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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日前通過『國家人權博物館法草案』，將以威權統治時期人權為典藏重心。有學者認為應該關心所有台灣的人權問題，不該侷限於蔣介石父子時代；然而，也有學者主張「要談國家人權，必須是同個時代、同個統治權才能談」，「要求國家政府道歉賠償，這個國家政府要有延續性才有可能」，否則如何要求荷蘭等國道歉賠償？雖然我們沒有見到比較完整的論述，不過，大致上可以看出爭議在於轉型正義與道歉的時空正當性與可行性。那麼，究竟國際上是如何進行的？ 最具戲劇性的道歉是日耳曼國王亨利四世，據說他為了化解政教衝突，於1077年赤腳在雪地站了三天，懇求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原諒。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史上道歉最多的人，總共為天主教所犯的錯賠罪超過一百次，包括因為宗教審判而死的猶太人及婦女、死於十字軍的回教徒、以教會名義征服拉丁美洲、教友涉入非洲黑奴買賣、對於異端者的火刑、無視猶太人被納粹滅種、教士的性侵犯、以及惡名昭彰的原住民族寄宿學校。當然，最有名的受害者是天文學家伽利略。 戰後，西德總理布蘭德前往波蘭華沙參加猶太人罹難紀念會，跟大家一樣自動下跪、不說一語，他日後在回憶錄說，自己「承擔著幾百萬猶太人被謀殺的重擔」，充滿悔意；那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民主德國為何要道歉？此後，德國總統為了戰爭暴行先後向波蘭、捷克、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及希臘道歉，也花了幾十億賠償猶太人及事後才建國的以色列。在2004年，德國為了1904年在那密比亞（當時稱為西南非）的屠殺道歉，那時候，當地人起義反抗德國暴虐的殖民統治，指揮官下令剷除整個部落，保守估計有65,000名Herero人、及10,000名 Nama人被殺；試問，現在的德國政府為何要為一百年前的事道歉？ 在1840年代，愛爾蘭因為馬鈴薯飢荒有超過百萬人餓死，英國政府不聞不問，歷史學家認為近似於滅種；一直要到1997年，英國首相布雷爾才道歉。在1919年，駐紮在印度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市的英國軍隊向和平示威的群眾開槍，總共有千人死亡、千人受傷；在2013年，首相卡麥隆終於發表類似道歉的談話。相對之下，英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大量輸出印度的稻米，罔顧孟加拉的飢荒，據估計有百萬人活活餓死，迄今，英國尚未道歉；當時印度總督緊急要求倫敦紓困，邱吉爾老大不高興地說，「如果印度人真的沒有飯吃，為什麼甘地還有有死？」 進入二十一世紀，其他歐洲國家也在著手為殖民統治道歉，譬如荷蘭在2013年正式為了印尼獨立戰爭的軍事暴力道歉，特別是在1947年於西爪哇的一個村子殺了430名男孩跟青年人，而賠償的個案則還在進行中。在法國，除了在越南、馬達加斯加、及剛果，最具爭議性的殖民措施是在阿爾及利亞，特別是在1945年納粹投降那天，五千名Sétif的老百姓遊街慶祝，跟警方起衝突，蔓延至附近的村落，軍隊出動鎮壓，不分青紅皂白，據估有四萬五隕命。前總統歐蘭德口風相當緊，只願意承認法國佔領是不公平而殘暴；新任總統馬克宏在競選期間表示，法國應該為殖民時期所犯的「危害人類罪」道歉，拭目以待。 根據民進黨歷史學者的說法，談國家人權必須在「同個時代、同個統治權」，彷彿道歉、或轉型正義是有時間限制的，在政權轉移後就不能談，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時代不能談日本時代、清朝、鄭氏王朝、荷西時代的不公不義。同樣地，學者又告訴我們，國家政府要有延續性才能道歉賠償，似乎對於殖民政權不能怎麼樣，也就是船過水無痕。這樣的論斷，彷彿時間跟空間都是斷裂的，過了一段時間，積非成是，所有不對的事情都可以自動歸零、除罪，連要求赦免都不用了。 有名的轉型正義學者Elazar Barkan（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在2000年岀版了一本書《國家的罪》（The Guilt of Nations），他說：「不管不公不義是多久以前發生的，它的正當化只會鼓勵其他壞事，因此才會主張回復原狀」（A principled argument in favor of restitution is that no matter how long ago the injustice occurred, its legitimation only encourages other wrongdoings.）值得一讀。
*《民報》 2017/0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