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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告別結構性現實主義*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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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冷戰時代成長的──那是一場高手過招不流血的持久神經戰、也是用人家的手骨撞石獅的代理人戰爭；不過，這場將近半世紀的霸權之爭，卻在無預警之下被戈巴契夫斷然片面結束，迄今仍讓美國的國際關係專家錯愕不已。 在1960-70年代的台灣，與外界接觸的媒介不多，不像現在有CNN，也可以每天透過internet看《紐約時報》，短波則是少數人的奢侈裝置，當然，前提是要懂英文。當時的報紙只有一落，國際版是放在最後的一面，依稀記得只有半張，卻是一般人對外的唯一管道；在那區域戰爭不斷的時代，每天必定有一張來自國外的相片，不管是越戰、六日戰爭、還是非洲的反殖民游擊戰。南越在1975年淪陷，當時我還在念高中，報紙上戰車軋過街頭的相片，迄今依然忘不了。 另一個來源是美國新聞處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印象中一本定價才三塊半，讓我們對新大陸充滿憧憬之際，不忘宣示美國的「正確」立場，不過，至少提供我接觸世界美麗的窗口，是威權時代被允許的精神食糧。此外，台灣當時雖然尚未有新聞性周刊，倒是有幾本來自香港的綜合性刊物，版本類似時下流行的所謂「洗頭雜誌」，卻有一點點像美國的《生活雜誌》，他們報導的尺度較寬，至少對於北愛爾蘭、賽浦路斯、東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的紛爭稍有介紹。 在大學四年裡，Time（還是Newsweek）在進行校園推銷，讓窮學生可以用很低廉的價格去訂閱，讓我有機會去熟悉各國的政治情勢；意猶未盡的我甚至於前往光華商場搜購過期的《遠東經濟評論》跟《亞洲周刊》。還記得，卡特的人權外交令黨外人士雀躍不已，但斷交後的「美麗島事件」爆發，以及美國對於伊朗、尼加拉瓜獨裁政權言行不一的態度，這些困惑逼我去思考：個人的價值觀是有可能與國家利益相左。1981年刊在《縱橫月刊》的〈海格外交政策的困惑〉，代表的是大學生時代的我，對於國際關係的初步摸索。 在中廣擔任晚班編譯的一年裡，我負責外電的翻譯，這真是上天賜我的良機，法新社、美聯社、以及路透社的消息，不停地透過電傳打字機源源而來；除了報導、及背景資料外，更令人驚喜的是新聞分析；那不再是工作而已，而是美妙的知識泉源。在嘆為觀止之際，我開始了解到，光是知道事實的陳述還不夠的（當然，我現在會說「現實」(reality) 是人為建構的），任何人即使再聰明（巧）、再認真，只憑自己的素人式自學，終究是有所侷限，還是要經過有系統的訓練來汲取知識，也因此促使我開始有想要出國唸書的念頭。 非政治學科班出身，申請學校唸碩士班研究所完全是盲人摸象。在記憶中，好像只接到Syracuse大學、以及愛荷華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在Ames) 政治系的入學許可(I-20)。我最後選擇後者，除了公立學校的學費比較便宜外，更因為他們在信中表示，有關獎學金一事，先來唸一個學期看看，再來與美國學生競爭，因而留有一線希望。第一個學期修了系上三門課，心想，最壞的情況是萬一分數平均沒有B，或是身上的一萬元美金（台幣四十萬）用光了，就乾脆將居留身分改為F2（留學生眷屬），再前往伊利諾大學陪太太唸書也好。 還記得在1985年初的寒假裡，巴西籍的室友焦急地在週五打電話到伊利諾找我，說是系上有要事通知。那真是人生最長的一次週末，不知一個學期來全力以赴的自己，是否能通過美國人的初步考驗。好不容易終於熬到週一，系上的大秘書在電話中問我，是否願意接受half-time的獎學金（assistantship，一週工作20小時、免學費、還有薪水）時，我當時心理完全沒有想到，楞了幾秒才定神過來。