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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爆發的SOGO行賄案，當時，由於跨黨派立委涉嫌集體貪污弊，台北地檢署經長期蒐證後，聲請搜索票進入立委辦公室蒐證，收押起訴包括蘇震清、廖國棟、及陳超明三名現任立委等人。目前，陳超明經過法院開庭審理交保，至於蘇震清、以及廖國棟，由於目前是立法院會期中，根據憲法的規定，必須取得立院的許可；因為兩名立委分屬民進黨、及國民黨籍，經過黨團協商同意，院會通過許可延長羈押。然而，餘波蕩漾，不免啟人疑竇。 我們知道，西方民主制度起源於代表人民主權的議會，特別是透過預算的同意權來交換立法權的取得，用來制衡、甚至於挑戰自詡君權神授的專制國王。隨著時間推移，儘管民主發展的軌跡容或有不同，大體上，內閣制的總理必須獲得國會的授權，至於在總統制之下，民選的總統雖然有自己的正當性來源，為了避免濫權，還是必須接受國會的監督；不管憲政體制的型態為何，為了防止行政權壓制立法權，對於國會議員的起碼保障是必要的。 國會議員的特權始於英國，用意是避免他們因為在議場的言行動輒得咎、進而產生寒蟬效應，尤其是誹謗、或是洩漏國家機密；在這些特權當中，又以言論免責權最基本，用意是確保國會議員能履行監督行政的義務。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美國憲法也有類似文字：「兩院議員除犯叛國罪、重罪以及擾亂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該院會議及往返各該院途中，有不受逮捕之特權」。 各國的憲法保障寬鬆不一，最極端的是巴西，國會議員的免責權竟然包含他們在議會外面的言行。相對之下，土耳其在民主化的過程，打壓庫德族裔國會議員不假辭色，只因為他們支持獨立運動就毫不留情加以逮捕；在四年前，該國甚至於修憲取消議員的免責權，委實匪夷所思。在民國初年，張勳率領五千辮子兵復辟、指使所謂「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就是要解散代表共和國的國會。西班牙在民主化的過程，軍方一度發動政變、兩百名軍官荷槍佔領國會，觸目驚心。 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要不是立委有言論免責權，恐難掙脫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思想禁錮。由於民主自由得來不易，當然會有立委認為延長羈押必須謹慎為之，特別是程序上的周延，未必都要簡單化為黨內派系之爭。是非曲直，仍然有待司法釐清，沒有必要落井下石。坦誠而言，民主國家對於利益團體遊說、以及政治獻金的收受，一直很難有效規範。有些財團財力雄厚、旗下子公司眾多，選前政治現金如通通有獎，甚至於是統一透過中央頭人發放，完全合法、莫可奈何。 就常理而言，民意代表不拿錢辦事是天經地義，而拿錢辦事則是賄賂；至於拿錢不辦事的人，沒有道義就沒有下回，卻因為缺乏對價關係可以平安無事。當然，更多的是既不拿錢、也不辦事者，免得傷神：有些可能是太懶而不辦事，所以不用錢；有些人則是獲得層峰青睞、或聽從派系安排，穩穩當當，尤其是不分區立委，當然不用費心張羅打選戰的子彈。最高招的是部會的挹注，公然透過國庫綁樁，不用擔心法律問題，那是執政的好處。
*《台灣時報》社論2020/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