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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美國的兩大安全保障的途徑是軍事同盟、及集體安全，前者透過雙邊、或是多邊條約，後者則是透過聯合國的安理會，因此，中立並不是最為偏好的選項，然而，也非完全排斥。譬如對於戰後的日本，麥克阿瑟曾經建議由美國出面擔保非武裝中立，倡議建立「亞洲的瑞士」，而國務院也同意。同樣地，在菲律賓獨立之前，兩度擔任自治領總統的奎松拜託麥克阿瑟轉達羅斯福總統，由美國與日本共同保障菲律賓的中立。 如果說軍事同盟是明確的承諾，集體安全機制則比較含混，而中立未嘗不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種選擇。美國在參與奧地利的中立後，原先打算號召高棉、緬甸、及馬來亞與寮國共組中立國家聯盟，在中南半島成立緩衝帶、以遏止共產黨的骨牌。在簽署寮國中立協定後，美國也曾經考慮以中立來解決越南的問題，可惜，接任甘乃迪的詹森過於好戰，國務院對於東南亞的政局又相當生疏，中立之議終於胎死腹中、越戰像滾雪球不斷擴大，終究讓美國遭遇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敗。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如果在現實上不能結為盟邦、或是有限的結盟，不管是出於務實的考量（對美國有什麼好處）、或是出於人道主義（理解中立國的處境），只要不是親共的中立衛星國家就好，絕對的中立是可以接受的，而親美的局部中立更好（圖）。總之，美國在冷戰期間已經歸納出一個理性的假設：一個穩定的非共中立國家可以有效遏止共產主義的擴張，而且至少可以當作緩衝，遠比那些不孚民望、內政不穩的忠誠盟邦還要好多了。
由於台灣不像瑞士、或是瑞典，沒有中立的傳統，比較像是奧地利、或是芬蘭，是在不得以之下考慮中立，也就是權宜的選擇。由於台灣在戰後與美國關係密切，尤其是在韓戰爆發之後，因此，儘管美國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而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與台灣還是有某種程度的準同盟關係。只不過，美國在冷戰結束後顧盼自雄，並未承擔獨霸的大哥角色，對台灣視而不見；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內憂外患，民主化的台灣開始要求較多的自主性，對美國不再言聽計從，老大哥不免視為多餘的麻煩製造者，甚至於惡言相向。 面對美國的頤指氣使，台灣不可能期待美國當作對等的主權國家，在這同時，中國對台灣的事威脅、及外交孤立日益增強，中、美共管台灣的作法若無似有。既然美國對台灣不可能改善對台灣的關係、結為絕對的同盟，台灣思考跟美、中保持等距離，也就是跟美國進行某種程度的疏遠，那是合理的而無可奈何的抉擇，畢竟，台灣不能淪為兩國討價還價的籌碼。美國應該理解，台灣人嫌惡中國的長期文攻武嚇，中立只是降低中國敵意的暫時變通，絕對不會投向中國。總而言之，既然台灣的中立不會是親中國的附庸（芬蘭）、而是親美國的朋友（瑞士、奧地利），頂多是絕對的中立（瑞典），美國不妨把這當作是穩定台灣海峽的一種可能戰略安排，至少暫且不用反對，聽其言、觀其行，再看是否默許、或接受。 就現實主義而言，台灣採取的是武裝中立，因此，台灣承擔更多的國防負擔，可以讓美國釋出更多的心力在東北亞、以及東南亞。就自由主義而言，台灣人願意掌握自己的命運，美國也應該展現尊重民族自決的決心。就建構主義的觀點，台灣人一向逆來順受，雖然嚮往有自己的國家，卻是有夢不敢追求。沒有錯，中立的關鍵是強權是否首肯，只不過，前提是當事人是否有堅強的意志力。 一些失敗主義者頹廢喪志，老是質疑美國、或是中國哪有可能接受，卻不去用心美國在何種情況下會接受、甚至於主動促成。另一些人拘泥「先有國家、才有中立」，彷彿只能先吃飯、再喝湯，認定只有法理獨立以後才能談中立，那是昧於事實，畢竟，中立也有可能是獲致法理獨立的定心丸，豈有連想都不敢想的道理？要是有夢卻不敢實踐，令人納悶。
*《民報》 2017/09/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