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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必須面對傳承的課題，即使是以政治理念結合的團體。當我在1980年代中期加入台灣獨立聯盟之際，它已經完成跨洲的合併、並走出刺蔣（1970）的紛擾，蓄勢待發。這時候，由於黨外人士成立民進黨（1986），加上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班（1988），年輕盟員躍躍欲試、主張遷盟回台打拼，特別是在1984年接任聯盟美國本部主席的少年英雄郭倍宏。 在刑法一百條廢除後（1992），黑名單翻牆回國入獄的郭倍宏、李應元、及張燦鍙同時獲釋，後者眾望所歸被推為主席。或許因為實踐的路線與世代交替相互強化，同志之間難免有些齟齬；可惜，終究聯盟未能順利完成內部整合，美國學成回來的盟員絕大多數沒有報到，一堆博士以專業加入台灣教授協會。當時，由於學生盟員的負責人因護照問題一時不能返台，暫時由我協調。 我的碩、博士是在美國中西部念的，不知道早先在紐約、或加州是否有發生過怎麼樣的競爭。在1990年初期，幾位有盟員身分民進黨立委合組台灣國會辦公室、推動台灣新憲，尚未現身的我擔任李憲榮（加拿大回來）主任的副手。不過，自我期許工作是說服歸國的台灣學生社少年盟員回來報到，有好一陣子，都是由牽手下廚。苦口婆心，可惜，難免有人質疑是否被張燦鍙摸頭。 留日的盟員遷台稍晚一點，黃昭堂在1995年接主席，應該是在何康美（比利時回來）的建議下，我被任命為發言人。我力主應該找台南市長選舉失利的郭倍宏回來作伙打拼，黃主席說，那就看你的本事。那時還沒有高鐵，跑了一趟南部，暗夜，郭倍宏還是相當熱情。不過，他那時候講了一句話相當耐人尋味，「為何你自己不出來？」迄今，我依然不知道那是無奈、鼓勵、還是調侃？ 黃昭堂主席日本作風，有點像是留日的祖父，講話真真假假、高深莫測。有一回，他跟大家抱怨，你們年輕人都不想承擔聯盟的責任，讓我覺得相當羞愧。會後跟牽手商量，既然主席對我們有期待，是否就辭去教職？夫婦同心，可惜同志未必。還記得是在青島西路YWCA地下室，黃主席提名我跟他陪選；更奇怪的是，被老少輪番洗面一番，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日本式的磨練？ 黃主席連任有驚無險，或許為了安撫美洲回來的中委，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我被任命為秘書長。只不過，很多事情事先沒有討論、事後沒有知會，有點就地看管的感覺，還好，當兵學到「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哲學。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回受命跟副主席黃爾璇研究聯盟組織調整，開了三個月的會、提了甲乙兩案供選擇，最後是維持不變；百思不解，他的回答是「我是主席！」 其實，真正能讓我掉眼淚的，不是民進黨、而是台獨聯盟。小孩子再怎麼努力，都不能獲得父母的信任，情何以堪？進入千禧年，除非有講英語的外國人訪問聯盟，很少會有用到我的機會。既是留美的、又是少年的，疼袂落心。有一回在上園樓吃火鍋，一桌人酒酣耳熱後逼問，年輕氣盛回答不喜歡ass hole，翻譯起來大逆不道，距離當然是越來越遠；受邀到後山，未嘗不是選擇自我放逐。 在2011年暑假，吾友陳茂雄好意來傳話，說黃主席念念有詞沒有人要承擔重擔，你們跟張燦鍙既然可以幫前總統李登輝的忙，為什麼不回來？對我來說，不可能犯同樣的錯兩次，只能敬謝不敏。張燦鍙很嚴肅地回答，必須要衡量自己募款能力再說；回有多久，他就接到黃昭堂的電話、說要作到死為止，等鼻子開刀完再當面解釋。沒有想到，一個簡單的小手術竟然可以要人命。
*《民報》2019/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