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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二十年，我每年在過舊曆年前後，也就是寒假的時候後，會忙著岀版一本自己的著作。一些朋友會客氣地以著作等身勉勵，我則循例回答這是量產，意思是濫竽充數。當然，就實務而言，這幾乎已經是成為習慣性的責任，因為必須為大家一起創立的「台灣國際研究學會」募款，跟親戚、好友、以及同學開口，雙手空空的，總是覺得相當靦腆，寄一本書過去，算是遲來的聖誕卡、或是賀年卡。話又說回來，背後有其難以啟口的經驗。 好多年前，還在淡江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回在某立委在青島東路的研究室，籌備一場學術研討會，客人進進出出，難免要寒暄一番。沒有想到一位不算熟的人很直白地問我：「施教授，你當副教授那麼久了，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升到正教授？是不是學術研究不認真？」當下聽到這樣的質問相當羞愧！學術界的升等跟聘任、研究計畫、及榮譽獎項一樣，除了本身的努力、及專業的肯定，還有許多不是本身能決定的因素，不要說外人不知道、連本身也很可能永遠不清楚。 自認為還是相當認真的米蟲，在教學、研究、以及服務的三大要求下，上課戰戰兢兢、社會服務全力以赴，從事研究則有點是看天田，如果人家不認識你，學術研討會不會找你來共襄盛舉。我不是國內政治學科班出身，還好，每年有國際關係的年會可以投稿、加上兩年一次的國際和平研究年會，不過，畢竟是英文寫的論文，沒有國內的市場。還好，另一個途徑是主動幫人家規劃研討會，自己也可以順便寫論文，一兼兩顧、摸蛤仔兼洗褲，有點像是策展人也下海。 話又說回來，也不是說你有一些學術上的業績就可以升等，人家擺明，必須認為有資格了就會告訴你。當時年輕氣盛、偏偏就是不信邪，申請案當然被打回票，更慘的是，要吊死你還要自己編繩子，相當悲慘。我當然只好更加努力，即使私立學校的老師未必拿得到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前身）的計畫，每年可以透過書來獲得甲等獎，一方面自我鞭策，另一方面是想要表達，儘管是學術界跑單幫的，落單戶也有翻身的一天，也就是所謂「Every dog has its day」。 話又說回來，當年之所以能升等，也是經過人家提點是時候了。由於意興闌珊，就交給助理去處理，連申請表的簽名都是用蓋章的。日後到東華大學擔任院長，除了行政會議，我只願意參加教評會升等審查，至少可以在校級幫同仁捍衛，畢竟外部的專業審查被干擾應該降到最低的程度。在三年主管任內，升一名正教授、八名副教授､一名助理教授，有盡到責任。 當然，做人還是要謙卑一點，所以自詡有好幾個學術論文的收納桶，包括內政、外交、以及族群，近十多年則加上原住民族，哪一個湊足8-10篇就可以裝箱（岀版）、收納桶等著再放新裝。感謝牽手的體諒，每年可以動用年終獎金，去岀版好像不會暢銷的書。回頭來時路，學術界就是社會的縮影，各種無形的力量相互糾結，特別是威權時代留下來的結構性遺緒。 由於我的安全記錄不好，能偷溜回國是祖上有德，更不用說能混進大學。也因此，所有的處罰都落在內人身上。還記得有回她的主管問道，「聽說你先生是什麼教授會的」？她很勇敢地回了一句：請問，翁婿（丈夫）參加台灣教授學會，究竟佔了升等多少百分比？儘管如此，這些都是陳年往事，只要年輕學者不會再有同樣的事，就過了吧！
*《民報》 2018/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