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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電影搞笑呈現蘭嶼達悟族反核抗爭片段，由於揶揄中帶有貶抑的調調、而非不傷大雅，引起原住民族的反彈。根據現有的法規，被侵權的受害者必須是個人，因此，凡是對於族群集體的羞辱，無法透過法律途徑來討回公道。其實，在陳水扁執政期間，民進黨政府曾經嘗試制訂『反歧視法』，卻因為朝小野大無疾而終。此回，時代力量黨團召開公聽會，疾呼『反歧視法』刻不容緩，不過，也有文化工作者舉美國的憲法及判例，質疑此舉是否因此會造成寒蟬效應、侵犯言論自由。 我們知道，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伏爾泰的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大家耳熟能詳，而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1948）、以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也都明文保護。我們由威權統治一路走過來，從黨外雜誌到地下電台，無非要突破國民黨政府對於言論的箝制，當然知道言論自由的珍貴，尤其是自由雜誌鄭南榕因此引火自焚，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大家銘記心頭，不會走回頭路。 然而，言論自由並非無限上綱，這也是普世所公認，任何人也不能仗恃言論自由來侵犯別人的權利。事實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3條）揭示：「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另外，該公約第17條規定：「一、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該公約（第20.2條）又進一步規範：「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換句話說，國家有責任立法保護人民不受不當言論的攻擊。 誠然，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所通過的，特別規定國會不得制定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只不過，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歷年來的判例，言論自由是受到下列限制：鼓吹會造成明確而立即危險的暴力、不實陳述（含毀謗）、淫穢猥褻、兒童色情、以及羞辱或是攻擊性語言用字。根據聯邦最高法院的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判例（1942），攻擊性用字不受憲法保障。另外，除非是針對公眾人物的政治諷刺、或是杯葛，如果是會造成個人不舒服的言論，不管是刻意、還是魯莽，也有可能不受保護。至於議者所提Texas vs. Johnson（1989），其實是針對焚燒國旗的抗議，認為屬於象徵性言論而加以保護。 就『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務運作來看，對於言論限制有三項要求。首先，簽署國必須立法明確規範、充分告知，以免賦予行政部門過多的裁量；接著，言論限制必須為了保障正當的重大利益，包括個人的權利、以及公共的利益；再來，這些限制是為了達成前目的所必要的，也就是得失必須合乎比例原則，以免連正當的言論都被打壓。 既然無法期待社會自制，不少民主國家都有反歧視的法律，包括澳洲、比利時、加拿大、德國、荷蘭、紐西蘭、英國、以及美國等等，而聯合國還特別針對種族、族群歧視，提供各國立法的參考模組。當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們不可能期待反歧視法可以立竿見影，還必須仰賴教育、以及媒體的努力。至於議者所謂「透過立法限制任何言論，都可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難以返復的傷害、且易殃及池魚」云云，很難說不是犯了稻草人的謬誤。 最後，我們引用英國政治哲學家Bhikhu Parekh（印度裔、在2000年封爵）的一段話作為結語相互勉勵： 儘管言論自由是重要的價值，並非唯一的價值，因為尊嚴、平等、不受稍擾或脅迫、社會和諧、相互尊重、以及捍衛個人的名字跟榮譽，也都是過好日子的重心、值得保障。由於這些價值在本質上、或是在特定的脈絡下可能衝突，所以必須取得平衡。 Although free speech is an important value, it is not the only one. Human dignity, equality, freedom to live without harassment and intimidation, social harmony, mutual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one’s good name and honour are also central to the good life and deserve to be safeguarded. Because these values conflict, either inherently or in particular contexts, they need to be balanced.
*《民報》2016/02/29。 |