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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小國的典範有希臘城邦（西元前12世紀-西元6世紀）、以及義大利城邦（西元9-15世紀）；在『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 1648）簽訂之後，小國正式獲得保障。英國、普魯士、奧地利、以及俄羅斯在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6）以強權之姿凌駕法國，其實，頂多再加上義大利，其他的國家都是小國；在19世紀中葉，強調國力的強權體現民族國家的概念，小國被認為過時而稍挫，特別是日耳曼諸邦在1871年統一；進入20世紀，小國的出現有三波，包括奧匈帝國在一次大戰後解體（1919）、英法等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1950-60年代）、及蘇聯在冷戰結束後解體（1989），相繼加入聯合國、或是歐盟。 瑞典學者Olav F. Knudsen以國家的生命循環（生老病死）來說明小國的醞釀、出現、生存、以及消失。首先，人類的政治單位由部落、城邦、王朝、帝國、到現代的民族國家，並沒有一定的發展模式，不過，大致上是向心、以及離心兩種力量的拉鋸戰，一方強力吸納、另一方則抗拒倚賴。具體而言，小國的起源則有三種方式：帝國或強權盛極而衰帶來的分離、城邦的結合、或是孤立的地理位置（譬如島嶼、或半島）。接下來，小國的生存決定於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面對挑戰，是否能夠進行調適而確保安全；由歷史看來，小國宛如風中的菅芒，即使有時必須隨風搖擺，卻未必注定會被吞噬。 美國學者Robert L. Rothstein指出，小國的地位終究在1890-1915年之間逐漸確立，可以歸納為三大因素，包含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動、理想主義思潮的抬頭、及軍事科技的長足進步。首先，由於維也納會議所帶來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逐漸崩解，原本列強的均勢機制轉為相互對峙，雙方旗鼓相當、軍力錙銖必較，連巴爾幹半島的小國羅馬尼亞都競相要拉攏；此外，強權自顧不暇，不願意得罪小國背後的大哥，對於不傷大雅的逾矩行為裝聾作啞，讓小國無意中有時竟然可以水漲船高。 再來，在現實政治退卻之際，伴之而來的是理想主義從1848年以來的擴散，包含民族自決權、自由主義、民主、平等、及國際主義等理念，這些社會及政治思潮的革命侵蝕過往權力政治的正當性，並且為嶄新的國際體系奠定知識的基石，同時為小國的崛起鋪路，也讓這些國家有發聲的機會。特別是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國際聯盟取代強權的支配，至少小國在形式上（大會）可以跟大國平起平坐、甚至於偶而在理事會可以發揮影響，大國、小國都可以貢獻並受惠於集體安全對於侵略者的制裁，眾人鳴鼓而攻，也因此，小國不再囿於屈從的行為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尊嚴、以及真正的主權獨立。 隨著軍事科技在20世紀的發展，有形的力量黯然失色，特別是過去強調步兵的作戰方式，小國未必只能任人擺佈、甚或束手就擒。換句話說，國家光靠武力是不夠的，還必須考量工業能力、地理位置、以及內部生存的能力，尤其是小國的各種無形力量（軟實力、巧實力），包括對於美好生活的堅持、以及預期並掌握良機的能力，可以彌補軍事力量的不足。那麼，對於強權來說，小國不再是無關緊要、無助的棋子、或是惱人的障礙，而是國際社會上積極的主體，可以透過說服，嘗試對大國發揮影響力。
*《民報》 2017/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