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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被爆料跟企業大老闆在飯店會面，平面媒體使用聳動的標題「密會財團」，彷彿犯了滔天大罪。藍綠議員抨擊他的「公開透明」原則破功，要求說明是否尋求明年大選的協助，而民進黨議員王世堅甚至於怒轟，「晚上募鈔票、白天騙選票」。柯文哲則慢條斯理地表示，大老闆們有固定的聚會、輪流作東請客，剛好有人說「我這次請市長來」，就是這麼簡單，他是以朋友的身分前往、而不是以民眾黨主席或市長身分出席。 政治與經濟是社會運作的兩大基本機制，由於政治決定經濟政策的制訂，經濟勢力當然會想要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也因為如此密切的關係，早期西方學術的範疇並沒有政治學、經濟學的畛域。不管民主、還是威權體制國家，利益團體多半會想要左右跟自己成員相關的政策，特別是在立法、或是修法的過程中向國會議員展開綿密的遊說。當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平日能建立接觸的管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在關鍵時刻才有可能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企業與政界的關係，除了親戚、朋友、同學、校友、或是同鄉，最常見的就是理念。由黨外到民進黨，由於不像國民黨有黨產，除了熱情選民的慷慨解囊捐输，基本財源是找立場相近的人出錢出力，包括提供地點、認領助理、或固定奉獻。當下，最便捷的方式是向企業界募款。陳水扁政府上台後，為了掃除所謂「反商情結」的污名，開始積極與企業界交往接觸；劉姥姥進入大觀園，難免讓一些投機者趁虛而入，如果不能直達天聽，至少也要想盡辦法打進後宮。 事實上，在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募款能力代表社會的公信力。以美國的總統大選來看，當民主黨、及共和黨的候選人出爐後，除了民調，支持度的有效之標之一是募款的額度，《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甚至於會公布兩人的拉鋸戰。台灣或許受到傳統中國教育的影響，特別是《孟子》（見梁惠王）中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對於利益團體退避三舍。其實，比較積極的作法應該是因勢利導，想辦法規範政治獻金、以及遊說之道。 工商團體邀請政治人物餐會演講，通常是想要瞭解其國政大要立場，尤其是經濟發展的方向；唸完稿子之後，要是拒絕即時的提問、要求事先提供問題，或是回答支支吾吾、必須看稿，甚至於指定隨行顧問代答，表示當國家領導人的準備功夫還不夠，當然會被視為草包。事實上，不管是美國商會、美台商會、或是歐台商會等團體，除了平日可能會邀請縣市、或是部會首長演講，大選前也會找候選人跟成員餐敘，即使是門關起來，未必就是「密會」。 話又說回來，即使是合法的政治獻金未必就代表合情合理。環保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在前年底公布四十四名「水泥業好朋友」立委名單，其中有陳明文、孔文吉、邱志偉、及蕭美琴四人，是審查《礦業法》修法的經濟委員會成員，藍綠政黨。之所以有資格稱為財團，原本就是家大業大、盤根錯節，獻金是否轉來轉去、統籌發包，外人無從得知。立委雖然喊冤，《礦業法》修法嚴重卡關，即使說得再好聽，難免啟人疑竇，不知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居心何在。
*《台灣時報》社論，2019/0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