我經過好一陣子才發現，原來系上提供的入學許可其實是條件式的，也就是要先觀察我的表現，才決定是否要將我的身分改變為正式學生。 這真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捩點，讓我相信只要結構是公平的，個人的打拼還是有用的；前提是，我自己先要有主觀上的意願，是不會有人逼你去當自己的主人。不過，光靠自己的努力還是不夠的，還要有人願意指導你。業師James M. McCormick 是鑽研美國國會對外交政策影響的專家，在他的引領指導下，讓我順利進入學術的領域，日後又幫我寫了很好的推薦信、積極地向他校爭取博士班的獎學金。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系裡，美國政治、國際關係、以及比較政治鼎足三立，我主攻 (major) 國際關係、副修 (minor) 比較政治，而國際關係中的專長 (specialty) 是比較外交政策學、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修課階段的指導老師Charles
F. Hermann 是比較外交政策的佼佼者（當過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會長），讓我們充裕地修遍所有行內的課。「結構性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在1980年代當道，有經濟學基礎的我，很快就了解其簡約的 (parsimonious) 大論述；不過，在其概念架構之下，台灣的外交似乎沒有多大的自主性，套一句老生常談，「只要美國打噴嚏，台灣馬上就會感冒」。當時，如果台灣要當博士論文的題目，當然是經濟發展、或是民主化比較熱門。 不管是在愛荷華、還是在俄亥俄，我所受的訓練是「正統的」實證主義式 (positivist)，也就是誓言 (committed to) 要以「科學的」方式來解釋政治現象；這種看來理性的知識論，其實是令人沮喪萬分，特別是結構性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命定式 (deterministic) 制約，讓小國只有作反應式調整的機制，幾乎沒有主動自我出擊的可能性。不過，Alexander Wendt 有關行為者 (agent) 與結構 (structure) 相互建構的反思性挑戰已悄悄地開始出現；尤其是在冷戰驟然結束之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正式擺脫結構的羈絆，它除了提供無限的的想像空間外，也告訴我們，理論/論述其實就是建構現實的一種努力。坦白說，是歐洲的國際關係學說打開我的新視野，不過，這已是1990年代中的事了。 回國任教淡江大學，受聘教授政治學、以及國際政治外，我一直隔年開比較外交政策的課給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選修；剛回國的頭兩年，也曾經受邀在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外交決策分析。過去十年來，筆者的研究多以族群關係及民族認同為主，不過近年來，也開始有機會就主攻專長的訓練來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本書就是相關論文的結集。由論文撰寫的年份可以看出，筆者的思維逐漸由結構性現實主義轉向到建構主義；其實，在較早期「中規中矩」的文章裡頭，也隱隱約約透露出抗拒國際政治中實力至上 (power politics) 原則的蛛絲馬跡。持平而言，一直到蘇聯瓦解為止，結構性現實主義還是有其時代上的 (contingent) 解釋性。為了強調台灣的主體性，我在這裡依據論文的鋪陳性質，先由反思式的論述安排、再回溯呈現解釋式的模式。 在第一章〈台灣民族主義與墾殖國家的政治民族塑造〉裡，我們以漢人血緣、華人文化、以及政治中國三個面向，來分析台灣與中國的藕斷絲連般的糾葛。我們指出，當前對台灣民族主義的誤解，在於一般人習於對民族作原生式的文化定義，因而妨礙整合式的多元政治民族的建構。 