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其實，族群多元化並非導致國內衝突的充分條件，真正要負責的是國家的政策是否公允、以及菁英是否願意妥協。 面對可能發生的族群衝突，我們有三種不同層次的處理方式──危機預防、危機管理、以及衝突化解──首先，要盡量避免衝突惡化為危機；在危機發生後，如何去面對危機；危機過後，想辦法如何化解衝突。 要避免族群衝突惡化為危機，我們要真正去了解族群衝突的因素，是結構性、策略性、還是偶發的。我們以為，讓族群覺得在制度上有起碼的公平待遇，尤其是菁英之間，是防止族群危機的不二法門。為避免任何族群有「無立足之地」的認知，正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應該有某種族群平衡的安排。政府用人應以專業考量為主，絕對不能因個人族群背景而排斥；然而，如果兩者能力相同，必要時應優先錄用少數族群，來達到適度的比例，尤其是原住民，以彌補起跑點不平等的結構。儘管升遷的族群公平不一定要公式化，長期而言，卻必須尋求廣大社會在規範上的共識。 在私人部門方面，企業界雖然不敢明文排斥某族群，卻可以非正式採取實質的指標，譬如過去用省籍，現在則可用語言能力。現在既已廢除籍貫措施，除了原住民的外表特徵與漢人有時稍異外，剩下來的明顯差異在語言流利的程度；未來只要讓雙語（或多語）教育落實，族群間在小學也學習彼此語言的機會，就可降低語言的族群辨識的功能。從消極面來看，『就業服務法』應該有反歧視條款。 為了防止政治人物在選舉時打族群牌，或可考慮在『選舉罷免法』增加反煽動族群用語的條款，甚至於嚴重者將當選無效。在平日，我們也必須設法防止族群間的衝突引爆為危機。立委如果倚賴言論免責權而在議場大放厥詞，尤其是在尋求連任之際，目前的法律的確無法規範，唯有政黨能以取消提名來處罰。至於平面媒體、扣應節目、課堂講學、工作場所、街坊鄰居的言語，在不影響言論範圍的情況下，應該可以在譭謗、公然侮辱外的灰色地帶，考慮加列鼓動族群對立的罪行。 除了國家元首與政府官員的安全外，政黨要員、在野人士、或社會團體中有族群象徵性的人物，應該也要提供適切的身家保護，以免孤立的洩恨行為被延伸為集體對立。 國家安全單位、或研議中的「族群關係委員會」，應該設有監控小組，平日密切注意政治人物的言語、或民間的族群關係是否有騷動的跡象，適時提出早期預警，讓決策者判斷是否有及早採取對策的必要。衝突原本就有隱晦、明顯之分，表面上看來西線無戰事，尤其是兩方實力懸殊下的壓制與屈從關係，實際上也有可能正在醞釀更激烈的衝突。鑑往知來，政府單位應該委託獨立的學術單位，研究國內、外的族群危機，先看是否有經驗可學習，再回頭看我國的情況是否須作調整。 果真要想避免危機再出現，必須在恢復社會秩序後，進一步尋求建設性的「衝突化解」之道。面對各式各樣的化解族群衝突之道，我們可以有幾個努力的方向：在規範上，是否接受多元文化主義、或少數否決的共識；在制度上，如何安排憲政體系、政黨制度、及選舉制度；在態度上，是否願意妥協、以及採取和平手段。 族群之間要完全沒有利益衝突，似乎是相當罕見的。正面接受族群問題存在的事實，是防止族群衝突繼續惡化的第一步；進而嘗試去了解族群齟齬的成因，是防範族群危機、甚至於化解衝突所必須；基本上，危機管理屬於救火式的短期因應之道，雖然不能沒有預先規劃準備，離化解族群衝突仍有很大的距離。 我們以為，教育上必須讓人有相互尊重的起碼認識，社會上要有包容多元文化的價值，政治上要有起碼的公平參與機會及管道，如此，才有可能進一步談政治制度上的建構。 * 「多元族群學術座談會」發言稿，2001/10/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