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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0-70年代之間，澳洲總共有十萬名原住民族孩童被迫就讀住宿學校，他們不止面對肢體、心裡的霸淩，甚至於還遭到性侵害，給原住民族社會帶來嚴重的傷害；澳洲政府從1990年代展開新的原住民族政策，在1991年成立「原住民族和解委員會」，致力和解。在1999年，澳洲總理John Howard卻在國會表示：澳洲人知道過去發生過不對的事情，只不過，絕大多數的當代人自己、或是父母並未做壞事，如果要他們對於這些負責、或是覺得丟臉，這是不合理與不公平的處罰。就修復正義而言，這裡牽涉到跨世代責任的課題。 從法律責任的觀點來看，由於刑法上的規定是死亡不起訴、而民法上「父債子還」的傳統被認為已經是落伍了，轉型正義不免要面對一般人的直覺性質疑：當代的人們為何要為前人在過去所犯的錯負責？也就是說，加害者的後裔必須對受害者的後裔負責嗎，譬如白人之於黑人、或是漢人之於原住民族是否有所虧欠？那麼，加害者責任的追訴期限是否限定必須同一個世代？如果不是，究竟是可以往前推多少世代？至於後來的新移民，是否就不用管那些歷史的不公不義？這些由支配者、或是加害者所建立的國家，是否應該出面伸張歷史正義？難道殖民政權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具體而言，日本政府把原住民族的土地強制收歸「官有林野」、中華民國政府順手接收為「國有林地」，難道政權轉移就可以一切歸零、船過水無痕？ 澳洲政治哲學家Duncan Ivison歸納了四種反對以跨世代責任從事修復式正義的說法；（一）當代的人本身並未（或是沒有機會）同意當年的不義之舉，為何要承擔那些歷史責任？（二）各種政治組合（民族、或國家）、或是文化團體（族群）在歷史上來來去去，特別是國家，我們往往沒有選擇的餘地，而且人也未必有好處，究竟要負什麼責任？（三）受害者即使過去遭受不公不義，他們的後裔現在未必處於劣勢，有什麼道理要加以補償？以及（四）不要對過去計較那麼多，大家何不一起以公民的身份往前看，乾脆直接展開分配正義就好？ 針對上述不服氣的論點，Ivison提出兩種集體責任的觀點來曉以大義：首先，受害者後裔當下的劣勢往往是因為長期的歷史不公不義所造成的，因此，修復正義的用意是動員社會大眾勇於承擔改造的責任，換句話說，記憶是用來對抗目前的不公不義，而歷史的意義可以說在於「記憶的政治」。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族群、民族、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建構與維持是無法與過去切割的，因此，個人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有責任承擔過去與現在、有義務接受榮耀與羞愧；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繼承前人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必須承擔先民遺留的責任。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同樣地以集體責任的途徑來看補救的責任，主張個人作為政治共同體的一員，必須繼承前人的責任。只不過他認為儘管國家是替民族行事的工具，兩者往往並不等同或重疊，因此強調的是民族的責任（national responsibility）、而非國家責任（state responsibility），理由如下：首先，如果受害者雖然是國家的成員、卻非自己心甘情願被納入，為什麼自己也要與在國家背後主宰的民族共同承擔責任；再來，即使國家已經不復存在（譬如納粹德國），受害者（猶太人）仍然可以要求民族（日耳曼民族）負責；其次，有些從事暴行的民族尚未有自己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Miller將團體分為志同道合、以及聯手合作兩種：前者的成員即使只是束手旁觀、未必出手做壞事，卻因為彼此有共同的價值或認同，因而表達同情或消極的默許，因此必須負集體的道德責任；而後者則因為有共同的利益而結合，不管有沒有參與動手，只要能獲得好處，就必須為傷害的直接後果負責。前者可以算是幫兇，即使看起來只是若無其事的第三者，卻因為身份鼓勵自己的人做壞事；後者是實際上的受益者，儘管本身並未真正的出手、甚至於有可能公開反對不公不義的事，除非已經盡力阻止壞事發生。
*《民報》 2017/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