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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1868）之後，日本對外躍躍欲試，在1874年以54名琉球宮古島船難漂民在1871年被台灣原住民族殺害為由出兵台灣，也就是「牡丹社事件」。事後，日本與中國簽訂『北京專約』取得琉球的主權，進而在1879年逕自將琉球納為沖繩縣。一般的解釋是日本打算以領土擴張來擠身強權之列，台灣只是牛刀小試，另外，政府也有轉移內部異議的用意，與其大張旗鼓攻打韓國、不如藉口膺懲中國的邊陲。美國外交官在幕後火上加油，色厲內荏的政府則相當曖昧。 中國在鴉片戰爭（1839-42）後被迫開放通商口岸，西方國家船隻頻繁穿梭台灣海峽，偶有觸礁擱淺沈船，不免貨物遭受打劫、甚至於人員被劫持勒索。美國在1844年跟中國簽訂『望廈條約』，取得五口通商口岸。在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沈沒、船員上岸幾乎全數遇難，無能的中國官府消極以待，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無功，後由駐廈門領事李仙德（Charles W. LeGendre）與瑯嶠（恆春）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簽訂『親善盟約』（1869），約定不再攻擊西方人。 由培理（Matthew C. Perry）將軍強迫日本開國（1853）、到簽訂通商條約（1858），美國軟硬兼施、循循善誘；終究，美國對於遙遠的東亞鞭長莫及，不願意付出太多的心力，頂多以和事佬自居。在1871年，日本與中國簽訂『修好條規』，美國駐日公使德隆（Charles E. DeLong）擔心雙方進一步結盟，鼓吹日本擴張韓國、及中國，希望能將日本拉向美國、以及西方陣營；不久，琉球宮古島漂民在瑯嶠登陸遇害，他鼓勵日本出兵台灣、甚至不惜與中國開戰。 李仙德在1866年被派到廈門，羅發號事件後四次前來台灣勘查，寫了一本小冊子《原住民族福爾摩沙是中華帝國一部分嗎？》（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因為老是越級報告而惹惱駐中國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回華府過境日本，德隆說服擔任顧問，日本人甚至於不排除任命為總督。李仙德告訴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中國自知台灣不保，不如由日本出面接手統治；他判斷只要兩千兵力就足以攻下台灣，副島則表示可以輕易地出兵一萬。 當美國政府獲悉日本即將興師問罪，禁止國人介入日本軍事行動，李仙德乾脆辭職投效日本，在1873年隨副島前往中國交涉修訂『修好條規』，中國視之為眼中釘。副島因為征韓論政爭而下野，李仙德繼續向内務大臣大隈重信提供建言，主張日本為了抗拒英國及俄羅斯必須擴張。李仙德為了安排運兵船隻前往廈門，被美國領事J. J. Henderson逮捕，因為無法可罰，他很快獲得釋放，立即跟隨大久保利通前往中國談判，遊說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F. Wade）調停。 中、日雙方無意擴大事端，簽訂『北京專約』（1874）。談判後，李仙德跟大隈重信分析，儘管賠款金額不足，日本陸軍跟海軍在遠征獲得寶貴的經驗。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大惑不解，為何「中國願意花錢讓人家侵門踏戶」（China’s willingness to pay to be invaded）？總之，日本透過牡丹社事件，攻打台灣，雖然並未如願在東南隅建立軍事殖民地、卻取得琉球，應該是伐得來；二十年後，日本在甲午戰爭打敗中國，這回不再客氣，大方開口需索台灣。 在1909年，已經離開政壇擔任早稻田校長的大隈重信提及：「李仙德主張日本應該併吞韓國、台灣、以及滿州，半包圍中國、威脅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成為亞洲的領導者」。大隈重信還有印象，西鄉隆盛、以及副島種臣過去時常找李仙德聊天，就不知他對於征韓武斷派的思想有多大影響。李仙德究竟是煽風點火，還是宛如《法櫃奇兵》中的印第安那·瓊斯，只是追逐名利的冒險家？此番，美國隔岸觀火、維持中立，只不過未來，雙方為了稱霸太平洋不免一戰。
*《民報》 2017/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