在第二章〈統合理論與台、中關係〉裡，我們首先釐清整合及統合的概念，剖析其在經濟、政治、及安全三個面向的可能發展及組合，再來依據促成統合的因素、規範性動機、以及進行統合的方式來討論各種將統合理論，最後歸納國內各政黨的統合論述。 在第三章〈戰後的台、中關係〉裡，我們嘗試以結構性現實主義的觀點來考察戰後五十年來兩岸的互動，進而分別檢視有哪些因素影響到台灣的中國政策、以及中國的台灣政策。我們以為，在全球性的大三角結構制約下，美國與中國若要和解，中國勢必要舒緩對台灣的壓力。 在第四章〈剖析國民黨中國政策的調整〉裡，我們想要解釋為何李登輝會提出「兩國論」。我們先探討美國壓力所構成的外部環境，再來是國內面對2000年總統大選所提供的契機，讓李登輝有強烈主導中國政策的意志力，也就是由「一國兩府」走向「兩個中國」。 在第五章〈美國的對台政策〉裡，我們先將美國戰後不同總統的對台政策作鳥瞰式回顧，並探究了反共意識型態、國內政治運作、以及官僚體系競爭等可能的解釋變數，再以結構性現實主義的概念架構，分析在國際體系因素支配之下，美、台關係如何遷就於美、中互動。 在第六章〈「兩國論」與台、美關係〉裡，我們先對柯林頓的對台政策作了整體性評估，特別是「三個支柱」，並且對於彼此關係的可能演化，大膽推演了七種可能的模式。我們以為，如果美、中、台三者無法達到皆大歡喜的區域和平，台灣至少也要與美國保持某種結盟關係。 附錄一〈美國一九九一年外交政策回顧〉是筆者的第一篇體制內文章，相當「中性」外，算是以「正統的」比較外交政策途徑著手，仍然足以供學生作入門的參考。附錄三〈應以台灣的立場站出來〉原為座談會發言，以類似的分析架構來觀察就職一年時的柯林頓，想要表達的是，學術既不能走在雲端，老是用艱深的語言來誑唬一般人，也就是遂行「假內行片真外行」的知識霸權，卻也不能像call-in節目般人云己云，即所謂的「三不政策」，不準備、不負責、不記得，因而讓百姓輕蔑知識力量的重要性。附錄二〈帝國瓦解過程中的自我肯定〉是針對中國對台政策白皮書所作的反應，除了想要表示知識份子關心國家、社會的責任並非不務正業外，也要顯示立場清楚是負責的態度，相對的，想要兩邊討好是政客懦弱的表現。 書後所附的相關官方文書分為美、台、中三部份。美國部分包含所謂的「三報一法」、雷根的「六項保證」、以及柯林頓的「三不」、及「三大支柱」。我們特地收錄前者的英文、漢文本，讓有心的讀者體會美國人當時遣詞用字的細膩。台灣部分包括李登輝時代的『國統綱領』、『李六條』、『兩國論』，民進黨的『公投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統合論』。另外，也收錄了中國二十年來對台灣的正式喊話。 告別結構性現實主義的時代，進入新世紀，期待台灣能早日脫胎為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學海無涯，仍有太多相關的台灣課題要去學習，我只能自我期許，要作更多的努力；對於自許為書蟲的我，這個責無旁貸的任務，自然是甘之如飴的。楊碧川前輩，我會記取你的「散彈槍vs.巨炮」鞭策。 感謝論文撰寫時的主推者，依序為謝政瑜、張維邦、張炎憲、黃昭堂、以及周育仁（另有一位不知名）。中山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林慶宏教授的支持，讓這本書得以順利出版，真多謝。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再度熱情贊助，真是功不可沒，謝謝你；文字編輯洪筱嵐、排版編輯 ，辛苦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家人無條件的支持；真歹勢，沒有盡心作到兒子、丈夫、或父親的角色。 感謝父親當年鼓勵我、陪我背英文單字，告訴我一旦學會英文，將可以進入那多采多姿的世界。我要告訴兒子逸心，這是真的；如果我今天不懂英文，那會失去接觸美好事務的機會，人生將多可惜。 最後，這本書是獻給啟蒙的恩師James
M. McCormick。他作到人師應有的責任，卻不認為學生欠他任何恩情，他說：”You deserve
it.”。我要這樣說：「您是我的榜樣」。 *《台中美三角關係――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一書自序，20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