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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人來說，歷史記憶或許是帶有撫慰作用的往日情懷；然而，對於不少人而言，過去也有可能是不堪回首的，特別是歷史上的不公不義、及相關的歷史責任，因此難免讓人有沈痛的陰影而卻步。事實上，不論是歷史的再現、或是真相的重建，往往左右著我們要如何從事集體記憶、或公共記憶的建構，尤其是要如何透過修補歷史過錯來共同達成良心的救贖，才有可能完成集體認同的重建。 問題是，歷史記憶或故事往往百家爭鳴、甚至於相互爭辯，尤其是當群體之間在過去有重大歷史傷痛，不止雙方的群眾跟菁英在認知上南轅北轍，連專業的歷史學者都有可能相互對峙，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記憶左右著各自族群認同、或民族認同的形塑、還會強化彼此之間的鴻溝。因此，如果說民族就是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那麼，歷史和解則是民族塑造工程所不能規避的關鍵。 就轉型正義的過程來看，沒有起碼的真相就不可能有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解可言；然而，有真相未必就能確保和解，還要看加害者在象徵上的道歉、以及正義是否能實質上獲得伸張；終究，唯有正義伸張，才能談受害者是否願意原諒的可能。Elazar Barkan在《民族的罪過》（The Guilty of Nations）中告訴我們，真相經過調查與公布後，接下來的道歉不止意味著承認錯誤，也表示願意接受責任；換句話說，道歉只是化解彼此爭執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必須釐清責任，才有辦法進一步協商歸還、或是賠償。總之，由於過去的不公不義導致當下的劣勢，所以要進行彌補、甚至於著手重分配，以修復彼此的關係。 蔡英文總統大選政見有九大項，去年的道歉只選擇性提到三項，包括程序性的「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以及平埔族群的身分與權利，避談自決權、以及自治權。至於土地權，反而因為半路跑出來的『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排除百萬公頃私有地，導致原住民極力反彈，從2月23日露宿凱達格蘭大道迄今。而原轉會更是流於形式，既然沒有調查權，就不可能有結果。關鍵在於政府的無知又傲慢，認定轉型正義只要處理國民黨的黨產，堅持排除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認為只要道歉就好。總之：把政見偷天換日為道歉，是欺騙社會；把權利矮化為開會報告，那是恬不知恥；將媒體版面誇大為政績努力，那是自我欺騙（見表）。
美國小說家福克納說：「往事從來不會逝去、甚至於不會過去」。不管是惡意的真相扭曲、還是善意的選擇性失憶，那是形同自我思想檢查與良心封鎖；如果要走出心靈的禁錮，就必須勇敢地拒絕歷史的消音、或是記憶的塵封，也就是要進行真相的調查、以及公布，刻意的淡化於事無補。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者布洛克說：「歷史不是像在做手錶、或櫃子，而是努力去做更好的理解」。一些歷史學者的記憶只限於戰後、知識僅限於本島，甚至於搶著幫當權者擦脂抹粉，連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也要加以殖民，不配當知識份子。
*《民報》 2017/08/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