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根據報導，花蓮地檢署一名檢察官不滿就讀幼兒園的女兒被集體霸凌，竟然率領兩名刑警前往興師問罪，當場跟小孩子嗆聲「怎麼樣，妳很偉大啊，妳帶著全班同學欺負她」，害小朋友嚇到便溺。這名檢察官事後還再度帶兩位警察前往幼兒園強索監視畫面，威脅園長說「今天是客氣，去向法院聲請一樣可以拿到」、「消息曝光不見得對你們比較好」。檢接獲過檢舉，依妨礙自由、以及恐嚇罪加以起訴，另外，花檢也召開檢察官職務評定審議會，送請個案評鑑。 這項消息傳來引起社會的公憤，主要是因為檢察官濫權公報私仇，還帶著警察前往助陣，跟社會兄弟沒有兩樣，前者仗恃公權力、後者訴諸暴力，都讓升斗小民心存恐懼。最大的差別在於黑道通常只敢在陰暗處圍事，不太敢明目張膽魚肉鄉民，相對之下，白道拿著國家賦予的尚方寶劍胡亂飛舞，儼然就是穿西裝的流氓、或有牌照的地痞，既荒唐、又囂張。一般人接到存證信函都多半會惶恐不安，更不用說檢警上門嚴厲斥責，當然會心驚膽顫。 除了官府欺負老百姓的惡行，最令人反感是大人欺負小孩，連在園裡的老師都大哭，委實勝之不武。我們知道，小孩子吵吵鬧鬧，司空見慣，大人不應該一般見識；作父母的如果逕自到校園討公道、或是去門口堵學生，那才是如假包換的霸凌，實在是很沒有品。不管有沒有集體排擠的行為，健康的處理方式是跟老師、或是園方溝通，讓小孩子知道這樣的作法是錯的、或傷害到同學，否則，冤冤相報、以暴制暴，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校園在多年來有息事寧人的潛規則，往往鄉愿地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未能站在教育的立場排解紛爭、調和鼎鼐。一般的作法是希望出事的學生知所進退，最壞的情況就是受害者黯然離去，再不然就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後走人。基本上，這是鴕鳥般的因循怠惰，規避教育的責任。有些校長與老師甚至於會跟家長說，出了校門就沒我們的事，也是忘了我是誰。興風作浪當然是不對，然而，要是見怪不怪，不免醞釀更大的衝突。 我們也對警界的抱屈的態度不以為然。根據報導，兩位警員平日工作認真、績效又佳，只因與檢察官有私交，當日又是休假，所以才會答應陪同前往。同仁的說法是，檢察官指揮辦案，基層警員於公私很難拒絕，更何況，績效評定操在人家手裡，小警員哪敢不從？問題是，所有公家單位都有上下科層，權力關係應該是公私分明，不容公器私用。在過去威權時代，長官把下屬當作家裡的佣人，時有所聞，現在進入民主時代，怎麼還會有如此封建的作為？ 其實，我們目前已經有『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究竟是規範不足、還是檢察官便宜行事，還有勞立法委員費心修法、或是監察委員從事調查。我們迄今看到媒體的分析，多半歸咎該名檢察官的個性衝動、因此辦案有時會暴走。一個制度如果會因為個案而出問題，表示規定只是參考用的，端賴執法的人是否願意守法，那就沒有正義可言。要是司法警察對於檢察官不合理的要求敢怒不敢言，除了政治文化有待提升，癥結應該是法規過於窳陋，只有指揮調度、沒有防弊機制。
*《台灣時報》社論
2018/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