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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本來說，古老的中國文明猶如希臘、羅馬遺緒之於北歐，特別是在大唐盛世，日本政府遣送優秀的年輕人前往中國吸收知識，回國後成為社會的菁英。從三國時代起，日本不免作為中國的朝貢國 ；在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兩度發兵征服日本失敗（1274、1281），中國自是日本戒慎小心的巨鄰。在明神宗萬曆年間，豐臣秀吉兩度出兵朝鮮，最終目標是中國，最後因為病死而止（1598）。儘管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中國儒家思想在江戶時代完成本土化，朱子、陽明儒學成為日本的道德規範。進入十九世紀，中國（大清）被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瓜分，日本也面對美國鐵殼黑船的叩關，前者展開自強運動、後者則進行維新運動，儘管兩國在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約』，終究還是兵戎相見 。 早在1874年，日本初試啼聲，以琉球船員被台灣原住民族殺害為由出兵台灣，也就是「牡丹社事件 」；當時，日本有人力主併吞台灣，不過，前往北京與李鴻章交涉的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主張和解，簽下『北京專約』，以「保民義舉」間接取得琉球的主權。在1879年，日本將琉球納為沖繩縣，中國抗議未果。雙方正式翻臉則是為了中國的藩屬韓國。對於日本來說，隔著對馬海峽的韓國如同芒刺在背，至少應該納為勢力範圍，主戰派甚至於主張動武。在1875年，日本仿效美國，以武力逼迫韓國簽訂『江華條約』（1876），表面上承認韓國獨立，實質上將韓國脫離中國的朝貢體系。 面對日本的挑釁，中國抗議無效，只好說服韓國跟西方強權依樣畫葫蘆簽約，同時強化跟王室的關係；相對地，日本則跟改革派兩班貴族結盟，並邀請韓國人前來留學。在1884年，改革派官員發動政變，中、日雙方心有旁騖，暫時以簽訂『天津條約』（1885）作為緩兵之計。此後十年，中國任命袁世凱為駐朝鮮總督，積極擴張通商，日本日益心焦。 在1890年代，日本的安內攘外政策開始見到成果，西方強權在1894年同意結束治外法權，半個月後向中國宣戰、發動甲午戰爭。雙方的引爆點是東學黨之亂，韓王要求中國派兵平亂，日本擔心俄羅斯藉機往南擴張，決定先下手為強，以中國違反協議為由孤注一擲出兵，試圖一舉取代中國在韓國的地位；沒想到，日本不僅佔領大部分韓國，還進軍南滿州，更配合英國攻下山東半島的威海衛，隨時可以攻取北京，中國只好羞辱地簽下『馬關條約』。 中國甲午戰敗，意味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1861-95）徹底失敗。日本予取予求，中國在『馬關條約』除了被迫承認韓國獨立，還答應賠償軍費以交換威海衛的歸還，並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日本要求遼東半島的理由是為了捍衛在韓國的地盤，俄羅斯則認為此舉將威脅本身在滿州的利益；俄羅斯在法國、以及德國的撐腰下表示不惜一戰，要求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由於英國、以及美國並無意願奧援，日本不得不吞下尊嚴讓步，眼看煮熟的鴨子飛走。李鴻章簽下條約後嘆道：「日本將成為終世之患！」 對於中國來說，竟然敗給彈丸小國日本，當然是奇恥大辱；至於『馬關條約』，失去藩屬朝鮮也就罷了，竟然被迫割讓跟日本並無任何瓜葛的台灣，是可忍、孰不可忍。儘管如此，由於文字相近，中國依然以日本為現代化的榜樣，譬如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重臣張之洞，他在《勸學篇》〈遊學〉一章中（1898）寫著： 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 上為俄，中為日本，下為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也難怪，光緒皇帝進行戊戌變法（1898），還召見伊藤博文表示：「貴我兩國，同在一洲，居至親至近之地。今我國正值變法之際，必要處，還欲一聞貴爵之高見。希貴爵深體此意，就變法之顺序、方法等事，詳細告知朕之總理衙門之王大臣。」不久，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事實上，一直到滿清被推翻之前，中國的新政還是師法日本；進入二十世紀，當時就已經有100名學生前往日本就讀，在短短四年內，人數成長為800人，連滿清政府都鼓勵留學日本念軍事學堂。
*《民報》 2017/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