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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6年前往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念博士班，主攻（major）國際關係、副修（minor）比較政治，前者的兩個專長（specialty）分別是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及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後者的專長是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我在1991年返台任教於淡江大學、直到2008年前來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除了基礎課程，譬如政治學、國際關係、公共政策，不管教學、研究、還是服務，大體上是聚焦於族群政治。 學術專長的選擇，當然是考慮到國家的需要。由於台灣在國際社會妾身未明，希望能瞭解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特別是美國、中國、及蘇聯，也就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主觀意願外，更應該洞察強權如何決策。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對外經貿，因此，除了內部的合理分配，更需要知道世界經貿體系的運作，尤其是認清究竟全球化是契機、還是挑戰。最後，由於台灣是多元族群國家，如果不能建構平等的族群關係，即使終究解決中國問題，內部依然治絲益棼。 回到台灣，原住民族、及客家族群運動方興未艾，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權利保障，我剛好可以嘗試將課堂上的知識學以致用，尤其是民主化的西班牙、及南非。由於回國前在海外的留學生刊物《台灣學生》寫了一篇〈客家人當然是台灣人〉，以回應客家作家黃娟的〈客家人也是台灣人〉，回國後轉投於《客家雜誌》，從此認識客家運動的前輩徐正光、及梁榮茂老師，更與年輕熱情的楊長鎮成為莫逆之交。事實上，我在客委會籌備之際就是諮詢委員，那種信任是無上的光榮。 有關於原住民族政策的參與，主要是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我獲邀撰寫世界各國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潮流，從此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別是引介美國、澳洲、紐西蘭、及加拿大的作法。事實上，我不只是從事相關研究，也介紹原住民族菁英給前衛岀版社林文欽社長岀版專書；後來，我出任國家展望基金會董事長，也做同樣的努力。陳水扁連任總統後倡議制訂台灣新憲，允諾未來會有原住民族專章，我有幸跟一群朋友庖丁解牛，每兩個禮拜在當時位於中油大樓的原民會，針對所有可能課題攻堅，實錄厚厚的一本，迄今還是努力的標竿。 事實上，在李登輝總統時代，阿美族立委每兩週召集學者討論原住民族發展，會後在青島東路阿拉比卡咖啡廳餐敘，這就是2005年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前身。阿扁選上總統後因為國務機要費纏身，我跟幾位學者在報紙寫文章，他後來邀我到總統府喝咖啡，問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忙？我想了一下，馬上浮現阿拉丁神燈的故事，請總統看是否可以幫忙完成三個願望；原住民族的自治法、客語列為國家語言、以及外省族群的反歧視法。 阿扁總統言而有信，真的交代相關部會去推動，可惜，因為朝小野大罔然。在2008年謝長廷代表民進黨選總統，前原民會主委邀我參與原住民族政策白皮書撰寫，與有榮焉。蘇貞昌在2012年出任民進黨主席，透過林萬億邀請擔任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族群組召集人，當仁不讓。小英在2014年回鍋黨魁，又是林萬億擔任魯仲連，盛情難卸。 2016年大選，原住民族九大項政見，是由我當面跟她敲定。選後，她決定在8月1日原住民日道歉，派姚人多跟我商量，沒有想到，最後竟然簡化為八點，急功近利、欺世盜名。過完年，竟然又通過傳統領域劃設辦法，食言而肥、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說國民黨是真小人，民進黨就是偽君子。 結論是，無怨無悔。要是我被欺負，一定會有原住民族、客家兄弟姊妹幫我出氣。要把我打為國民黨、共產黨、或是民進黨的御用學者，業配很可憐，至少也要上Google搜尋一下。
*《民報》2019/09/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