，如此快就會看到應驗。 我還是要重申：「一流的民族，一流的人才愛 (應該去) 讀政治學」。過去，宰制我們的是殖民者、外來的統治者，現在，欺哄我們的是三流的政客、政治撈仔。人家說，音樂素養需要三代的培養，我以為，政治修養也如此。如果說日治時代與國治時代的一百年，代表台灣人先行者的不同政治參與模式，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有絕佳的機會，將政治運作提昇為民主的藝術。 政權、政黨、或是政治人物來來去去，唯有學術真理、自我良知是永遠的。這本書是要獻給在後國民黨／後李登輝、以及後民進黨／後陳水扁時代，我們未來年輕一代，有知識、有勇氣、有道德的專業政治學者、以及職業政治家。 多謝前衛出版社的林文欽社長，願意出版不太可能暢銷的書。文字編輯洪湘嵐、排版編輯王 ，辛苦了。也要感謝中山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的前後任主任林慶宏、李秉正教授的支持。 最後，還是要謝謝家人的眷顧，讓我一直可以很奢侈地徜徉書海。
*《台灣民主鞏固的擘劃》一書自序。20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