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美國念政治學碩、博士的時候，有很多來自韓國的同學，他們的民族性比較強，難免會揶揄，為什麼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韓國人堅持獨立，台灣人卻只要求自治？有人尷尬地回答，癥結是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殺害很多台灣人菁英、造成寒蟬效應，也有人答道，是因為梁啟超告訴林獻堂，祖國目前積弱、無力幫助台灣人，所以暫且仿效愛爾蘭人追求自治就好。 當時的台派留學生當中，雖然有志一同反對國民黨政權，然而，究竟獨立與民主的關係為何，有兩種看法：有人主張講民主就好，沒有必要談獨立，也有人認為如果沒有獨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回到台灣後，在台灣教授協會內部，同樣的爭辯還是出現，也就是所謂土獨與洋獨的路線之爭，當然，背後又有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遷台是否會威脅到民進黨發展的現實。 其實，民主與獨立並非相互排斥、也沒有優先順序。我們相信，在被他人統治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唯有在自己的國家，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捍衛彼此的集體福祉。換句話說，儘管有不少獨立國家尚未民主化，不過，獨立是實踐民主的必要條件。這樣的信念，源自於十八世紀下半葉，鼓舞了美國人脫離英國獨立，也就是民族主義；兩百多年來，民族自決的目標就是獨立建國。 自治是一種緩兵之際，帝國主義抵擋不住自決獨立的潮流，循循善誘殖民地能先接受自治的安排，等到有起碼的條件、時機成熟以後，再賦予獨立的地位。這是一種父權恩寵的作法，金雞母不能放手，要想辦法在政治、經濟、文化、或軍事層面加以羈絆羈縻，再不成，至少也要在心理上製造倚賴。對於被殖民者而言，自治頂多是一種且戰且走的權宜，並非因此放棄獨立的企盼。 就國際法的原則來看，尤其是兩公約在第一條第一款所揭櫫的「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前提是這群人是否在主觀上相信彼此福或與共、並企盼有自己的國家，如此才有資格作為民族、才有權利要求履行自決，否則就只能看人臉色、高唱民主自治。當然，並不是所有人一開頭就會要求獨立，通常是不少人體會到被集體支配，特別是菁英要求當家作主，民族意識經過啟蒙才會結晶。 我們到目前所討論的是獨立建國在政治道德上的可欲性、及必要性，而國際規約也提供了充分的正當性。有些人不免質疑，究竟自己是否有獨立的能力、及支配者是否允許自主，也就是可行性、及可能性如何，那是妄自菲薄。天助自助，假使本身沒有意願，不要說國際社會不可能伸出援手，甚至於會嗤之以鼻，畢竟，那是別人家務事、頂多只能做人道關懷，除非屠殺滅族。 台灣人在戰後沒有要求民族自決，那是囿於漢人血統、及華人文化。香港過去雖然有法治，畢竟是殖民統治；一九九七「回歸祖國」後，終於體會仰人鼻息的滋味。中國稱呼東土耳其斯坦為「新疆」，當然不是固有領土；當年乾隆皇帝在北疆屠殺五十萬左右準格爾族人，西方稱為「滅種」，中國用「平定」。當下維吾爾族在自己的原鄉淪為少數，重兵看管，比當年列強割據的中國還悲慘。 日前在台聯的募款餐會見到港獨、及疆獨的領導者，作為兄弟，相互扶持是應該的。
*《台灣時報》 2018/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