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赦免權（clemency）包含特赦（pardon）、大赦（amnesty）、緩刑（reprieve）、以及減刑（commutation），這是一種行政權（executive power），用來免除、或是減少司法判決的刑期。就司法制度的發展而言，處罰跟赦免的歷史一樣久遠，可以追溯自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舊約聖經記載著上主對於人類的垂憐，新約聖經更描繪著羅馬總督般雀比拉多（Pontius Pilatus）赦免強盜、卻判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而教會的贖罪券更引發了宗教改革。目前，除了中國，世界各國的憲法都有赦免權的規範。 英國開發北美洲之初，為了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將赦免的罪犯運往殖民地開墾，甚至於，當時日正當中的海軍有不少水手是死刑犯。『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著：「除了彈劾案之外，他 [總統] 有權對於違犯合眾國法律者頒發緩刑和特赦」。總統的赦免權不受司法、或是國會限制，希望他╱她在必要的時候，能夠有效率地進行赦免。美開國元勳漢密爾頓在《聯邦論》（Federalist Papers）倡議，賦予總統赦免權是為了恢復國家的寧靜（tranquility of the commonwealth），以免社會分歧終至無法化解。 從獨立建國開始，美國總統的赦免對象主要是叛徒，譬如亞當斯總統赦免賓州抗稅農民的死罪、傑佛遜總統赦免獨立軍的逃兵、及麥迪遜總統赦免拉菲特海盜，主要的用意是代表戰爭結束後的和解。在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特別向特赦南軍的支持者，用來降低抗爭，戰後，安德魯·傑克森總統赦免南軍的領導者，格蘭特總統也採用特赦來著手社會重建。越戰結束後，福特總統大赦二十一萬名逃兵，包括拳王阿里。 站在「應報正義」（retributivist justice）的角度，違法必須處理符合比例的處罰，也就是以牙還牙的傳統，以防止同樣的犯行。只不過，即使再完備的司法制度，難免有疏漏的地方，因此，如果是技術犯規，譬如布農族獵人王光祿為年邁母親狩獵遭判刑，短期內修法不及，行政特赦是可行的。另外，如果是為了道德上的理由，譬如從事安樂死、或是因為宗教信仰拒絕當兵，即使犯罪（crime）、未必是罪惡（sin），這種良心犯也往往是特赦的對象。 美國聯邦作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Biddle v. Perovich（1926）說，赦免不是恩賜（act of grace），最終決定是否赦免的是能否有助於社會福祉（social welfare）。當年福特總統特赦尼克森，並非徇私，也不是擔心尼克森在國人皆曰可殺之下未能獲得公平審判，而是希望國家能儘管走出政治紛擾，快刀斬亂麻，免得因為司法過程的延宕撕裂社會。更重要的理由是，福特認為尼克森身為總統，被迫下台已經是最嚴厲的處分。 有關於蔡英文總統是否赦免前總陳水扁，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在十月所作的調查，社會有相當大的分歧，包括他是否受到公平審判（46% vs. 38%）、馬英九前總統是否干預審判（43% vs. 46%）、以及這是否為政治迫害（35% vs. 57%）。根據一些名嘴的說法，如果一直在討論是否特赦阿扁，恐怕會造成社會對立，我們不以為然，我們主張，就是因為司法程序沒完沒了，才要考慮特赦的必要性；如果因為社會有分歧就不去討論、或是對話，那是鴕鳥。 誠然，總統是否特赦是政治裁量，必須對選民負起政治責任。一般而言，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前途，多半在下台之前才大肆特赦。然而，對於政治家而言，赦免不僅是權力、更是一種義務。陳水扁當然不是基督，不過，我們總不希望又看到比拉多，洗手後雙手一攤、一付無辜狀，把責任推給暴民。
*《民報》 2016/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