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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跨越兩個外來政權，是國民黨「催台青」政策下的樣版，由於出身美援機構農復會（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委會的前身），技術官僚的色彩比較強，被認為沒有政治威脅，因而超越邱創煥、以及林洋港等台籍政客。原本只是國民黨政府用來安撫台灣人的暫代品，沒想到欽定接班人孫運璿在1984年中風，李登輝一路由台北市長（1978-81）、台灣省政府主席（1981-84）、做到副總統（1984-88）。蔣經國於1988年初病逝，李登輝無預警接班，又由代理到真除國民黨主席，逐步推動台灣的政治民主化。 面對國民黨保守派（非主流派）的掣肘，李登輝結合黨內開明派、以及本土派成為主流派，先在驚濤駭浪中走過「二月政爭」，接著年由老國大選上總統，任命軍頭郝柏村為閣揆，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逼退坐大的李煥。在「三月學運」後，李登輝順勢號召民進黨召開「國是會議」，先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展開一系列的修憲（1991, 1992, 1994, 1997），特別是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奠定目前的憲政體制，或稱「中華民國在台灣」。 由於被視為惡紫奪朱，李登輝只好以政領黨，藉著黨國體制的威權遺緒，主導台灣的民主化，同時提高本身的統治正當性。在1980年代後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亞洲，菲律賓（1986）、以及韓國（1987）相繼民主化，中國又在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李登輝如果不能主動從事政治改革，恐怕國民黨政權不保。或許是珍惜台灣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有可能出於曲線的人生哲學，李登輝採取漸進的改革模式、騎驢找馬，制度上新舊並存，包括國會選舉制度採取混和制，而憲政體制雖然朝向總統制，不過，由於憲法上還有最高行政首長閣揆這塊盲腸，權責上仍有爭議。 就國家定位上，李登輝不願意延續國共鬥爭，希望能以「兩個中國」來框架彼此的關係，未被對方接受，只好以「兩個地區」來虛與委蛇，也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1992）所謂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到下台前，李登輝提出「兩國論」（1999），也就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早就已經是「國家與國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依然不脫「兩個中國」的思維。 在論述上，李登輝將外來政權的「內地化」改弦更張為「本土化」，所謂的「新中原」、或是同心圓般的「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表面上仍然以正統的中國人（或是華人）自居，其實是嘗試用世界來沖淡中國的羈絆，也就是「台灣化」的努力，難怪被中國、及統派當作頭號戰犯。只不過，李登輝認為台灣已經獨立、所以沒有必要推動台獨，或稱「獨台」、「B型台獨」。他或許是出於務實的考量，不願意捲入「台獨＝台毒」的污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接受「獨立是指由某國獨立出去」的狹義解釋，台灣目前不接受中國統治、當然沒有獨立的課題。僅管如此，獨派多半視之為盟友，尤其是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 陳水扁在2000年贏得大選，李登輝被同志逼辭去國民黨主席，次年，又因為替台灣團結聯盟站台而被開除黨籍。大體而言，他對於政黨政治的想像是兩個本土政黨的理性競爭、而非藍綠陣營你死我活；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四分五裂，衍生新黨、親民黨、台聯，甚至於馬王「九月政爭」，不是因為討厭他而出走、再不然就是背後有他的影武。李登輝在2004年的「二二八百萬人手牽手護台灣」助陳水扁一臂之力，日後摩西與台灣之子父子成仇，應該是始料未及。 由於接受日本教育，李登輝在所不免受到日本思潮影響，譬如「國家正常化」，間接左右游錫堃擔任民進黨主席時所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2007）。在政治光譜上，他被視為國民黨本土派的精神導師，五連霸的國會議長王金平不說，蔡英文政府也有他的人馬，連標榜白色力量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必須請益。照說，國民黨延攬的本省籍政治人物經過反覆查核，有一定的奴才性格，唯有李登輝英雄造時勢，打著藍旗反藍旗，應該也是日本的人生哲學。由等待杜鵑啼的德川家康、到策動薩長同盟的坂本龍馬，猶如川流不息。
*《民報》 2016/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