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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經過遴選委員會推選為台灣大學校長，不過，因為被控利益衝突、以及抄襲，迄今不能獲得教育部的同意上任。有關於未能主動揭露兼任民間企業獨立董事，牽涉到個人的integrity（誠實、正直），恐怕很難使用行政程序來釐清。至於師生的研討會論文未能引用徒孫的學位論文，一些人以論文出爐的先後來加以撻伐，另一批人則以尚未正式在學術期刊發表而曲意護航，都有失偏頗。癥結在於論文的共同掛名，其實是有一定的行規。 在學術界裡，研究如果由一個人以上共同進行，在論文對外公開之際，不管是工作報告、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專書專章、或其他形式，勢必要考慮如何掛名。在自然科學，研究計畫往往由多人合作，除了專長上的分工，如果還必須經過統計分析，當然必須給適當的功勞（credit）；特別是必須做實驗的研究，不只是實際動手的人，提供資料的人也有起碼的功勞。在自然科學領域，年輕學者往往要用資深教授的實驗室，掛名是一種感謝的方式。 除了經濟、或是管理，人文社會科學多半不用實驗或統計，通常是單兵作戰，頂多是集體計畫的一部分，因此比較沒有掛名的問題。如果有多位作者共同掛名，尤其是跨國研究，族繁不及備載，總不能依據筆畫、或是英文字母來排序，就必須花點腦筋。一般而言是依據貢獻的多寡排序，問題在於研究貢獻的標準何在，要看團隊領導者決定如何論功行賞，有些人比較慷慨，當然也有不太願意分享，如果是涉及到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重大發現，當然是要斤斤計較。 知識生產牽涉研究經費的多寡，因此，難免有大包商、中盤、承包、以及苦力的差別。最上層的是工作是國家年度研究補助的競爭，款項往往每年百億以上，看的不是專業能力而已，還要比政治實力，這種師公級的當然要掛前面，特別是中研院的院士、或是大學校長。研究單位的底薪低、薪水靠公家委託的計畫來養，沒有掛名就沒有分紅，難免讓人有官大就學問大的錯覺。其他的人不管勞心、還是勞力，就是論功行賞，而比較會計較的是第一作者、及負責聯絡的通訊作者。 誠然，有事、弟子服其勞，然而，最會出問題的通常是師生之間的功勞如何拆帳。如果從文獻回顧、概念架構、理論假說、模型建構、到實證分析都是老師主導，學生只不過是跑電腦、做統計、或是複製，指導教授掛前面是合理的；相對地，如果老師放牛吃草、原始的點子是學生的，要是連首頁註腳感謝苦勞都沒有，那才會讓人吐血。一般而言，為了順利投稿，一開頭是母雞帶小雞；等到學生可以獨立自主、甚至於壯大，小雞帶母雞，未嘗不是有人情味的作法。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祖孫三代的研究，到底是誰的貢獻較多，掛名是否公平，團隊的人心知肚明。坦誠而言，不要說感恩圖報，徒子徒孫如果還要在學術圈子混，碰到惡霸行的指導教授，多半是忍氣吞聲。話又說回來，如果只是以論文發表的先後決定誰是原創者，那是患了邏輯上的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謬誤，畢竟不同形式的論文呈現有不同的時程；現在不少研究所口試之前要求先有期刊論文，而博士論文更有所謂「三論」（three essays）方式。 總之，管中閔師生如果大方一點、把徒孫列為共同作者，就不會騎虎難下了。
*《民報》 2018/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