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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日前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文化部長鄭麗君接受質詢時表示，「還原歷史不是處理功過並陳的問題」。即使不用訴諸「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我們應該都知道，歷史事件只有一個，詮釋卻是多元的；換句話說，相較於黨國體制下的歷史教育是一種洗腦工作，民主化後的歷史應該可以包容不同的觀點、甚至於異端，不應該依然定於一尊。 政治人物有功有過，隱惡揚善當然是錯的，然而，隱善揚惡也是高度選擇的作法。誠然，轉型正義只是要處理過去的不公不義，而不是要進行歷史定位，因此，文化部與教育部儘可互踢皮球。只不過，如果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是社會和解，在著手對於受害者的平反之際，如何釐清元兇、加害者、利用者、受益者、以及旁觀者的責任，卻又能讓人覺得不是清算，那是智慧。 詩人余光中日前去世，蔡英文總統特別表示哀悼，指出「余光中老師對台灣現代文學的發展有其重要影響，不只他的詩文廣為人知，他精心翻譯的外國作品，如梵谷傳，也啟蒙了許多文藝青年。」余光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右手寫詩，左手寫文」，關鍵在於他的左手，在鄉土文學要崛起的1970年代，他除了擔任反共的先鋒、還是文化爪耙子，特別是羅織小說家陳映真。 在那個時代，拉丁美洲國家多半淪為軍事統治，尤其是阿根廷、以及智利。智利社會黨的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因右派蚌鷸之爭上台，不到三年就死於美國中央情報局所主導的政變。早先，拉丁美洲學者在1960年代就提出「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嘗試解釋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會盛極而衰，理由是政客及買辦與外資結合成「三角同盟」（triple alliance），甘心矮化為人家的邊陲。 具體而言，即使智利首都聖地牙哥、或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歌舞昇平，卻擺脫不了國家經濟在世界體系中被剝奪的事實，當然不能有合理的發展。這些理論運用到台灣，稱為「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也就是台灣剛好搭上這班戰後歐美發動的發展列車，慶幸即使經濟倚賴別人、至少也順便帶動發展；在這樣的脈絡下，日本的殖民統治被認為是良性的帝國主義。 陳映真應該是讀到Raúl Prebisch、Immanuel Wallerstein、Paul Baran、Andre Gunder Frank、或是Theotonio Dos Santos的理論，寫了一點東西，因此得罪當道及後台的大老闆。我在1980年代到美國唸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必須念這些。當時，台灣的留學生博士論文喜歡寫台灣的經濟奇蹟，強調「強國」（strong state）領導的角色；相較之下，後來的台派學生多半寫政治民主化。 我到台北念大學的時候，剛好遇到風雲際會，在大學口買了不少黨外雜誌跟書籍，讀了《仙人掌雜誌》（1977）的 「鄉土文學論戰」，對於余光中所祭出的血滴子〈狼來了〉印象深刻。後來修歷史系年輕講師胡平生的課，以〈從「鄉土文學」談起〉當學期報告；老師疼愛學生、就是要我收回，另外寫什麼都好，後來就天馬行空交了一篇〈由「剛河暴風雨回憶」看剛果開國四要人〉充數。 不禁想到書寫《分裂的天空》（1963）的東德作家Christa Wolf，她描寫情人被柏林圍牆阻隔，一句「至少他們無法分裂天空」感動多少人，沒想到後來被揭露竟然當過國秘密警察的線民，相當難堪。我不知道於光中右手寫詩的文學地位，然而，他的右手充當文化打手，令人不齒。如果依照文化部長的說法，轉型正義應該是隱善揚惡，總統卻是反其道而行隱惡揚善，為何如此媚俗，令人不解。
*《民報》 2017/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