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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是人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選舉權是代議式民主的磐石，選民透過民選公職來參與政治，也就是間接民主；後三者則是間接民主的體現，三位一體、特別是罷免，也就是當政治人物背離原初期待之際，要是認為下回拒絕投票緩不濟急，可以在任期屆滿之前加以召回。繼桃園市議員王浩宇被罷免，高雄市議員黃捷也面對罷免，接下來，可能又有一連串的罷免立委動作。在這個節骨眼，也有專家學者對於罷免制度表示不以為然，值得討論。 大體而言，議者的論述可以歸納如下：首先，由西歐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來看，罷免是民粹的，「因為人性的必然是，一定會成為報復的工具」；再來，民主先進國家或許有罷免行政首長的制度，卻沒有罷免國會議員、或地方民代的作法；最嚴重的指控則是，罷免議員「違反言論免責的自由主義」、而複數選區的用意在「保障少數人的發言權」，此外，既然原先沒有支持、現在何來收回支持。除了最後一項論點屬於技術層面，其他觀點必須做稍微深入的探究。 西歐國家之所以少見罷免，主要是因為選舉制度採用政黨比例代表制，既然選民是根據政黨提供的名單投票，當然就無法針對特定民代進行回收。同樣地，這些國家的憲政體制絕大多數是內閣制，總理或首相並非民選，與其罷免、不如運用不信任案來逼執政黨下台。事實上，包括瑞士、及日本，選民不只可以罷免個別地方民代，還可以要求解散整個議會、重新改選。至於美國，聯邦眾議員、及州議員的任期多是兩年，就政策面而言，罷免不如創制複決來得立竿見影。 或曰，民代的政治代表性已經由「強制委任」發展為「自由委任」，不應該約束他們的自由。選民與民代之間是一種委託關係，前者授權、後者負責：大體而言，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強調議員必須聽從選區的意見，而歐陸則主張信任信任他們的良知良能，前者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後者多採政黨比例代表制、罷免有困難，而複數選擇也有罷免者並非支持者的難題、只能提高門檻。其實，自由委任就是要避免議員因忤逆黨意而被剝奪黨籍、及職位，並未與罷免相互抵觸。 委託人的意志、還是受委託者的自由孰重，當然是前者，而且隨時可以解約，否則，要是後者無限上綱，選民要如何約束投機的政客？因此，把嚇阻性的監督機制視為寒蟬，未免言過其實。果真要論保障民代的自由意志，當下民進黨全面執政，立法院淪為立法局，彷彿重回威權統治時期，儼然把國會議員當作在地下室仰賴陰氣吐納的癩蛤蟆；如果說過去是黨國體制，現在則是政黨的貴族統治（particracy），應該同情的是良心立委林淑芬、劉建國，而非立場曖昧的民代。 假使要保障小黨的發言權，應該從選制著手，不要等到火燒屁股才拿弱勢者當擋箭牌。至於高舉民代的言論自由來反對選民的罷免權，不登大雅之堂，比較有名的是美國戰後加州洛杉磯市議員麥克納漢，因為與爭議性人士史密斯過從甚密，上台沒多久就被罷免。選民既然有權利、能力、及知識去推選代表，當然可以罷免貪瀆、顢頇、或懦弱者；希特勒靠選舉起家，總不能因此廢掉選舉吧！
*《台灣時報》社論2021/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