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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罷免制度始於瑞士，美國在一次大戰前後仿效，迄今有三十九個州陸續採用；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新憲，罷免是用來防止中央政府獨大的利器。三十年來罷免方興未艾，一些東歐國家民主化不免他山之石，連英國、加拿大、澳洲、及瑞典也研議、甚至推動，反映的是老百姓不滿政客在代議政治下的表現，等不及在改選前能提早回收。 近日，綠營專家學者紛紛指陳罷免可能引發政治風暴、甚至於造成社會對立，而藍營也有政治人物附和。議者言必稱西歐民主國家，以其沒有罷免制度來否定，那是管窺蠡測，犯了學術上選樣偏差的謬誤。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國家靠右行駛，不能因此斷論其他的國家靠左行駛有問題。 大體而言，選舉制度必須配合憲政體制，罷免制度亦然。由於君王制的傳統，老牌民主國家絕大多數是內閣制，首相、或總理由議會推舉，如果不滿政策，不信任案立竿見影，沒有罷免的必要。另外，除了法國，其他西歐、北歐國家的國會議員選舉使用政黨比例代表制，無從罷免；美國的眾議員任期多為兩年，如果扣除當選的時間、及改選的時程，運作罷免有其困難。 反對罷免制度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會限制民代的言論自由、造成寒蟬效應。誠然，政治人物應該有言論自由，也就是有機會去說服支持者；不過，既然接受選民的託付，就應該對委託者負責、讓他們做最後的裁判，而不是逼迫百姓承擔個人信念執著的後果。 其實，果真政客不敢為自己的信念來辯護、沒有勇氣捍衛自身的政策立場，留下這種唯唯諾諾、首鼠兩端者何用？相對之下，要是忠於自己而能通過罷免的考驗，真金不怕火，可以更上一層樓。雷根擔任加州的州長八年，任內被罷免三次，越戰越勇、成為全國性人物，終於入主白宮。 罷免的動機究竟出於民粹、報復，是否可能導致對立、仇恨，並沒有政治哲學上的必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靠選舉起家，最後卻走向法西斯獨裁，總不能因噎廢食，罷免是人民最後的自衛手段，亦然。因此，與其質疑選民的判斷力而限縮罷免權，不如通盤檢視制度背後的學理依據。 或曰罷免只適用民選首長、不適合民代，那是無稽之談；若言各國罷免門檻越修越嚴、甚至乾脆取消罷免，那也是無中生有。果真要保護小黨的發言空間，應該認真考慮地方民代是否有比例代表；然而，當下政黨動輒以開除黨籍箝制黨內異議，磨刀霍霍，專家學者為何又不談尊重民意、或立委的良知良能？ 當然，為了防止濫用罷免，對於連署門檻、以及過關票數，多半會有起碼的規範；同樣地，罷免的發動不能過早，否則形同延長賽，而離改選太近，又多此一舉。不過，要是規定太嚴，等於剝奪人民的罷免權，那是不信任人民的能力。綜觀各國的經驗，並沒有所謂越來越嚴的趨勢，更遑論廢除罷免制度。 有缺陷的制度不是不能調整，然而，危言聳聽不可取、信口開河則其心可議。是非不該分黨派認同、族群身分、還是統獨立場，那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學術良心更不該分顏色，要是罷免制度真的不夠周延，應該在罷免對手之際就發聲，而非等到迴力鏢回來打到頭，尾巴才忽然發現會痛。
*《台灣時報》社論2021/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